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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琚是金国天眷二年
（1159年）的状元，他精通经史，更精于辞章，毛翰挥洒间，锦绣五彩倾倒众人。在古代，这样的人一般会直接被选人翰林院、掌词章，为皇帝起草文件，做皇帝的贴身秘书。可是，也许是皇帝不在乎他的文采，石琚没能人翰林，而是走出宫廷，走向遥远的县城，担任知县。这对状元公显然有点儿不公平。
但他知道自己被任命为弘政（今属辽宁锦州）县令后，没有怨言，匹马嘚嘚，去了关外。然后，他被调回到中原，做了邢台县令。上司邢台太守是个贪官，他只要金子、银子，其他什么尊严、良心都扔到九霄云外。
有这样的上司，下属也照样学样。这位太守的下属各县，每个官员都会榨取民财，个个掘地三尺，得了银子，都拿去巴结太守，导致这些县城的百姓苦不堪言。唯有石琚不为所动，一毛钱都没有搜刮过，更没有贿赂过太守。
太守想，等着吧，看我给你穿小鞋。所幸的是，太守还没来得及给石琚穿小鞋，就因贪污事发被抓起来了。他下属的那些县令也因行贿而纷纷落马，陪着太守入狱。唯独石琚因为为官清廉，改任秀容（今山西忻州）县令。 石琚不仅文笔好，人格也和文笔一样，一枝独秀。在这场攸关仕途的人格大考上，他拔得头筹。
石琚的清廉如一轮月高悬于政坛，熠熠生辉，让金国上下交口称赞，不久就被提拔了。于是，他蹇驴一匹，布衣一袭，进入了朝廷。
是时，金国乱得如同一锅粥。金熙宗与海陵王的宫廷内斗无日无之，以致宗室大臣流血遍地，人人难以自安。石琚见此，也徒唤奈何，默默无言。
大乱之世，必会有人出面进行大治。金世宗适时出瑚了。他的妻子当初为了不让暴君海陵王玷污而跳水自尽，金世宗也算是乱世的亲历者，充分领略到暴政给人们带来的无限痛苦。因此，他上台伊始，就开始大力治理国家，为民除弊。他在位近三十年，被史家誉为“小尧舜”，连敌对国南宋的大儒朱熹也不得不酸溜溜地夸奖他“能尊行尧舜之道，要做尧舜也由他”。
金世宗的年号为大定，他在位时期被称为“大定之治”。大定之治固然是金世宗一手缔造的，更离不开一群大臣的辅佐，而石琚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颗耀眼的明星。
金世宗久闻石琚的大名，登基第二年就提拔石琚为左谏议大夫。这是一个专门负责对皇帝提意见的职位，不是德高行洁者，不是皇帝特别信任的官员，难得此位。何况，石琚是汉人，而当时是金人完颜氏的王朝。由此可见石琚在金世宗心中的位置有多重要。
石琚没有辜负金世宗的信任。他目睹了金国多年来的乱政，对朝政早有想法，上任伊始就提起那支曾夺取过文章魁首的巨笔，龙飞凤舞，写了一道奏章，给皇帝提起意见：“正纲纪，明赏罚。近忠直，远奸佞。省不急之务，罢无名之役。”
第一条建议非常重要。当时的金国历经几次宫廷政变，金熙宗被海陵王弑杀，海陵王又被部将射杀，朝野乱糟糟的，你方唱罢我登场。若无纪律、不明赏罚，以此下去，金世宗别说治国，性命也堪忧，很可能哪天一不小心也被下属给灭了。第二条建议也正中时弊：海陵王在位时期，正是由于奸臣在侧，才国事日非。
这两条解决好，国家才可安定，才能走上正常轨道。至于第三条建议，则是为皇帝以后的行为套上缰绳，避免皇帝事业成功就翘起尾巴，变得奢侈骄傲起来。
金世宗看后大加赞赏，捋着胡须接受了建议，把这三条建议当成了大定年间的施政总纲。
善抓事者，提纲挈领，一语中的。就这方面而言，石琚堪称金国的治国良医，不用望问闻切，一个单方就能药到病除。从此，大定之治开始稳步运行。
