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财政观的特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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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王晶晶(1986-),女,黑龙江海伦人,湖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财政观研究。
  通讯作者:朱梅(1969-)女,湖南张家界人,湖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社会保障理论与实践。
  摘要: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财政思想不断进行创新与发展,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风格的财政思想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之一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财政观,具有继承性和创新性高度融合、阶段性和系统性有机统一、战略性和全局性相互呼应、理论性和实践性相辅相成的特点。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财政观;中国化;特征研究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财政观是我国财政工作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财政思想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创新和發展,它吸收借鉴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西方财政思想中的有益成份,形成特色鲜明、符合中国发展需要的财政理论体系。本文将基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视角,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财政观的主要特征进行探讨。
  一、继承性和创新性高度融合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财政观深植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沃土之中,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一方面,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财政观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财政思想是一脉相承的。马克思关于财政本质的论断,帮助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正确认识了财政宏观调控的作用和地位,理清了财政与政治、经济、社会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另一方面,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财政观吸收了我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优秀财政思想,诸如注意减轻人民负担、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重视加强财政的管理工作等等,这些朴素的思想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财政观提供了有效的表现形式,也易于将理论运用于实践。因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财政观具有鲜明的继承性。
  与此同时,中国化马克思者坚持以我国国情和社会性质为出发点,结合我国历史革命和发展的经验,针对我国社会和民众发展的现实需要,在继承的基础上注重理论创新,从而不断推动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财政观的与时俱进。还积极借鉴西方优秀的理财财政思想,例如,亚当斯密主张的“廉价政府”和公共财政理论框架、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等,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财政观财政思想具有鲜明的创新性。
  二、阶段性和系统性有机统一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财政观萌发于艰苦卓绝的革命战火之中,在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快速发展,在日新月异的改革开放进程中逐渐走向成熟。在不同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下,财政工作的目标、要求、工作重点和实施途径也各不相同,我党的领导集体探究和研讨财政问题的内容也各有侧重,体现出显著的阶段性特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提出以“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为核心的财政思想;实施“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财政体制;通过打土豪、缴军资的办法增加收入,并坚持厉行节约;爱惜民力,特别注重对土地政策的调整。进入计划经济时期,毛泽东加倍注重国家的预算问题,并明确划分了中央与地方财政的职能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强调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地方自主权,调动其生产积极性。邓小平则以全局观念指导财政工作,进一步侧重集中统一与因地制宜的关系,同时要求强化财政监督和内部人员管理以及依法理财。
  中国共产党的历代领导集体将马克思主义财政理论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对社会主义财政问题的认识更加全面、思想更为深刻,对处理和解决我国财政问题的原则、方针、政策也不断进行丰富发展、归纳梳理,从财政政策的制定到体制改革和落实,从促进出口到拉动内需,自上而下,由表及里地做了较为详细的阐述,经不断的发展、丰富和完善,逐渐形成了内容完整,结构严谨,逻辑严密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财政观。
  三、全局性与战略性相互呼应。
  财政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保障国家履行其职能的重要工具,就要求讲求经济效益的同时不能忽视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因此它就与生俱来地被赋予了大局观念。毛泽东特别注意协调全局利益,进行统一规划,推行“公私兼顾”和“军民兼顾”的财政政策,强调“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邓小平着眼于整体国民经济的客观发展,站在全局的高度来观察和处理局部的问题,强调“照顾全局,从实际出发”这两个观点缺一不可。江泽民提出,“要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要不断提高全国各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要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的经济、国防安全”就必须“集中财力,振兴国家财政,建立稳固、平衡、强大的国家财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财政观鲜明的全局性令我国的财政管理工作有章可循,始终紧抓发展经济这个中心,不偏不倚地走在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财政观的全局性决定了其具有战略性。这种战略性充分体现在不同时期的财政政策都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毛泽东时期就提出了“五年计划”的构想,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至今我们已经进入到第十二个“五年计划”,邓小平明确提出了“三步走”的计划,极具战略眼光地提出了在本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胡锦涛创造性提出了本世纪初实现基本小康和前二十年实现全面小康的战略思想。无论是中短期计划还是长期规划,都有相配套的财政政策做支撑。
  四、理论性和实践性相辅相成
  我国财政理论体系建立的早期,其理论内容比较单一,财政实践的范围较小,不利于实践检验理论和修正理论。自新民主主义时期以来,各项财政制度和财政思想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财政建设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基础和宝贵的历史经验。我党的领导集体也在多个著作里从不同侧重对财政问题进行了详细阐述,如毛泽东1934年的《我们的经济政策》、1942年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邓小平1943年《太行区的经济建设》、1954年《财政工作的六条方针》、1979年《关于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江泽民于2000年为《领导干部财政知识读本》所作的批语,同年的《关于财政税收工作问题》等,以及领导人通过一些会议讲话、工作报告等其他形式集中体现了其财政思想。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财政理论的发展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重视思想理论与工作实践相互结合。一方面,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财政观是我国财政管理工作的主要理论依据确立了我国财政管理工作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财政观及时总结和深入研究实际财政问题,在吸取财政工作经验教训的同时不断丰富和完善财政理论。正因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源自实践,又能指导实践,接受实践的检验,因而能够不断进行理论创新而永葆活力。总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财政实践也不是自发的、盲目的、随心所欲的,而是有科学理论作为指导的实践。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财政观的理论性和实践性互为前提、相辅相成。(作者单位:湖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
  本文是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湖南省地方财政支持新农保发展的效率研究”(编号:13C401)的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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