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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易卜生的戏剧,可谓是直面现实人生的戏剧,撞击的是19世纪挪威社会的敏感神经中枢,揭示的是当时挪威社会的核心矛盾和焦点问题。易卜生的戏剧作品具有普世性的意义和关注生态文明的特质,在其解构的色彩之下彰显了易卜生的现代意义。
关键词:易卜生 普世性 解构
中图分类号:J83 文献标识码:A
挪威作家易卜生是欧洲近代戏剧大师、现代戏剧之父,也是对我国现代文学产生影响最早和最深远的一个外国作家。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与互动的语境下,易卜生的戏剧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和普适性的指规。易卜生的《社会支柱》、《人民公敌》、《玩偶之家》、《群鬼》等蕴含着多重代码及现代意义。
一 解构与“真理”
易卜生戏剧的触角是直指社会政治、人生百态,其意图是揭示社会弊端、唤醒民众、呼唤正义和真理。易卜生戏剧的现代性是很强的,他的作品涉及的社会生活面很广。同时,观众、读者在欣赏和阅读中,会感觉到易卜生戏剧中正义和真理处在被解构的状态,邪恶犯罪、营私舞弊、道德败坏的人往往成为主角——“社会支柱”,而坚持正义的人往往成为少数人、被攻击的对象——“人民公敌”。那么,作者的意图是什么呢?笔者认为,这种解构,意在造成反讽的效果,使人产生一种啼笑皆非的感觉,戏剧的悲剧感被消解,使人们从中体味到“现代社会”的荒谬和可笑。正如匈牙利文艺批评家卢卡契所说:“他们很可笑,因为跟他们相比,那些没有道理的人反而是对的了。”
易卜生的戏剧《人民公敌》(1882),反映的是挪威一个小城的温泉浴场水质污染问题。剧情围绕浴场的开放或关闭、整修等问题展开争论。作为正义的一方是医生斯多克芒,他出于科学的精神和医生的道德良心,在城市报纸《人民先锋报》发表文章,披露了浴场的污染问题。作为城市利益的代表((市长、斯多克芒的哥哥则反对斯多克芒的做法。理由是城市的财政收入和市民的福利都在其中。在这里,就出现了多种与我们现代社会相同的社会问题:即保护环境与地方经济利益之间的关系、人民健康与经济效益孰重孰轻的问题等等。以市长为代表的是地方官僚,他们以局部的地方利益为重,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泯灭良心,不惜眼看每年大量的游客到小城的浴场疗养而染上疾病、小城市民的健康受到威胁。并拒绝斯多克芒医生提出的关闭浴场、进行整修的建议。这些官僚是把真理、良心踩在脚下,把金钱高举头上。在市民大会上,出于利益的考虑,原来支持斯多克芒的报纸和群众都倒向市长一边。在金钱和既得利益面前,人们动摇了、妥协了。正义和真理被抛弃。坚持正义的斯多克芒被市民宣判为“人民公敌”,而藏污纳垢的市长被大家热烈拥戴,因为他满足了人们的短期既得利益。在这里,使人觉得似乎这个社会没有了正义、真理,人们固有的正直、道德、良心被颠覆、解构掉了。