石琚亲手制定了制度，裁定了章程，又自任督察，坚决督促实施。为确保第三条建议能实行到位，他还自告奋勇，担当起皇帝的监察官，监督起金世宗来。
当时，一处叫天长观的宫殿失火，被夷为平地。金世宗立马下诏，让主管官员修缮。主管官员接到任务就屁颠屁颠地准备大献殷勤，扩大地势。要扩大地势，就必须让百姓搬迁，就要耗费金银，干扰百姓生活不说，还要费30万贯巨款。石琚当时已经升任宰相，听到消息，他立刻放下公事，赶到现场，要求停工。
蔚州知州为了巴结皇帝，私自决定役使百姓采地蕈，也就是一种蘑菇，准备上贡，千百人整日不停地在地里挖蘑菇。石琚知道后，下发文件，马上阻止。事后，他又将这事直接上奏金世宗，认为这就是所谓的“不急之需”，今后不能如此。金世宗听后很惭愧，要求以后再有类似事情，地方官一定得上奏，在宫廷商讨，大臣们都觉得行，才可以办。石琚还因此表扬金世宗说：“圣训及此，百姓之福也。”金世宗很谦虚地接受了表扬。
这些制度，正是因为自上而下、监视得力、手段过硬，做到了令行禁止，才得以实施。后世史官评价，金世宗自己勤俭节约，以教育士子庶民，故而大定近三十年都是太平的。而金世宗“躬自俭约”的品质显然是和石琚的监督分不开的。
上层不扰民，百姓才能安于田园，乐于农事，“优哉游哉，聊以卒岁”。当时，群臣都各司其职，上下相安，百姓家家仓廪充实，刑部每年判决的死刑犯不过17人、20人——这种情况可以和唐太宗的贞观之治相提并论了。
石琚治国虽然是按法规行事，但他也能灵活多变，不死守条文。他提出的“正纲纪，明赏罚”是针对国家蠹虫、贪污腐败者而言的，至于百姓，他则能根据情况，本着爱护民众的原则，法外施恩。
金国有一项法令，禁止百姓捕捉狐、兔等野生动物。违反这条法令的人很多，很多被判了徒刑，监狱人满为患。保护野生动物的出发点是好的，符合环保理念，可对犯罪者处以刑罚则未免太重了。石琚马上找到金世宗，进言道，为了抓捕野生动物而被關押数年对百姓影响太大，不如改为杖刑，然后释放。
金世宗听了，也觉得原来的法令过重了，而杖刑的处罚既不过重，又能起到禁止狩猎的结果，很实用，于是点头同意。因为石琚的谏言，一次被放出监狱的竟有上千人。
一个时代要政治清明、风气日新，必须有一批清廉能干之官。石琚知道这个道理，因此，他经常为国荐才。 金世宗时，女真贵族高居上位，整日浑浑噩噩，喝酒听歌，不理朝政，朝野大有万马齐喑之势。金世宗急得几乎脑袋上都起了火疖子，问石琚：古代有很多地位不高但能忧国忧民、直言无忌的臣民，现在怎么没了呢？石琚反问，怎么会没有呢？几天后，他就向金世宗连连推举了很多有才能之士，让朝堂风气焕然一新。
多年后，石琚退休回家了，金世宗多次在用人时长叹：“唯石琚最为知人。”又连连夸奖，唯有石琚为相之时，才往往能举贤任能。这话虽有过誉之嫌，但石琚举荐的官员的确都是大定之治的柱石。
难得的是，他举荐人才，更爱惜人才、保护人才。一位大臣为人正直，多次和金世宗当朝顶牛，金世宗很生气，将他贬到边关当节度使，连续数年都不召他回京。石琚娓娓劝告，说此人忠心为国，勇于任事，是国家不可多得的人才。金世宗听了，深以为然，把此人从南京留守的职位上直接任命为尚书右丞，让其入朝辅政。
作为汉人大臣，石琚最令人瞩目的政绩是迎来了金国的盛世，这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对皇帝行为的监管。
在古代，国君的一言一行都有史官用笔记录下来，这叫《起居注》。而且，写完的《起居注》会交付史馆，不让皇帝看，而是直接流传后代。皇帝们很怵这招，都怕自己的恶名流布后世，就兢兢业业起来。因此，这也成了对皇帝无形中的监督。
