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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4月，40岁的我进入日本冈山大学教育学部国语系当研究生，遇到了几个不错的教授。这期间，我这个中国“兵”与这些东洋“秀才”之间发生了不少有意思的事。
上学第一天，我就撞见了“鬼”。
按照中日两国的礼节，我挨个到每个教官室与教师们行见面礼，最先拜见的就是系主任教授南本义一先生。在漫不经心地应付了我几句后，南本先生问起我的年龄。我的如实报数换来的是他拨浪鼓似的连连摇头，“不行，不行，学语言止于20岁，你再努力也很难从国语系毕业。”一句话判了我两个“死刑”！
后来，从一个10年前毕业于南本先生门下的前辈口中得知，南本先生的严厉在冈大是出了名的，因而有“鬼教授”之称。听闻此言，我不由在心里默默祷告：“鬼教授”今年63岁了，离退休仅剩两年，但愿这两年快快过去吧！
严厉归严厉，“鬼教授”确有才华。一次，我在冈大图书馆查阅教育方面的书籍，一本名为《中国的国语教育》的书吸引了我。一看作者名，“南本义一”4个字赫然入目。原来，“鬼教授”曾于1982至1984年，在北京师范大学现场考察并任客座教授，写下了这本洋洋十几万言的专著，很具研究参考价值。拜读此书之后，我不由对“鬼教授”平添了钦佩之情。
也许是我的虚心好学吧，渐渐地，“鬼教授”也转变了对我的看法和态度。他曾对日本学生讲：“钮桑是留学生，而且年龄接近你们的两倍，还这样勤奋努力。你们这么年轻，可不要输给她呀！”2000年初，我打算回国探亲，可五六个课程的报告要在寒假前完成，搞得我好不紧张。南本先生得知后主動对我说，他的报告寒假过后交即可，以回家与亲人团聚为重。原来，“鬼教授”也很有人情味儿呢。
两年的硕士课程，南本先生的学分占了1/4。想到与他最初见面时给我判的“死刑”，一段时间曾担心他设阻影响我按期毕业。谁知三个学期下来，“鬼教授”在我的成绩上全部注上了红红的“优”。
年底，在为南本先生举办的退休送别会上，当看到学生代表向他赠送花篮的那一瞬间，我的眼睛在不知不觉中被一层薄雾罩住了。我用力揉了一下双眼，暗问自己：你这是怎么了？不是一直盼望“鬼教授”退休的吗？
生活节奏的超高速运转，导致日本人有一个通病——精神紧张。这种精神紧张既源于客观环境，也源于自身。开始步入社会，要承受来自上司和前辈的压力;有所晋升，又要争取不断平步青云继续承受压力;与人交往，会因为害怕对方误解而感到有压力;甚至走在大街上，也要为顾及他人的感觉而小心翼翼。
本人性格开朗，可天性爱笑却给我招来了误会。1998年底的一次学科研讨会，一位副教授作了学术报告。研讨时，众人对他的报告提问、讨论得不够踊跃，甚至一度出现了冷场，这位副教授便郁郁寡欢起来。
第二天，我在走廊里和这位副教授相遇，微笑着跟他打了声招呼。谁知，他竟跑到我的导师那里去告状，说我“嘲笑”他。为息事宁人，导师委婉地把那位副教授的意见转告给了我。
回到留学生会馆后，面对镜子中自己那张笑容总挂在嘴角、像是永远的“上弦月”的脸，我心说：难道来日本学习几年，还得来个改头换面不成？这不是侵犯人权吗？可是，凭我当时的日语，怎么也到不了能与日本教授讨论清楚人权的程度。真是“兵”遇洋“秀才”，有理也说不清啊！
1999年度的研讨会上，在听完毕业生的报告之后，我作为硕士一年级的代表谈感想，对一名叫井上的前辈所作报告提出了质疑。结果，报告人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只说了句“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我以为他还没有考虑好，也就不再追问。谁知系主任教授接了句：“钮桑给你提的这个问题很重要。这么关键的问题你都没搞清，真给你的教授丢脸！”
我一听主任这话脑袋嗡地就大了，再看井上的脸红一阵白一阵，心说“这下完了”！因为我和那名前辈是同一位教授——吉田则夫先生。吉田先生因为出差没能出席今天的研讨会，过后要是得知我捅了这么大的马蜂窝，不定给我什么好脸看呢。