如果说,在这个充满欲望的小城(“潘多拉的盒子”)里唯一还有希望、有良知的人就是斯多克芒医生一家,他的妻子、儿女都支持他,欣赏他的科学家的良心、公共道德良知,但是,他们集体面临被拒绝、被围困的处境。斯多克芒医生最终发出了“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正是最孤立的人”的哀叹。虽然他在笑,但是苦笑。这也表明作者要把正义和真理坚持到底的决心。
在另一部易卜生的戏剧《社会支柱》(1877)中,真理和正义也被蒙上面纱,被消解了。在美丽面纱的掩盖下,作恶多端的商人博尼克被小城的人们公认为是“社会支柱”,游行群众宣布博尼克是“理想的公民,你是一切公民道德的模范”。而实际上,他是一个犯盗窃罪、道德败坏罪的罪犯。他让内弟约翰替他顶罪,约翰经过15年飘荡国外后,回到家乡。博尼克惟恐自己的罪恶暴露,一度想谋杀约翰。在这个社会里,正反颠倒、有罪的人如鱼得水、生意发达,被认为是为民造福的“社会支柱”,而无罪的约翰被称作罪犯。一种反讽的效果产生了。难道因为富有就高尚、正直吗,而贫穷就卑下、丑恶吗?最终,博尼克在别无选择情况下,只好出来忏悔。该剧把人们原来想象中的社会支柱的偶像瓦解掉,之前被解构的真理和正义又重新回来。正像剧中人所说的:“真理的精神和自由的精神才是社会支柱。”结尾博尼克的忏悔,表明作者易卜生的理想没有破灭,他坚信真理是永存的。
同样,《青年同盟》揭露史丹斯戈的丑恶行径。这个野心家不择手段、见风使舵,运用手段爬进青年同盟。他追求女人或放弃女人都是出于私利的需要。他告诉对手不要“阻碍我的前程”。在剧中,人人都知道他是个坏人。但是,在戏剧的结尾,正义和真理又解构了,因为有人预言:再过10年或15年,他“不是国会议员就是部长。”史丹斯戈这样一个恶棍能够在社会上存在下去,并且将来要做议员或部长,说明这个社会的漏洞和弊端是很大的。剧作家如此断言的目的是警醒世人。
《野鸭》(1884)也是易卜生一部具有象征主义色彩的戏剧。这个剧本同样也在探讨社会问题。虽然剧作家自己说这个剧是在做一个新的艺术尝试,但社会的责任感在作品中顽强地存在着。格瑞格斯是富商威利的儿子,他厌恶父亲的荒唐、放纵和虚伪。当他十几年后回到父亲家时,发现罪恶仍然存在,父亲还被周围人当做一个正人君子、恩人。格瑞格斯决心要揭穿父亲的真实面目、揭穿儿时朋友雅尔马家庭的虚假温情和幸福。雅尔马妻子基纳曾经是威利的情妇,有身孕后嫁给雅尔马,并生下威利的女儿海特维格。格瑞格斯天真地以为揭示内幕能使其夫妻情感提升。但实际上造成了威利的女儿海特维格的自杀。剧中有人称格瑞格斯是得了“正直病”、“民族病”。格瑞格斯揭示内幕、还事实本来面目的做法到底对还是不对?答案是悲观的。格瑞格斯澄清事实所带来的只是死亡和家庭更加破败,而邪恶的商人威利毫发无损。在这里,正义被消解、真理被边缘化了。面对强大的社会腐败力量,格瑞格斯只能说做“饭桌上的第13个客人。”通过这个剧作我们可以洞见易卜生对社会问题的态度由嫉恶如仇到无可奈何的转变过程,也说明了社会罪恶存在的普遍性。
如上,在易卜生的戏剧中,大都隐藏着一个或几个罪恶在其中,需要正直的人们去伸张正义,匡复真理。
二 边缘化与女性