但金人没设《起居注》。他们来自白山黑水的原始部落，还不懂这个。也因为这样，海陵王在位期间就为所欲为，甚至好色成性得连同族姐妹也不放过，史书谈起他就厌恶地形容：“欲为君则弑其君，欲伐国则弑其母，欲夺人妻则使之杀其夫。”海陵王敢这样做，就是因为没有监督机制：没人监督，自己就是老大，就能肆意妄为。
到了金世宗时期，依然是这样。后来有了史官，金世宗也不让跟着，挥着手让史官离自己远一点儿。石琚知道后，特意告诫金世宗：“史官的存在就是要让国君有所敬畏。”他还引经据典，用周代古礼的要求来奉劝金世宗，一定要接受史官的监督。最终，金世宗勉强接受了进谏，让史官跟着自己，记录自己的一言一行。石琚费尽周折，终于将最高权力部分地关入了笼子。
石琚在27岁时进入官场，到68岁时挥挥衣袖退休，回到了故乡，出仕时间达四十多年，其中19年是在金世宗之世，这也是他人生最为辉煌的岁月。在这19年中，他不避汉人身份，以一介书生之身担任金国复兴之任，掌台阁、定制度、整风纪、谏皇帝、用人才，金国随之进入盛世。
当时的金国统治着中原，几乎是今天大半个中国的版图。石琚这样做，其实也等于间接拯救了中原百姓，让他们不至于继续在乱世暴政中挣扎求生。后世史官赞叹，石琚为相之时，“不烦扰，不更张，偃息干戈，修崇学校，议者以为有汉文景风”。
石琚退休时，金世宗十分不合，拉着他的手多次挽留：“朕知道卿年老了，请勉强为朕在朝中多留几年吧。”他还许诺：“朕一定不敢独断专行，每件事都会问一下卿等的意见，可以做就去做，不可以做就立刻停止。”然而石琚已年届古稀，最终还是退休了。金世宗十分记挂，担心他的身体，有人去石琚的家乡唐县（今属河北保定）任职时，金世宗一定会反复叮嘱：“很久不见石琚了，不知他的精力比往日如何？你到任后，一定要替朕去探望他啊。”
大定二十二年（1182年），71歲的石琚去世。他的画像被挂在皇宫中供人瞻仰，这是比中状元游街更高也更难得的荣耀。编辑/葡萄
（1159年）的状元，他精通经史，更精于辞章，毛翰挥洒间，锦绣五彩倾倒众人。在古代，这样的人一般会直接被选人翰林院、掌词章，为皇帝起草文件，做皇帝的贴身秘书。可是，也许是皇帝不在乎他的文采，石琚没能人翰林，而是走出宫廷，走向遥远的县城，担任知县。这对状元公显然有点儿不公平。
但他知道自己被任命为弘政（今属辽宁锦州）县令后，没有怨言，匹马嘚嘚，去了关外。然后，他被调回到中原，做了邢台县令。上司邢台太守是个贪官，他只要金子、银子，其他什么尊严、良心都扔到九霄云外。
有这样的上司，下属也照样学样。这位太守的下属各县，每个官员都会榨取民财，个个掘地三尺，得了银子，都拿去巴结太守，导致这些县城的百姓苦不堪言。唯有石琚不为所动，一毛钱都没有搜刮过，更没有贿赂过太守。
太守想，等着吧，看我给你穿小鞋。所幸的是，太守还没来得及给石琚穿小鞋，就因贪污事发被抓起来了。他下属的那些县令也因行贿而纷纷落马，陪着太守入狱。唯独石琚因为为官清廉，改任秀容（今山西忻州）县令。 石琚不仅文笔好，人格也和文笔一样，一枝独秀。在这场攸关仕途的人格大考上，他拔得头筹。
石琚的清廉如一轮月高悬于政坛，熠熠生辉，让金国上下交口称赞，不久就被提拔了。于是，他蹇驴一匹，布衣一袭，进入了朝廷。
是时，金国乱得如同一锅粥。金熙宗与海陵王的宫廷内斗无日无之，以致宗室大臣流血遍地，人人难以自安。石琚见此，也徒唤奈何，默默无言。
大乱之世，必会有人出面进行大治。金世宗适时出瑚了。他的妻子当初为了不让暴君海陵王玷污而跳水自尽，金世宗也算是乱世的亲历者，充分领略到暴政给人们带来的无限痛苦。因此，他上台伊始，就开始大力治理国家，为民除弊。他在位近三十年，被史家誉为“小尧舜”，连敌对国南宋的大儒朱熹也不得不酸溜溜地夸奖他“能尊行尧舜之道，要做尧舜也由他”。
