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训是中华文化史上的独特景观，是涵养家风、养护心灵的精神食粮。家训，训乎？很多人认为，家训应该是严厉的，就像现在一些领导人讲话所提的要求。非也！他们泽被后世，传诵至今，靠的决不是高高在上的训味，而是暖暖的爱意，满滿的情味，深深的哲思。事实上，家训原本没有训味。
　　家训很多是撰写者人生的经验总结，饱经沧桑的生活体味，传之后人，则是发自肺腑、谆谆教诲、语重心长。刘邦在《手敕太子》中写道：“吾遭乱世，为秦禁学，自喜，谓读书无益。洎践祚以来，时方省书，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汝可勤学习，每上疏宜自书，勿使人也。”刘邦贵为天子，教育儿子丝毫没有以皇帝自称，而是承认自己对读书的错误认识，以此引导儿子多读书、勤学习，千万不要让人代笔。此则良言，真心实意，可谓良苦用心、感人至深。
　　望子成人成才，乃天下父母之心。达此心愿，不靠奖励，也不靠打骂，而是靠引导，引导子女明大理、立大志、成大家。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命子迁》中写道：“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司马谈从自家作为史官的家史讲起，从孝顺的角度引发，从使命的意义引导，为司马迁树立了立德、立言、立功的志向。最终，司马迁以一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回报了父亲的教诲。
　　我们常讲，放低身架，赢得身价。家训同样如此。高高在上，必失效果。只有把姿态放低，才能把道理讲到子女心里。羊祜的《诫子书》写道：“恭为德首，慎为行基，愿汝等言则忠信，行则笃敬，无口许人以财，无传不经之谈，无听毁誉之语。闻人之过，耳可得受，口不得宣，思而后动。”刘义隆的《诫江夏王义恭书》一样充满温情：“西门、安于，矫性齐美；关羽、张飞，任偏同弊。行己举事，深宜鉴此。”“以贵陵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厌。此易达事耳。”如此家训，不装腔作势、不矫揉造作，不强加于人，有的只是殷切期盼，从而引人思考之、践行之。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写家训者，行得端、做得正，子女念兹在兹、坚守笃行，既助家族兴旺，也有益于社会。比如，留下《颜氏家训》的颜家，从4世纪到8世纪中期将近500年的时间里，颜氏家族一直在延续，为封建社会修身齐家作了很好注释，也为社会培养了有用之才。
　　读古之家训，思今之如何为人作文、如何涵养家风、如何做思想工作，不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吗？
　　（薛钢摘自《解放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