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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荷兰皇家壳牌石油公司和神华集团宣布双方将共同在宁夏自治区建设一座煤液化工厂的先期研究工作。如果这项为期三年的研究进展顺利，那么这家预计需投资50亿至60亿美元的工厂将成为中国最大的外商投资项目之一。
消息传出，业界哗然，因为它再度拉开了中国煤变油市场的外资逐鹿的序幕。
众巨头蜂拥中国煤变油市场
事实上，早在2004 年 11月 15 日，壳牌中国集团在北京就与神华集团和宁夏煤业集团签了一项协议，计划分别在陕西和宁夏建设两个间接液化工厂，首期投资规模均为年产油品300万吨。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结果不是很尽如人意。
此次壳牌卷土重来，大有不拿下不罢休的态势。根据双方协议，该项目分别由壳牌旗下的天然气和电力开发有限公司和神华集团的宁夏煤业有限公司负责实施。其中，壳牌拥有领先的煤炭液化技术而凸现优势。神华宁夏煤业集团公司董事长张文江就认为，“凭借神华和壳牌的资金、技术以及人才优势，将有助于宁夏煤炭间接液化项目的成功。”
实际上，对我国煤变油产业如此蜂拥而来的外国公司并不只有壳牌。南非著名的沙索公司上个月就已经宣布将和神华开展合作，旨在确定陕西省一个日产8万桶油的煤变油项目的可行性。此外，双方还为宁夏另外一个日产8万桶油的煤变油项目签署了协议。该公司发言人约翰·冯·里德表示，中国很适合发展煤炭液化业，宁夏和陕西的经济增长也将受益于该项目的刺激。美国皮伯第能源公司执行副总裁理查德·怀丁也乐观的认为：“中国政府迟早会批准一些项目。”为此，总部位于圣路易斯的皮伯第能源公司刚刚在北京设立办事处。
据报道，就连一向和我国开展能源竞争的日本也“一反常态”，其计划向中国等亚洲国家提供液化煤技术，旨在减少全球对原油的依赖。
这种趋势足见中国煤变油市场唯有巨大的潜力与吸引力，才能引来“英雄竞折腰”。
欲说还休的煤变油
近日，据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的一份报告称，目前已有近30个煤炭液化项目进入详细规划或可行性研究阶段，预计产量相当于中国目前石油需求的10%。
可以说，“煤变油”在中国的产业化前景非常乐观，快速增长的能源需求、多煤少油的资源禀赋和经济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等都是决定中国 “煤变油”战略的必要条件，对“煤变油”战略持积极态度的神华集团副总经理张玉卓如是认为。
的确，煤炭、石油均是人类大规模使用的常规能源，煤炭储量虽为石油的20倍左右且开采方便，但与石油相比煤炭逊色得多:固体燃料，运输不便，燃烧效率低，灰渣多，污染环境。因此，长期以来，世界上的技术界就都致力于煤炭气化、液化技术的研究，旨在有一天煤炭能经济地替代石油，
尤其在多煤的中国，煤炭一直占据能源结构的70％以上，以燃烧为主的煤炭利用方式已在中国造成了严重的酸雨、粉尘污染。专家们认为，“煤变油”技术的推广将大大缓解中国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专家还认为，中国具备汽车消费能力的人口日益增加，这将使石油消费继续大幅度增长，而目前国际石油价格的剧烈波动使“煤变油”成为中国解决石油安全问题的战略选择。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大东就认为，今后30年国际石油价格将继续呈上升趋势，通过煤液化合成油是实现中国油品基本自给的现实途径之一，因此要加快推进“煤变油”战略，保障中国的能源安全。
而从技术条件上看，我国不仅具备了基本的“煤变油”的生产技术，而且是一个煤炭资源十分丰富的国家，已探明储量达一万多亿吨，年产量约10亿吨左右，且每吨价格远低于石油，人力资源也相当便宜。这些将对我国“煤变油”生产的日益工业化起到重要作用。
然而，即便有此种种便利条件，发展中国的“煤变油”产业一直就存在强烈的反对声音。
首先是投资规模过于巨大。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大东介绍说:“当前煤变油的投入产出比仅从设备来讲，生产1万t油就需要1亿元的投资，而沿海炼油厂扩建的投入产出比是每增产100万t油投资不能超过10个亿，也就是说，每1万t的投入是1000万元。两笔账一算，煤炭液化投资过巨，没有利润可言。”目前各地准备上马的项目总投资规模达到了1200亿元之巨，风险之大可想而知，他忧心忡忡的说。