在易卜生有关家庭、婚姻题材的戏剧中,作者关注的焦点是女性的家庭和社会地位问题,如《玩偶之家》、《群鬼》等。虽然这类戏剧女性在作品中占有重要位置,但这些女性在情节中客观上被边缘化的倾向是明显的,在剧中人看来,女性只是男人的附属品,处于非中心地位,这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中习见的传统观念。在《玩偶之家》、《群鬼》中的娜拉和阿尔文夫人的地位就是如此。《玩偶之家》中的娜拉,在戏剧开场时,她自己也觉得家庭生活很幸福、美满,丈夫海尔茂很爱自己。实际上,娜拉在暗地里为海尔茂做了很大的奉献和牺牲。为了给海尔茂看病,她不惜向别人借钱,甚至牺牲自己的名誉而冒名签字。而债主不断威逼她还钱。这一切都是在暗中进行的,海尔茂不知道。海尔茂只认为娜拉是一个玩偶式的家庭主妇,像对待小孩子一样对待她,称她为“我的小鸟”、“小松鼠”,觉得娜拉只会花钱。而娜拉丰富、宽广、富于牺牲精神的内心世界被漠视、边缘化,如果不“东窗事发”,娜拉不会出走,人们永远不会知道她的深刻思想和个人价值。在戏剧的结尾,娜拉才从边缘走向“中心”,海尔茂开始正视自己的妻子。可以说,易卜生也是一个很早的女权主义倡导者。
《群鬼》中的阿尔文夫人,在戏剧开始时,先展示了她高兴的一面:儿子欧士华从海外学成归来,她很开心。儿子决定留在家里,她觉得自己有人陪伴了。但是,在她反对儿子与异母妹妹吕嘉纳相爱时,戏剧冲突展开了。儿子对阿尔文夫人的态度,说明阿尔文夫人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是处在边缘的位置。儿子根本不了解母亲的苦心,认为母亲把自己送到国外是图清闲,而她自己“过得很好”。他不知道母亲是忍受了很大的痛苦才决定使他远离荒唐、羸患梅毒的父亲阿尔文。当时的社会需要阿尔文夫人淹没自己、以丈夫家庭为中心,否则,她就不能被认为是个好妻子、好母亲。“她的地位是由丈夫和孩子决定的,妻子和女人义务的观念要求她尽本分。家庭的理想要求她默默地忍受着。” 在十几年里,她主持家庭的一切事务,牧师以为她过得很幸福。十几年后,通过阿尔文夫人的回忆,才真相大白。牧师了解到阿尔文夫人的痛苦并没有减轻,只是转移了自己的注意力、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这时,至戏剧结尾时的阿尔文夫人,又从家庭的边缘走向中心,但这个“中心”已是被瓦解掉的千疮百孔的所在——儿子欧士华因为染上与父亲同样的梅毒而痴呆。这样的写法,能够产生强烈的戏剧冲突,便于情节矛盾的展开,与人们惯常的思维形成反差,造成强烈的悲剧效果。
《玩偶之家》、《群鬼》中,那些貌似被爱着并幸福着的女人,实际上是被边缘化的。女人们承载了更多家庭和社会的重负,但却不被人理解和重视。只有当娜拉们“咣”地一声摔门离家出走的时候,人们才开始正视妇女问题,这是作家为人们敲响的警钟。
三 普适性与现代性
易卜生是现代社会的戏剧大师,其作品所蕴涵现代性和普适性是令人惊叹的。其戏剧所揭示的社会矛盾和焦点问题,迄今为止还适用于现代社会。那么,什么样的社会背景和人文环境以及个人经历,使易卜生的作品具有了如此的广谱效应呢?