第二周，吉田先生出差归来。这天上他的课，我忐忑不安地坐在教室里，不敢抬眼看走进来的吉田先生。
“钮桑！”吉田先生的一声呼唤叫得我一激灵，抬眼望去，但见他满脸笑意，“听说上星期的研讨会你给井上君提问了？”
“是的，对不起！”我站起身来下意识地俯身给吉田先生鞠了个躬。
吉田先生笑道：“哪里，哪里。”然后，就开始讲课了。
课后，我有些不解地问一名日本同学，刚才老师跟我提到研讨会是什么意思，那位同学对我说：“我觉得吉田先生那是表扬你呢。”
日本教授的表扬真是让人如坠五里雾中啊！
说到表扬，在留学的3年里，我记忆之中好像只被导师吉田先生正面夸奖过两次。
第一次，是在我刚到日本时的欢迎宴会上。面对一屋子日本教授和学生，我这个唯一的留学生站起来向众人致词。当时，我心都快蹦出了嗓子眼儿，把仅有的几句日语全招呼上了：“我是一名中国留学生，今年40岁，来日本前是一名国家公务员。尽管我不算聪明，庆幸的是身体好。今后还请诸位多多关照！”
话音刚落，吉田先生便带头鼓起掌来，对我说：“钮桑，你日语讲得不错嘛！”接着又对大家说：“钮桑以她现在这样的年龄，辞去公职来日本留学，可见她是下了多大的决心啊！”
吉田先生的话虽然只寥寥数语，却明白地告诉了我：导师对我有信心！
从那日起，我每天如同上满弦的发条，一刻不停地拼命努力，学习成绩直线上升。但是，当我满怀喜悦地把通过日语最高级考试的结果报告他时，他却冒出一句：“真是出乎意料啊！”
又是将近半年的恶战苦斗，当我捧着留学生演讲比赛的奖状和鲜花归来时，吉田先生又是淡淡的一句：“嗯，还算是超出了我的期望值。”
为最终修成正果，也为了扭转导师的“偏见”，我一天也没懈怠过。尤其是呕心沥血写下了有关中日两国委婉语对比的硕士论文，受到了一众教官乃至日本某语言专家的充分肯定。
在毕业生欢送宴会上，吉田先生激动地对众人说：“我带过很多留学生，钮桑年龄最大，又是唯一一位非日语大学毕业的，可正是她制造了一个神话！”
当时，我的眼泪就像冲破了闸门直泻而下：敬爱的吉田先生，我终于明白了几年来您的良苦用心。如果说有什么“神话”，那么，真正制造神话的人不是我，是您啊！
上学第一天，我就撞见了“鬼”。
按照中日两国的礼节，我挨个到每个教官室与教师们行见面礼，最先拜见的就是系主任教授南本义一先生。在漫不经心地应付了我几句后，南本先生问起我的年龄。我的如实报数换来的是他拨浪鼓似的连连摇头，“不行，不行，学语言止于20岁，你再努力也很难从国语系毕业。”一句话判了我两个“死刑”！
后来，从一个10年前毕业于南本先生门下的前辈口中得知，南本先生的严厉在冈大是出了名的，因而有“鬼教授”之称。听闻此言，我不由在心里默默祷告：“鬼教授”今年63岁了，离退休仅剩两年，但愿这两年快快过去吧！
严厉归严厉，“鬼教授”确有才华。一次，我在冈大图书馆查阅教育方面的书籍，一本名为《中国的国语教育》的书吸引了我。一看作者名，“南本义一”4个字赫然入目。原来，“鬼教授”曾于1982至1984年，在北京师范大学现场考察并任客座教授，写下了这本洋洋十几万言的专著，很具研究参考价值。拜读此书之后，我不由对“鬼教授”平添了钦佩之情。
也许是我的虚心好学吧，渐渐地，“鬼教授”也转变了对我的看法和态度。他曾对日本学生讲：“钮桑是留学生，而且年龄接近你们的两倍，还这样勤奋努力。你们这么年轻，可不要输给她呀！”2000年初，我打算回国探亲，可五六个课程的报告要在寒假前完成，搞得我好不紧张。南本先生得知后主動对我说，他的报告寒假过后交即可，以回家与亲人团聚为重。原来，“鬼教授”也很有人情味儿呢。
两年的硕士课程，南本先生的学分占了1/4。想到与他最初见面时给我判的“死刑”，一段时间曾担心他设阻影响我按期毕业。谁知三个学期下来，“鬼教授”在我的成绩上全部注上了红红的“优”。
年底，在为南本先生举办的退休送别会上，当看到学生代表向他赠送花篮的那一瞬间，我的眼睛在不知不觉中被一层薄雾罩住了。我用力揉了一下双眼，暗问自己：你这是怎么了？不是一直盼望“鬼教授”退休的吗？