其次是成本和收益具有不确定性。此前虽然中科院山西煤化所突破了煤变油关键技术，可使催化剂在吨油中的成本有所降低，然而这只是成本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煤炭价格。有关企业在启动“煤变油”技术的时候，可行性方案中的效益一项是按照煤价90元/t来计算的，在云南先锋煤变油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原料煤的成本甚至只有81.9元/t。时至今日，煤价已涨了3倍多。近几年煤炭价格波动幅度之大，前所未有，而波动幅度更大的是石油价格。
因此，从长远看，很多“煤变油”项目未必能够保证长期盈利和高效运转。此前，云南、黑龙江、内蒙古、山东、贵州都在筹划自己的“煤变油”项目，就是由于风险太大，均被国家叫停，决策部门希望等神华的工业化示范项目效果出来后再定，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浪费。
“煤变油”产业化的发展还存在自主知识产权的问题。最后还有国家的战略规划和产业政策风险。目前国家还未正式出台“煤变油”行业发展规划，煤变油产业能否在“十一五”期间成为国家重点工程，除神华集团之外的第二个煤变油产业项目将花落谁家，哪些省区将列入国家战略布局，这一切都是未知数。
这些都使得“煤变油”产业化的发展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中国能源安全与利益的博弈
面对蜂拥而止的外国公司，国内专家还特别指出，我国的相关部门和公司依然要保持冷静，避免错误投资使我国的能源安全状况更加恶化。
这绝非危言耸听，因为石油市场的价格有虚高的意味。在去年底，欧佩克的产油成本依然在6美元/桶之内，全球平均还不到15美元/桶。欧佩克代理秘书长巴尔金近日表示，欧佩克正在加紧生产。截至2010年，供应增长将满足甚至超过需求的增长。因此，国际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能源问题专家牛犁透露，在美元不断贬值的背景下石油的价格可能会有较大的波动。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也指出，一旦中国大举上马煤变油，对其它石油进口国只有好处，没有风险。而中国却时刻面临着油价下跌，煤炭稀缺、资源浪费、环境恶化等风险，后果不堪设想。这也是包括美国和日本不愿意在自己国家开展煤变油的根本原因。
这些都是我们发展煤变油产业时不能不慎重考虑的因素。
鉴于此种种原因，专家普遍认为，国家煤变油产业发展一定要积极、稳妥实施。各地政府在发展煤化油战略时，要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按照一体化要求，在有相当工业基础的地方，统筹资源配置，包括煤炭、水、土地等资源。如对煤炭和水资源的配置，南非公司是保证50年到100年的用量，我国也要保证在较长的时间内有资源用。尤其是对“煤变油”产业的推广中要注意下面诸多事项：
一是拓展融资渠道，解决资金问题。加快“煤变油”技术的产业化，中央政府必须加大投入，仅依赖某个地方政府或某些企业的投入还不现实，建议中央政府充分考虑“煤变油”技术产业化的实际，将其列入国家重点项目、重点扶持。同时作为新型产业的开发和建设，应积极引导国内能源(如煤炭、石油、化工、电力)以及其他行业有实力的大型企业或企业集团参与，通过国内金融市场和境外金融市场实现多种渠道、多种方式的融资。特别是对工业化示范项目，应通过政府资助、多边贷款、赠款和多渠道资本组合的方式筹集资金。
二是改革税制，提高产业化效益。由于“煤变油”原料成本占总成本费用的比例低，在现行税制下，企业需要缴纳的增值税很高；另外，由于产品主要是柴油，因此，企业还要缴纳可观的消费税。此两项税金将占企业销售收入的15%，企业的税务负担还是比较重。如果国家能够控制这两项税，制定适当的优惠政策，则将会使“煤变油”企业效益大大提高，也会同时增加外资投入的兴趣，所以，有必要在政策上给予适当的倾斜。
三是要技术创新，降低“煤变油”技术产业化成本。我国有企业曾打算引进南非萨索尔公司技术，但因不掌握核心技术，只能在外方的漫天要价中丧失“煤变油”最终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因此，在政府支持力度有限的情况下，项目的最终成功必须依靠技术创新，用我们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取代高昂的转让技术，才有可能降低“煤变油”技术产业化最终产品的成本。