我们知道,19世纪下半叶,挪威发生了重大的社会变革。经济与社会结构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而有所改变。个体与群体的关系问题、竞赛双方的费厄泼赖(fair play,公平竞争)成为人们追捧的目标。“挪威的农民不像丹麦和瑞典的农民那样,从未成为农奴,而挪威的小市民又是出身于自由农。欧洲的反动势力在滑铁卢胜利之后,挪威是唯一保住了一部民主宪法的国家。”浸润在充满自由精神和民主气氛中的易卜生,自然更多地反映出他为作家所应有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和抗争精神。在他的戏剧中,有关现代社会存在的问题的书写,如环境污染、社会中的营私舞弊现象等等,涉及的范围很广,描写深刻。
《人民公敌》一剧包含了多重涵义和现代意义。19世纪中期,挪威开始了工业化进程。随着工业化和铁路建设的发展,各种社会矛盾随之出现。在奥斯陆这样的城市,水污染问题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关注。《人民公敌》就反映了当时以致当下社会也存在的环境问题、地方经济利益与公共卫生、人民身体健康的关系。在剧中,也涉及到多数人与少数人的问题。坚持说出实情的人斯多克芒是人民公敌,整个社区都背叛了他。作者把斯多克芒视为英雄,但他孤独地站在那儿……。剧作家为欧洲戏剧引进了新的道德分析体系,讨论少数人与多数人的关系问题,真理掌握在哪些人手中的问题。
在《人民公敌》中,探讨了新闻的职业道德与经济利益的关系问题。剧中,新闻报业《人民先锋报》为了短期利益、金钱的需求,而放弃媒体的职业道德,一味盲从,跟随金钱的指挥棒转动。在这里,真理、正义已被异化了。
正如卢卡契评价的:“我们不只在这些作品中发现了他那个时代的全部生活,这些作品刻画了这种生活的各个情景。此外,这条道路本身就具有象征意义,就标志着今人类型的发展”。在易卜生的戏剧中,有关现代社会存在的问题,如环境污染、妇女地位、个体与群体的关系、社会中的营私舞弊现象等等,内容丰富且具有前瞻性。在21世纪的今天,世界范围内的环境污染问题同样存在,环境污染与地方利益的关系也是亟需解决的问题。另外,易卜生的戏剧里描写到的关于新闻界的职业道德问题、妇女的社会地位、官吏的贪赃枉法行为等社会的痼疾,在21世纪的中国乃至世界各国同样也存在着。因此,我们可以说,易卜生的戏剧不仅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进程,同时也观照了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以及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进程。可以说,他的作品具有永恒的艺术价值和普遍的世界意义与社会意义。
参考文献:
[1] 高国甫:《易卜生评论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年版。
[2] 易卜生,潘家洵译:《易卜生文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
[3] 德尼尔·加亚尔、贝尔纳代特·德尚等,蔡鸿滨、桂裕芳译:《欧洲史》,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
作者简介:冯茜,女,1962—,辽宁大连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外国文学、比较文学。工作单位:徐州师范大学文学院。
关键词:易卜生 普世性 解构
中图分类号:J83 文献标识码:A
挪威作家易卜生是欧洲近代戏剧大师、现代戏剧之父,也是对我国现代文学产生影响最早和最深远的一个外国作家。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与互动的语境下,易卜生的戏剧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和普适性的指规。易卜生的《社会支柱》、《人民公敌》、《玩偶之家》、《群鬼》等蕴含着多重代码及现代意义。