金世宗的年号为大定，他在位时期被称为“大定之治”。大定之治固然是金世宗一手缔造的，更离不开一群大臣的辅佐，而石琚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颗耀眼的明星。
金世宗久闻石琚的大名，登基第二年就提拔石琚为左谏议大夫。这是一个专门负责对皇帝提意见的职位，不是德高行洁者，不是皇帝特别信任的官员，难得此位。何况，石琚是汉人，而当时是金人完颜氏的王朝。由此可见石琚在金世宗心中的位置有多重要。
石琚没有辜负金世宗的信任。他目睹了金国多年来的乱政，对朝政早有想法，上任伊始就提起那支曾夺取过文章魁首的巨笔，龙飞凤舞，写了一道奏章，给皇帝提起意见：“正纲纪，明赏罚。近忠直，远奸佞。省不急之务，罢无名之役。”
第一条建议非常重要。当时的金国历经几次宫廷政变，金熙宗被海陵王弑杀，海陵王又被部将射杀，朝野乱糟糟的，你方唱罢我登场。若无纪律、不明赏罚，以此下去，金世宗别说治国，性命也堪忧，很可能哪天一不小心也被下属给灭了。第二条建议也正中时弊：海陵王在位时期，正是由于奸臣在侧，才国事日非。
这两条解决好，国家才可安定，才能走上正常轨道。至于第三条建议，则是为皇帝以后的行为套上缰绳，避免皇帝事业成功就翘起尾巴，变得奢侈骄傲起来。
金世宗看后大加赞赏，捋着胡须接受了建议，把这三条建议当成了大定年间的施政总纲。
善抓事者，提纲挈领，一语中的。就这方面而言，石琚堪称金国的治国良医，不用望问闻切，一个单方就能药到病除。从此，大定之治开始稳步运行。
石琚亲手制定了制度，裁定了章程，又自任督察，坚决督促实施。为确保第三条建议能实行到位，他还自告奋勇，担当起皇帝的监察官，监督起金世宗来。
当时，一处叫天长观的宫殿失火，被夷为平地。金世宗立马下诏，让主管官员修缮。主管官员接到任务就屁颠屁颠地准备大献殷勤，扩大地势。要扩大地势，就必须让百姓搬迁，就要耗费金银，干扰百姓生活不说，还要费30万贯巨款。石琚当时已经升任宰相，听到消息，他立刻放下公事，赶到现场，要求停工。
蔚州知州为了巴结皇帝，私自决定役使百姓采地蕈，也就是一种蘑菇，准备上贡，千百人整日不停地在地里挖蘑菇。石琚知道后，下发文件，马上阻止。事后，他又将这事直接上奏金世宗，认为这就是所谓的“不急之需”，今后不能如此。金世宗听后很惭愧，要求以后再有类似事情，地方官一定得上奏，在宫廷商讨，大臣们都觉得行，才可以办。石琚还因此表扬金世宗说：“圣训及此，百姓之福也。”金世宗很谦虚地接受了表扬。
这些制度，正是因为自上而下、监视得力、手段过硬，做到了令行禁止，才得以实施。后世史官评价，金世宗自己勤俭节约，以教育士子庶民，故而大定近三十年都是太平的。而金世宗“躬自俭约”的品质显然是和石琚的监督分不开的。
上层不扰民，百姓才能安于田园，乐于农事，“优哉游哉，聊以卒岁”。当时，群臣都各司其职，上下相安，百姓家家仓廪充实，刑部每年判决的死刑犯不过17人、20人——这种情况可以和唐太宗的贞观之治相提并论了。
石琚治国虽然是按法规行事，但他也能灵活多变，不死守条文。他提出的“正纲纪，明赏罚”是针对国家蠹虫、贪污腐败者而言的，至于百姓，他则能根据情况，本着爱护民众的原则，法外施恩。
金国有一项法令，禁止百姓捕捉狐、兔等野生动物。违反这条法令的人很多，很多被判了徒刑，监狱人满为患。保护野生动物的出发点是好的，符合环保理念，可对犯罪者处以刑罚则未免太重了。石琚马上找到金世宗，进言道，为了抓捕野生动物而被關押数年对百姓影响太大，不如改为杖刑，然后释放。
