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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0月11日斯德哥尔摩时间下午一点，瑞典学院宣布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是中国作家莫言。
盼了多少年，转了多少圈，诺贝尔奖的桂冠终于落在了中国人的头上！莫言，让我们终于可以在诺贝尔奖的季节里大声呼喊：诺奖来了！再不用纠结李政道们的国籍，这次真的是土生土长、地地道道的中国籍作家。
每年的诺贝尔奖对于中国人来说就像一场赌局，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押对赌注。在诺奖开奖前，莫言在诺奖赌盘上位列第一。把莫言的作品翻译到瑞典的汉学家陈安娜在微博上说，中国人好像被诺奖弄疯了。
没有人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关注诺贝尔奖，但当一次又一次地与它擦肩而过，我们真真切切地感到了遗憾。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他的家乡高密文化馆挂出了横幅，“莫言获大奖，中国很高兴”，一句话，意味深长。中国很高兴，因为诺贝尔奖代表的不仅仅是一种承认。
当莫言得知自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那一刻是惊喜而惶恐的，事实上，惊喜而惶恐的不光是莫言一个人。当闪光灯对准高密已经消失的高粱地，当祝贺的横幅挂满与莫言有关的各个角落，当这位诺奖获得者的作品瞬间脱销……短短十几天的时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后遗症”已经出现了。
惊喜而惶恐的高密
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比莫言本人更高兴的要数莫言的故乡高密。莫言旧居前，指示牌立了起来，短短几天，行道旁便新栽了绿色的灌木，村口那座桥的栏杆也用白色和蓝色的油漆粉刷一新，书写着“热烈祝贺家乡作家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横幅早已挂上了墙。高挂的灯笼，显眼的条幅，还有过年般的鞭炮，甚至传言说已经有了亿元打造高粱地的计划。这个原本平静的小城瞬间沸腾了。
因为莫言，高密不再只是青岛的后花园，这个小城甚至想象青岛也会成为“紧靠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故乡”的城市；高密招商局开研讨会，研究如何让莫言促进招商引资；管委会也拿出了弘扬红高粱文化，打造半岛特色旅游带的计划书，甚至牵扯上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牌子；东营一所大学要在莫言文学馆建立实习基地，相关与不相关的单位争着要当莫言研究会的理事，农家乐老板与胶河疏港物流园区管委会更争相要种红高粱。
一座突然世界闻名的小城像迎接上级领导一样迎接着媒体、游人与文学爱好者，它欣喜而惶恐地歆享着这一切荣耀，并努力地表达着对莫言的感激之情。一个诺奖成了一座小城调整产业结构的契机，成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典型案例。
追星莫言
“儿子已经不是你的儿子，屋子也不是你的屋子了”，这是莫言老家所在辖区高密市胶河疏港物流园区管委会主任范珲为了劝说莫言的父亲同意修缮莫言旧居想好的辞令。莫言已经不单单是莫言，他成了高密的公共资源。
莫言惊喜而惶恐地接受了这个奖项，然后疲惫地应对各种采访。央视《面对面》的主持人董倩问他，你幸福吗？莫言说，我要说不幸福，那也太装了吧，刚得诺贝尔奖能说不幸福吗？除去获奖的喜悦，不知莫言是不是真的幸福，外界甚是热闹，但接连几天的采访，让他感冒发烧，浑身酸痛。连续两天两次的媒体见面会后，莫言宣布，他不再接待任何人。
在给母校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们的一封信中，莫言说，“获诺奖确实像件大事，但绝没大到媒体渲染的程度。等尘埃落定之后，真正能够让一个作家青史留名的还是作品，对此我十分清楚”。除去当初的惊喜，半个月的炒作，已经让莫言对这一切的热闹麻木了，无所谓了。