一 解构与“真理”
易卜生戏剧的触角是直指社会政治、人生百态,其意图是揭示社会弊端、唤醒民众、呼唤正义和真理。易卜生戏剧的现代性是很强的,他的作品涉及的社会生活面很广。同时,观众、读者在欣赏和阅读中,会感觉到易卜生戏剧中正义和真理处在被解构的状态,邪恶犯罪、营私舞弊、道德败坏的人往往成为主角——“社会支柱”,而坚持正义的人往往成为少数人、被攻击的对象——“人民公敌”。那么,作者的意图是什么呢?笔者认为,这种解构,意在造成反讽的效果,使人产生一种啼笑皆非的感觉,戏剧的悲剧感被消解,使人们从中体味到“现代社会”的荒谬和可笑。正如匈牙利文艺批评家卢卡契所说:“他们很可笑,因为跟他们相比,那些没有道理的人反而是对的了。”
易卜生的戏剧《人民公敌》(1882),反映的是挪威一个小城的温泉浴场水质污染问题。剧情围绕浴场的开放或关闭、整修等问题展开争论。作为正义的一方是医生斯多克芒,他出于科学的精神和医生的道德良心,在城市报纸《人民先锋报》发表文章,披露了浴场的污染问题。作为城市利益的代表((市长、斯多克芒的哥哥则反对斯多克芒的做法。理由是城市的财政收入和市民的福利都在其中。在这里,就出现了多种与我们现代社会相同的社会问题:即保护环境与地方经济利益之间的关系、人民健康与经济效益孰重孰轻的问题等等。以市长为代表的是地方官僚,他们以局部的地方利益为重,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泯灭良心,不惜眼看每年大量的游客到小城的浴场疗养而染上疾病、小城市民的健康受到威胁。并拒绝斯多克芒医生提出的关闭浴场、进行整修的建议。这些官僚是把真理、良心踩在脚下,把金钱高举头上。在市民大会上,出于利益的考虑,原来支持斯多克芒的报纸和群众都倒向市长一边。在金钱和既得利益面前,人们动摇了、妥协了。正义和真理被抛弃。坚持正义的斯多克芒被市民宣判为“人民公敌”,而藏污纳垢的市长被大家热烈拥戴,因为他满足了人们的短期既得利益。在这里,使人觉得似乎这个社会没有了正义、真理,人们固有的正直、道德、良心被颠覆、解构掉了。
如果说,在这个充满欲望的小城(“潘多拉的盒子”)里唯一还有希望、有良知的人就是斯多克芒医生一家,他的妻子、儿女都支持他,欣赏他的科学家的良心、公共道德良知,但是,他们集体面临被拒绝、被围困的处境。斯多克芒医生最终发出了“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正是最孤立的人”的哀叹。虽然他在笑,但是苦笑。这也表明作者要把正义和真理坚持到底的决心。
在另一部易卜生的戏剧《社会支柱》(1877)中,真理和正义也被蒙上面纱,被消解了。在美丽面纱的掩盖下,作恶多端的商人博尼克被小城的人们公认为是“社会支柱”,游行群众宣布博尼克是“理想的公民,你是一切公民道德的模范”。而实际上,他是一个犯盗窃罪、道德败坏罪的罪犯。他让内弟约翰替他顶罪,约翰经过15年飘荡国外后,回到家乡。博尼克惟恐自己的罪恶暴露,一度想谋杀约翰。在这个社会里,正反颠倒、有罪的人如鱼得水、生意发达,被认为是为民造福的“社会支柱”,而无罪的约翰被称作罪犯。一种反讽的效果产生了。难道因为富有就高尚、正直吗,而贫穷就卑下、丑恶吗?最终,博尼克在别无选择情况下,只好出来忏悔。该剧把人们原来想象中的社会支柱的偶像瓦解掉,之前被解构的真理和正义又重新回来。正像剧中人所说的:“真理的精神和自由的精神才是社会支柱。”结尾博尼克的忏悔,表明作者易卜生的理想没有破灭,他坚信真理是永存的。
同样,《青年同盟》揭露史丹斯戈的丑恶行径。这个野心家不择手段、见风使舵,运用手段爬进青年同盟。他追求女人或放弃女人都是出于私利的需要。他告诉对手不要“阻碍我的前程”。在剧中,人人都知道他是个坏人。但是,在戏剧的结尾,正义和真理又解构了,因为有人预言:再过10年或15年,他“不是国会议员就是部长。”史丹斯戈这样一个恶棍能够在社会上存在下去,并且将来要做议员或部长,说明这个社会的漏洞和弊端是很大的。剧作家如此断言的目的是警醒世人。
