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5月14日，丁玲在家中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
　　1933年5月17日，上海《大美晚报》登载消息《丁玲女士失踪》，接着上海、天津、北平一些报刊相继报道，此事成为社会热点。经过追踪探寻，事件经过渐趋明晰。5月23日，蔡元培、杨杏佛、胡愈之等38人联名，向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司法部长发出营救丁、潘的电报，呼吁“尚恳揆法衡情，量予释放，或移交法院，从宽处理”。
　　1933年6月10日，文化界成立丁潘营救会，并发表《文化界为营救丁潘宣言》称：“迄今丁玲何在，尚在秘密之中。”6月19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发表《为丁潘被捕反对国民党白色恐怖宣言》称：“现在丁玲，或许已被埋葬在国民党刽子手们经营的秘密墓地中。”
　　鲁迅一直在密切关注，6月28日写了《悼丁君》，8月1日致科学新闻社信中说：“至于丁玲，毫无消息，据我看来，是已经被害的了……”9月21日又致信曹聚仁，将《悼丁君》抄给他，刊载于9月30日出版的《涛声》。
　　鲁迅并建议良友公司尽快出版丁玲的《母親》，出版时要在各大报上大登广告，大事宣传。在此期间，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主席宋庆龄致电行政院长汪精卫要求援救，巴比塞、瓦扬·古久里、罗曼·罗兰等国际友人也发起强大的抗议和声援。
　　上海警方对于丁玲遭绑架一事始终缄默其口，上海市长吴铁城在6月1日答复胡适的电文中称：“报载丁玲女士被捕，并无其事……”后来，“屠坤范女律师及吴凯声律师曾往上海市公安局查询，公安局中承认曾捕潘梓年，但否认亦捕丁玲，而对于潘之被捕地点则拒绝答复”。
　　丁玲去世后，陈明曾在1986年10月11日偕王增如探访沈醉。谈到国民党特务抓捕丁玲一事，沈醉说：“丁玲同志未被杀害，绝不是因为她自首、叛变。她如果自首叛变，我们这些人不会不知道。她没被处死，完全是因为她的名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