生活节奏的超高速运转，导致日本人有一个通病——精神紧张。这种精神紧张既源于客观环境，也源于自身。开始步入社会，要承受来自上司和前辈的压力;有所晋升，又要争取不断平步青云继续承受压力;与人交往，会因为害怕对方误解而感到有压力;甚至走在大街上，也要为顾及他人的感觉而小心翼翼。
本人性格开朗，可天性爱笑却给我招来了误会。1998年底的一次学科研讨会，一位副教授作了学术报告。研讨时，众人对他的报告提问、讨论得不够踊跃，甚至一度出现了冷场，这位副教授便郁郁寡欢起来。
第二天，我在走廊里和这位副教授相遇，微笑着跟他打了声招呼。谁知，他竟跑到我的导师那里去告状，说我“嘲笑”他。为息事宁人，导师委婉地把那位副教授的意见转告给了我。
回到留学生会馆后，面对镜子中自己那张笑容总挂在嘴角、像是永远的“上弦月”的脸，我心说：难道来日本学习几年，还得来个改头换面不成？这不是侵犯人权吗？可是，凭我当时的日语，怎么也到不了能与日本教授讨论清楚人权的程度。真是“兵”遇洋“秀才”，有理也说不清啊！
1999年度的研讨会上，在听完毕业生的报告之后，我作为硕士一年级的代表谈感想，对一名叫井上的前辈所作报告提出了质疑。结果，报告人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只说了句“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我以为他还没有考虑好，也就不再追问。谁知系主任教授接了句：“钮桑给你提的这个问题很重要。这么关键的问题你都没搞清，真给你的教授丢脸！”
我一听主任这话脑袋嗡地就大了，再看井上的脸红一阵白一阵，心说“这下完了”！因为我和那名前辈是同一位教授——吉田则夫先生。吉田先生因为出差没能出席今天的研讨会，过后要是得知我捅了这么大的马蜂窝，不定给我什么好脸看呢。
第二周，吉田先生出差归来。这天上他的课，我忐忑不安地坐在教室里，不敢抬眼看走进来的吉田先生。
“钮桑！”吉田先生的一声呼唤叫得我一激灵，抬眼望去，但见他满脸笑意，“听说上星期的研讨会你给井上君提问了？”
“是的，对不起！”我站起身来下意识地俯身给吉田先生鞠了个躬。
吉田先生笑道：“哪里，哪里。”然后，就开始讲课了。
课后，我有些不解地问一名日本同学，刚才老师跟我提到研讨会是什么意思，那位同学对我说：“我觉得吉田先生那是表扬你呢。”
日本教授的表扬真是让人如坠五里雾中啊！
说到表扬，在留学的3年里，我记忆之中好像只被导师吉田先生正面夸奖过两次。
第一次，是在我刚到日本时的欢迎宴会上。面对一屋子日本教授和学生，我这个唯一的留学生站起来向众人致词。当时，我心都快蹦出了嗓子眼儿，把仅有的几句日语全招呼上了：“我是一名中国留学生，今年40岁，来日本前是一名国家公务员。尽管我不算聪明，庆幸的是身体好。今后还请诸位多多关照！”
话音刚落，吉田先生便带头鼓起掌来，对我说：“钮桑，你日语讲得不错嘛！”接着又对大家说：“钮桑以她现在这样的年龄，辞去公职来日本留学，可见她是下了多大的决心啊！”
吉田先生的话虽然只寥寥数语，却明白地告诉了我：导师对我有信心！
从那日起，我每天如同上满弦的发条，一刻不停地拼命努力，学习成绩直线上升。但是，当我满怀喜悦地把通过日语最高级考试的结果报告他时，他却冒出一句：“真是出乎意料啊！”
又是将近半年的恶战苦斗，当我捧着留学生演讲比赛的奖状和鲜花归来时，吉田先生又是淡淡的一句：“嗯，还算是超出了我的期望值。”
为最终修成正果，也为了扭转导师的“偏见”，我一天也没懈怠过。尤其是呕心沥血写下了有关中日两国委婉语对比的硕士论文，受到了一众教官乃至日本某语言专家的充分肯定。
在毕业生欢送宴会上，吉田先生激动地对众人说：“我带过很多留学生，钮桑年龄最大，又是唯一一位非日语大学毕业的，可正是她制造了一个神话！”
当时，我的眼泪就像冲破了闸门直泻而下：敬爱的吉田先生，我终于明白了几年来您的良苦用心。如果说有什么“神话”，那么，真正制造神话的人不是我，是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