《野鸭》(1884)也是易卜生一部具有象征主义色彩的戏剧。这个剧本同样也在探讨社会问题。虽然剧作家自己说这个剧是在做一个新的艺术尝试,但社会的责任感在作品中顽强地存在着。格瑞格斯是富商威利的儿子,他厌恶父亲的荒唐、放纵和虚伪。当他十几年后回到父亲家时,发现罪恶仍然存在,父亲还被周围人当做一个正人君子、恩人。格瑞格斯决心要揭穿父亲的真实面目、揭穿儿时朋友雅尔马家庭的虚假温情和幸福。雅尔马妻子基纳曾经是威利的情妇,有身孕后嫁给雅尔马,并生下威利的女儿海特维格。格瑞格斯天真地以为揭示内幕能使其夫妻情感提升。但实际上造成了威利的女儿海特维格的自杀。剧中有人称格瑞格斯是得了“正直病”、“民族病”。格瑞格斯揭示内幕、还事实本来面目的做法到底对还是不对?答案是悲观的。格瑞格斯澄清事实所带来的只是死亡和家庭更加破败,而邪恶的商人威利毫发无损。在这里,正义被消解、真理被边缘化了。面对强大的社会腐败力量,格瑞格斯只能说做“饭桌上的第13个客人。”通过这个剧作我们可以洞见易卜生对社会问题的态度由嫉恶如仇到无可奈何的转变过程,也说明了社会罪恶存在的普遍性。
如上,在易卜生的戏剧中,大都隐藏着一个或几个罪恶在其中,需要正直的人们去伸张正义,匡复真理。
二 边缘化与女性
在易卜生有关家庭、婚姻题材的戏剧中,作者关注的焦点是女性的家庭和社会地位问题,如《玩偶之家》、《群鬼》等。虽然这类戏剧女性在作品中占有重要位置,但这些女性在情节中客观上被边缘化的倾向是明显的,在剧中人看来,女性只是男人的附属品,处于非中心地位,这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中习见的传统观念。在《玩偶之家》、《群鬼》中的娜拉和阿尔文夫人的地位就是如此。《玩偶之家》中的娜拉,在戏剧开场时,她自己也觉得家庭生活很幸福、美满,丈夫海尔茂很爱自己。实际上,娜拉在暗地里为海尔茂做了很大的奉献和牺牲。为了给海尔茂看病,她不惜向别人借钱,甚至牺牲自己的名誉而冒名签字。而债主不断威逼她还钱。这一切都是在暗中进行的,海尔茂不知道。海尔茂只认为娜拉是一个玩偶式的家庭主妇,像对待小孩子一样对待她,称她为“我的小鸟”、“小松鼠”,觉得娜拉只会花钱。而娜拉丰富、宽广、富于牺牲精神的内心世界被漠视、边缘化,如果不“东窗事发”,娜拉不会出走,人们永远不会知道她的深刻思想和个人价值。在戏剧的结尾,娜拉才从边缘走向“中心”,海尔茂开始正视自己的妻子。可以说,易卜生也是一个很早的女权主义倡导者。
《群鬼》中的阿尔文夫人,在戏剧开始时,先展示了她高兴的一面:儿子欧士华从海外学成归来,她很开心。儿子决定留在家里,她觉得自己有人陪伴了。但是,在她反对儿子与异母妹妹吕嘉纳相爱时,戏剧冲突展开了。儿子对阿尔文夫人的态度,说明阿尔文夫人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是处在边缘的位置。儿子根本不了解母亲的苦心,认为母亲把自己送到国外是图清闲,而她自己“过得很好”。他不知道母亲是忍受了很大的痛苦才决定使他远离荒唐、羸患梅毒的父亲阿尔文。当时的社会需要阿尔文夫人淹没自己、以丈夫家庭为中心,否则,她就不能被认为是个好妻子、好母亲。“她的地位是由丈夫和孩子决定的,妻子和女人义务的观念要求她尽本分。家庭的理想要求她默默地忍受着。” 在十几年里,她主持家庭的一切事务,牧师以为她过得很幸福。十几年后,通过阿尔文夫人的回忆,才真相大白。牧师了解到阿尔文夫人的痛苦并没有减轻,只是转移了自己的注意力、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这时,至戏剧结尾时的阿尔文夫人,又从家庭的边缘走向中心,但这个“中心”已是被瓦解掉的千疮百孔的所在——儿子欧士华因为染上与父亲同样的梅毒而痴呆。这样的写法,能够产生强烈的戏剧冲突,便于情节矛盾的展开,与人们惯常的思维形成反差,造成强烈的悲剧效果。
《玩偶之家》、《群鬼》中,那些貌似被爱着并幸福着的女人,实际上是被边缘化的。女人们承载了更多家庭和社会的重负,但却不被人理解和重视。只有当娜拉们“咣”地一声摔门离家出走的时候,人们才开始正视妇女问题,这是作家为人们敲响的警钟。
三 普适性与现代性
易卜生是现代社会的戏剧大师,其作品所蕴涵现代性和普适性是令人惊叹的。其戏剧所揭示的社会矛盾和焦点问题,迄今为止还适用于现代社会。那么,什么样的社会背景和人文环境以及个人经历,使易卜生的作品具有了如此的广谱效应呢?