金世宗听了，也觉得原来的法令过重了，而杖刑的处罚既不过重，又能起到禁止狩猎的结果，很实用，于是点头同意。因为石琚的谏言，一次被放出监狱的竟有上千人。
一个时代要政治清明、风气日新，必须有一批清廉能干之官。石琚知道这个道理，因此，他经常为国荐才。 金世宗时，女真贵族高居上位，整日浑浑噩噩，喝酒听歌，不理朝政，朝野大有万马齐喑之势。金世宗急得几乎脑袋上都起了火疖子，问石琚：古代有很多地位不高但能忧国忧民、直言无忌的臣民，现在怎么没了呢？石琚反问，怎么会没有呢？几天后，他就向金世宗连连推举了很多有才能之士，让朝堂风气焕然一新。
多年后，石琚退休回家了，金世宗多次在用人时长叹：“唯石琚最为知人。”又连连夸奖，唯有石琚为相之时，才往往能举贤任能。这话虽有过誉之嫌，但石琚举荐的官员的确都是大定之治的柱石。
难得的是，他举荐人才，更爱惜人才、保护人才。一位大臣为人正直，多次和金世宗当朝顶牛，金世宗很生气，将他贬到边关当节度使，连续数年都不召他回京。石琚娓娓劝告，说此人忠心为国，勇于任事，是国家不可多得的人才。金世宗听了，深以为然，把此人从南京留守的职位上直接任命为尚书右丞，让其入朝辅政。
作为汉人大臣，石琚最令人瞩目的政绩是迎来了金国的盛世，这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对皇帝行为的监管。
在古代，国君的一言一行都有史官用笔记录下来，这叫《起居注》。而且，写完的《起居注》会交付史馆，不让皇帝看，而是直接流传后代。皇帝们很怵这招，都怕自己的恶名流布后世，就兢兢业业起来。因此，这也成了对皇帝无形中的监督。
但金人没设《起居注》。他们来自白山黑水的原始部落，还不懂这个。也因为这样，海陵王在位期间就为所欲为，甚至好色成性得连同族姐妹也不放过，史书谈起他就厌恶地形容：“欲为君则弑其君，欲伐国则弑其母，欲夺人妻则使之杀其夫。”海陵王敢这样做，就是因为没有监督机制：没人监督，自己就是老大，就能肆意妄为。
到了金世宗时期，依然是这样。后来有了史官，金世宗也不让跟着，挥着手让史官离自己远一点儿。石琚知道后，特意告诫金世宗：“史官的存在就是要让国君有所敬畏。”他还引经据典，用周代古礼的要求来奉劝金世宗，一定要接受史官的监督。最终，金世宗勉强接受了进谏，让史官跟着自己，记录自己的一言一行。石琚费尽周折，终于将最高权力部分地关入了笼子。
石琚在27岁时进入官场，到68岁时挥挥衣袖退休，回到了故乡，出仕时间达四十多年，其中19年是在金世宗之世，这也是他人生最为辉煌的岁月。在这19年中，他不避汉人身份，以一介书生之身担任金国复兴之任，掌台阁、定制度、整风纪、谏皇帝、用人才，金国随之进入盛世。
当时的金国统治着中原，几乎是今天大半个中国的版图。石琚这样做，其实也等于间接拯救了中原百姓，让他们不至于继续在乱世暴政中挣扎求生。后世史官赞叹，石琚为相之时，“不烦扰，不更张，偃息干戈，修崇学校，议者以为有汉文景风”。
石琚退休时，金世宗十分不合，拉着他的手多次挽留：“朕知道卿年老了，请勉强为朕在朝中多留几年吧。”他还许诺：“朕一定不敢独断专行，每件事都会问一下卿等的意见，可以做就去做，不可以做就立刻停止。”然而石琚已年届古稀，最终还是退休了。金世宗十分记挂，担心他的身体，有人去石琚的家乡唐县（今属河北保定）任职时，金世宗一定会反复叮嘱：“很久不见石琚了，不知他的精力比往日如何？你到任后，一定要替朕去探望他啊。”
大定二十二年（1182年），71歲的石琚去世。他的画像被挂在皇宫中供人瞻仰，这是比中状元游街更高也更难得的荣耀。编辑/葡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