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的发展,有两条明显的主线:一是执政党不断为政协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二是通过平衡团结和民主之间的关系谋求自身的发展
　　
　　今年9月20日,政协成立60周年。在河南省某县政协工作的程涛按照单位的要求做了两件事:上午在单位集体通过电视收看完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的讲话,下午看了一场《建国大业》。
　　他发现,毛泽东在政协刚刚成立时的讲话,和胡锦涛在政协成立60周年的讲话,沿用了同样一个逻辑:过去的成绩有目共睹,政协的贡献功不可没;未来的任务依然艰巨,政协也需付出更大的努力。但胡锦涛总书记刻意强调了新时期的人民政协应该发挥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作用,把发扬民主、增进团结、协调关系、化解矛盾作为人民政协履行职能的重要着力点。
　　政协的面貌已今非昔比。毛泽东讲话时,政协委员只有600多位。而截至2009年年初,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求是》杂志撰文称,全国各级政协组织已有3161个,政协委员已达60余万。
　　
　　两次转折
　　
　　中国政协的发展历史可谓曲折。从阶段上来看,有一个典型的分段法,就是按领导人的代际划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政协何去何从的问题上,为政协的长期存在吃了个定心丸;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用新阶层理论重新定义了政协的性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确立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则把协商民主确立为中国的两种民主形式之一。
　　在政协这60年的发展过程中,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节点:一是1954年全国人大正式成立,此前一直代行人大职权的政协何去何从;二是1978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被摒弃,中国的阶级、阶层被重新定义,已经瘫痪13年的中国政协如何拨乱反正?
　　《人民政协重要文献选编》记录了政协的这两次转型。该文献显示,由政协代行人大职权,本非中共高层的本意。在1948年4月30日发表的“五一口号”中,中共提出的建国方案是:“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但是新中国成立时,通过普选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还不成熟。因此,毛泽东和党中央决定通过政协会议来建立新中国,选举中央人民政府。
　　新政权经过3年的磨合后,中共中央认为召集全国人大会议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从1952年11月起开始着手准备召开全国人大会议。当时的中国去向未明,民主党派对政协的前途顾虑重重,一个普遍的担心是政协是否就此寿终就寝。
　　1953年夏天,中共中央统战部为此专门召开第四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讨论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的统一战线组织问题和民主党派人士安排问题。
　　1956年初,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开幕前两天,毛泽东召集座谈会,发表了《关于政协的性质和任务》的谈话,指出:“政协仍有存在的必要。”“政协的性质有别于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它也不是国家的行政机关。”“政协是全国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统一战线组织,它的成员主要是党派、团体推出的代表。”同时,他还论述了政协的五大任务,即协商国际问题、商量候选人名单、提意见、协调各民族、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和社会民主人士领导人员之间的关系、学习马列主义。从此,政协有了自己独立的名分。
　　第二次转型发生在1978年。此前,中国奉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很多民主党派被划分为敌对阶级,协商被斥为“投降主义”。在这样的政治语境下,政协从1966年起,瘫痪了13年。
　　1978年拨乱反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被摒弃。中国的阶级状况面临重新的认识,这直接关系到民主党派和人民政协的性质和任务。1979年6月15日,时任全国政协主席邓小平来到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回答了这些问题。
　　邓小平说:“在这三十年中,我国的社会阶级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国的资本家阶级原来占有的生产资料早已转到国家手中,定息也已停止13年之久。他们中有劳动能力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与此相联系,各民主党派现在“都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因此,“我国的统一战线已经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
　　也就是说,人民政协已经由具有不同阶级联盟性质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组织转变为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民主党派也从此由“外人”转化为“自己人”。
　　此后的政协,开始进入规范化和制度化发展的阶段。1989年底,《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颁发,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1993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载入宪法。
　　
　　团结与民主
　　
　　政协发展的另一条主线,是平衡两大主题——团结与民主——之间的关系。尤其在新疆发生骚乱事件后,人民政协的“团结”功能更得到凸显和强化。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人民政协成立60周年大会上也指出,人民政协要努力为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发挥积极作用。
　　但广东省政府参事、前政协委员王则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政协长期以来民主方面的不足正在影响着团结的效率。
　　在基层政协工作20余年的程涛多年来一直参与政协委员的甄选,他说,依据政治性、代表性、参政议政能力这三项标准推选上来的政协委员,有相当大的比例要么对政协工作不积极,要么存在参政议政能力欠缺的问题。为了提高委员提案的积极性,身为县政协办公室主任的他曾在近几年引入了一种竞争机制,在各界别之间根据提案的数量和质量评优,但收效甚微。
　　黑龙江省讷河市政协副主席、统战部长李秉生分析,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之一,是很多人认为这个委员是“要我当”,而不是“我要当”。
　　浙江省富阳市政协主席胡志坚说,政协委员协商提名工作由组织部和统战部负责,政协在整个协商过程中参与度不高,也是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之一。他建议政协应提前介入政协委员的协商。在有些地方,政协党委与组织部、统战部共同组成联合小组,参政议政能力的考评地位有望提升。
　　除政协委员自身能力因素外,政协本身的性质,也影响着民主的效果。政协区别于人大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其不是国家机关,因而不拥有法律上的权力。其三项职能,无论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还是参政议政,都不具有法律的强制力。
　　近些年,随着委员监督意识的提升,两种监督的权利开始走到一起,政协委员开始懂得“要站在媒体的肩膀上跳舞”。
　　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谢春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气质上看,政协委员其实拥有比人大代表更为优越的媒体感觉。“因为人大代表多为官员,与媒体交往时顾虑甚多,而政协委员由于在准入上严格限制中共党员的比例,因而民间人士居多,在接受采访时更能放得开。”
　　政协委员与媒体的这种结合,在很多的时候能够得到政协领导甚至政府部门的支持。广东省政协委员孟浩曾私下里听一位省内高层说,不管是政协还是人大,都应该有一些批评的声音,这种声音一定要有。
　　孟浩引起关注,源于一次与广州市教育局的冲突。2006年8月4日,孟浩就一个中学生的志愿填报和高额择校费问题,前往广州市教育局了解情况,求见局领导时被拒,并遭工作人员扬言报警威胁。此事披露后,舆论大哗,孟浩的声名不胫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