消息传出，业界哗然，因为它再度拉开了中国煤变油市场的外资逐鹿的序幕。
众巨头蜂拥中国煤变油市场
事实上，早在2004 年 11月 15 日，壳牌中国集团在北京就与神华集团和宁夏煤业集团签了一项协议，计划分别在陕西和宁夏建设两个间接液化工厂，首期投资规模均为年产油品300万吨。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结果不是很尽如人意。
此次壳牌卷土重来，大有不拿下不罢休的态势。根据双方协议，该项目分别由壳牌旗下的天然气和电力开发有限公司和神华集团的宁夏煤业有限公司负责实施。其中，壳牌拥有领先的煤炭液化技术而凸现优势。神华宁夏煤业集团公司董事长张文江就认为，“凭借神华和壳牌的资金、技术以及人才优势，将有助于宁夏煤炭间接液化项目的成功。”
实际上，对我国煤变油产业如此蜂拥而来的外国公司并不只有壳牌。南非著名的沙索公司上个月就已经宣布将和神华开展合作，旨在确定陕西省一个日产8万桶油的煤变油项目的可行性。此外，双方还为宁夏另外一个日产8万桶油的煤变油项目签署了协议。该公司发言人约翰·冯·里德表示，中国很适合发展煤炭液化业，宁夏和陕西的经济增长也将受益于该项目的刺激。美国皮伯第能源公司执行副总裁理查德·怀丁也乐观的认为：“中国政府迟早会批准一些项目。”为此，总部位于圣路易斯的皮伯第能源公司刚刚在北京设立办事处。
据报道，就连一向和我国开展能源竞争的日本也“一反常态”，其计划向中国等亚洲国家提供液化煤技术，旨在减少全球对原油的依赖。
这种趋势足见中国煤变油市场唯有巨大的潜力与吸引力，才能引来“英雄竞折腰”。
欲说还休的煤变油
近日，据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的一份报告称，目前已有近30个煤炭液化项目进入详细规划或可行性研究阶段，预计产量相当于中国目前石油需求的10%。
可以说，“煤变油”在中国的产业化前景非常乐观，快速增长的能源需求、多煤少油的资源禀赋和经济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等都是决定中国 “煤变油”战略的必要条件，对“煤变油”战略持积极态度的神华集团副总经理张玉卓如是认为。
的确，煤炭、石油均是人类大规模使用的常规能源，煤炭储量虽为石油的20倍左右且开采方便，但与石油相比煤炭逊色得多:固体燃料，运输不便，燃烧效率低，灰渣多，污染环境。因此，长期以来，世界上的技术界就都致力于煤炭气化、液化技术的研究，旨在有一天煤炭能经济地替代石油，
尤其在多煤的中国，煤炭一直占据能源结构的70％以上，以燃烧为主的煤炭利用方式已在中国造成了严重的酸雨、粉尘污染。专家们认为，“煤变油”技术的推广将大大缓解中国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专家还认为，中国具备汽车消费能力的人口日益增加，这将使石油消费继续大幅度增长，而目前国际石油价格的剧烈波动使“煤变油”成为中国解决石油安全问题的战略选择。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大东就认为，今后30年国际石油价格将继续呈上升趋势，通过煤液化合成油是实现中国油品基本自给的现实途径之一，因此要加快推进“煤变油”战略，保障中国的能源安全。
而从技术条件上看，我国不仅具备了基本的“煤变油”的生产技术，而且是一个煤炭资源十分丰富的国家，已探明储量达一万多亿吨，年产量约10亿吨左右，且每吨价格远低于石油，人力资源也相当便宜。这些将对我国“煤变油”生产的日益工业化起到重要作用。
然而，即便有此种种便利条件，发展中国的“煤变油”产业一直就存在强烈的反对声音。
首先是投资规模过于巨大。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大东介绍说:“当前煤变油的投入产出比仅从设备来讲，生产1万t油就需要1亿元的投资，而沿海炼油厂扩建的投入产出比是每增产100万t油投资不能超过10个亿，也就是说，每1万t的投入是1000万元。两笔账一算，煤炭液化投资过巨，没有利润可言。”目前各地准备上马的项目总投资规模达到了1200亿元之巨，风险之大可想而知，他忧心忡忡的说。