我们知道,19世纪下半叶,挪威发生了重大的社会变革。经济与社会结构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而有所改变。个体与群体的关系问题、竞赛双方的费厄泼赖(fair play,公平竞争)成为人们追捧的目标。“挪威的农民不像丹麦和瑞典的农民那样,从未成为农奴,而挪威的小市民又是出身于自由农。欧洲的反动势力在滑铁卢胜利之后,挪威是唯一保住了一部民主宪法的国家。”浸润在充满自由精神和民主气氛中的易卜生,自然更多地反映出他为作家所应有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和抗争精神。在他的戏剧中,有关现代社会存在的问题的书写,如环境污染、社会中的营私舞弊现象等等,涉及的范围很广,描写深刻。
《人民公敌》一剧包含了多重涵义和现代意义。19世纪中期,挪威开始了工业化进程。随着工业化和铁路建设的发展,各种社会矛盾随之出现。在奥斯陆这样的城市,水污染问题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关注。《人民公敌》就反映了当时以致当下社会也存在的环境问题、地方经济利益与公共卫生、人民身体健康的关系。在剧中,也涉及到多数人与少数人的问题。坚持说出实情的人斯多克芒是人民公敌,整个社区都背叛了他。作者把斯多克芒视为英雄,但他孤独地站在那儿……。剧作家为欧洲戏剧引进了新的道德分析体系,讨论少数人与多数人的关系问题,真理掌握在哪些人手中的问题。
在《人民公敌》中,探讨了新闻的职业道德与经济利益的关系问题。剧中,新闻报业《人民先锋报》为了短期利益、金钱的需求,而放弃媒体的职业道德,一味盲从,跟随金钱的指挥棒转动。在这里,真理、正义已被异化了。
正如卢卡契评价的:“我们不只在这些作品中发现了他那个时代的全部生活,这些作品刻画了这种生活的各个情景。此外,这条道路本身就具有象征意义,就标志着今人类型的发展”。在易卜生的戏剧中,有关现代社会存在的问题,如环境污染、妇女地位、个体与群体的关系、社会中的营私舞弊现象等等,内容丰富且具有前瞻性。在21世纪的今天,世界范围内的环境污染问题同样存在,环境污染与地方利益的关系也是亟需解决的问题。另外,易卜生的戏剧里描写到的关于新闻界的职业道德问题、妇女的社会地位、官吏的贪赃枉法行为等社会的痼疾,在21世纪的中国乃至世界各国同样也存在着。因此,我们可以说,易卜生的戏剧不仅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进程,同时也观照了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以及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进程。可以说,他的作品具有永恒的艺术价值和普遍的世界意义与社会意义。
参考文献:
[1] 高国甫:《易卜生评论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年版。
[2] 易卜生,潘家洵译:《易卜生文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
[3] 德尼尔·加亚尔、贝尔纳代特·德尚等,蔡鸿滨、桂裕芳译:《欧洲史》,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
作者简介:冯茜,女,1962—,辽宁大连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外国文学、比较文学。工作单位:徐州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