其次是成本和收益具有不确定性。此前虽然中科院山西煤化所突破了煤变油关键技术，可使催化剂在吨油中的成本有所降低，然而这只是成本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煤炭价格。有关企业在启动“煤变油”技术的时候，可行性方案中的效益一项是按照煤价90元/t来计算的，在云南先锋煤变油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原料煤的成本甚至只有81.9元/t。时至今日，煤价已涨了3倍多。近几年煤炭价格波动幅度之大，前所未有，而波动幅度更大的是石油价格。
因此，从长远看，很多“煤变油”项目未必能够保证长期盈利和高效运转。此前，云南、黑龙江、内蒙古、山东、贵州都在筹划自己的“煤变油”项目，就是由于风险太大，均被国家叫停，决策部门希望等神华的工业化示范项目效果出来后再定，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浪费。
“煤变油”产业化的发展还存在自主知识产权的问题。最后还有国家的战略规划和产业政策风险。目前国家还未正式出台“煤变油”行业发展规划，煤变油产业能否在“十一五”期间成为国家重点工程，除神华集团之外的第二个煤变油产业项目将花落谁家，哪些省区将列入国家战略布局，这一切都是未知数。
这些都使得“煤变油”产业化的发展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中国能源安全与利益的博弈
面对蜂拥而止的外国公司，国内专家还特别指出，我国的相关部门和公司依然要保持冷静，避免错误投资使我国的能源安全状况更加恶化。
这绝非危言耸听，因为石油市场的价格有虚高的意味。在去年底，欧佩克的产油成本依然在6美元/桶之内，全球平均还不到15美元/桶。欧佩克代理秘书长巴尔金近日表示，欧佩克正在加紧生产。截至2010年，供应增长将满足甚至超过需求的增长。因此，国际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能源问题专家牛犁透露，在美元不断贬值的背景下石油的价格可能会有较大的波动。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也指出，一旦中国大举上马煤变油，对其它石油进口国只有好处，没有风险。而中国却时刻面临着油价下跌，煤炭稀缺、资源浪费、环境恶化等风险，后果不堪设想。这也是包括美国和日本不愿意在自己国家开展煤变油的根本原因。
这些都是我们发展煤变油产业时不能不慎重考虑的因素。
鉴于此种种原因，专家普遍认为，国家煤变油产业发展一定要积极、稳妥实施。各地政府在发展煤化油战略时，要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按照一体化要求，在有相当工业基础的地方，统筹资源配置，包括煤炭、水、土地等资源。如对煤炭和水资源的配置，南非公司是保证50年到100年的用量，我国也要保证在较长的时间内有资源用。尤其是对“煤变油”产业的推广中要注意下面诸多事项：
一是拓展融资渠道，解决资金问题。加快“煤变油”技术的产业化，中央政府必须加大投入，仅依赖某个地方政府或某些企业的投入还不现实，建议中央政府充分考虑“煤变油”技术产业化的实际，将其列入国家重点项目、重点扶持。同时作为新型产业的开发和建设，应积极引导国内能源(如煤炭、石油、化工、电力)以及其他行业有实力的大型企业或企业集团参与，通过国内金融市场和境外金融市场实现多种渠道、多种方式的融资。特别是对工业化示范项目，应通过政府资助、多边贷款、赠款和多渠道资本组合的方式筹集资金。
二是改革税制，提高产业化效益。由于“煤变油”原料成本占总成本费用的比例低，在现行税制下，企业需要缴纳的增值税很高；另外，由于产品主要是柴油，因此，企业还要缴纳可观的消费税。此两项税金将占企业销售收入的15%，企业的税务负担还是比较重。如果国家能够控制这两项税，制定适当的优惠政策，则将会使“煤变油”企业效益大大提高，也会同时增加外资投入的兴趣，所以，有必要在政策上给予适当的倾斜。
三是要技术创新，降低“煤变油”技术产业化成本。我国有企业曾打算引进南非萨索尔公司技术，但因不掌握核心技术，只能在外方的漫天要价中丧失“煤变油”最终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因此，在政府支持力度有限的情况下，项目的最终成功必须依靠技术创新，用我们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取代高昂的转让技术，才有可能降低“煤变油”技术产业化最终产品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