“惊喜而惶恐”的莫言觉得中国优秀作家、优秀作品非常多，是这届诺贝尔评奖委员会比较青睐他，要是换一批人当评奖委员会成员的话，也许别的中国作家就会获奖。但事实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就是这个叫莫言的人，今后无论出席怎样的场合，他的头上都会顶着诺贝尔文学奖的光环。光环之下，他的作品得经受住更多尖刻的评价，他得应付各种商业活动，他的行踪也会“享受”追星式的报道，就连他在高密县城的家也已经被出租车司机提前曝光。这追星式的追逐打破了作家原有的平静，接下来莫言要想在故乡清静清静都比较难，他得另觅创作之地了。
文学的缺憾
如果说诺贝尔文学奖与社会中哪些人有直接关系的话，就是文学界了。莫言获奖不啻于是中国文学证明在世界上地位的好时刻，值得文学界引以为傲。但在诺贝尔文学奖揭晓前，与莫言竞争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在中国的知名度可能比莫言还高。如果不是这次的诺贝尔文学奖，知道莫言、读过莫言作品的人能有多少？
在莫言得奖后的一堂课上，北师大研究文学理论与批评的赵勇教授问了台下学生一个问题：你们读过莫言吗？举手者寥寥无几，就连现当代文学专业方向的学生读过莫言的也是少得可怜。
莫言获奖后，各大书店脱销的《蛙》、《红高粱》、《生死疲惫》预示着瞬间引爆的“莫言热”，但这种追风似的脱销究竟会持续多久，这种热潮又是否能真正唤醒人们的文学情结，只能由时间来给出答案，而需要时间解决的还有作品的翻译问题。由于语言的障碍，中国的文学作品或者无法传到外国，或者在翻译过程中失去了原有的韵味。
莫言是幸运的，他遇到了美国著名汉学家、翻译家葛浩文先生及瑞典汉学家、翻译家陈安娜女士，正是他们精准的翻译使更多的外国人认识了莫言，甚至陈安娜被人们戏称为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背后最重要的女人。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翻译对文学作品传播的重要性。但像莫言在海外一样幸运的作家并不多，语言障碍带来的缺憾需要我们慢慢弥补。
翘首以盼的媒体
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在社会中掀起了涟漪，更带来了媒体的喧闹。一名科技记者曾报道诺奖6年，他不明白为什么，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诺贝尔奖成了每年必修的功课。每年他都要在那些看起来与中国没有关系的人中，寻找最可能有故事的人来写。现在这个问题有了合理的答案：因为莫言，因为中国人也能获得诺贝尔奖。
媒体的狂欢开始了。同一架飞机上坐满了去高密采访的记者，宾馆里涌进了等候莫言的话筒，就连莫言92岁的老父亲都不堪媒体的打扰，一位当地干部无奈拜托媒体，让老人家歇一歇吧。当兵的管谟业、作家班里的莫言，从评论别人的作品到自己的作品被评论，从因梦而得的《透明的红萝卜》到《蛙》里面的姑姑，莫言创作生涯中重要或不重要的每一个时刻都被挖掘了出来。获奖后的高密东北乡，全是前来寻找莫言小说原型的记者、文学爱好者和旅游者。两天的媒体见面会后，莫言不得不“闭门谢客”。
有人曾对莫言获奖后的事情做了一个猜测：罗玉凤会宣布爱上了莫言；韩国会宣布莫言有韩国血统；方舟子会声称找到了莫言的代笔铁证；鲁豫会约莫言做一期访谈《莫言的诺贝尔之路》；民主人士会不断追问，还有中国人获得过诺贝尔奖吗？作协召开座谈会：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理性看待诺贝尔奖。当然，媒体还会猜测下一个获得诺奖的中国人是谁。
之后，莫言的母校北京师范大学专门召开了有关莫言的研讨会；鲁豫真的做了一期访谈节目，只不过名字与猜测有所出入，叫《莫言——诺贝尔奖背后的文学路》。
1988年，张艺谋在将《红高粱》搬上屏幕时，莫言还说，我不是鲁迅，也不是茅盾，改编他们的作品要忠实原著，改编莫言的作品爱怎么改怎么改。你要“我爷爷”、“我奶奶”在高粱地里实验原子弹也与我无关。但现在，再改编莫言的作品大概没那么简单了。改的不好，强大的媒体后援团都不同意。
如今，盡管这其中的一些行为被怀疑是在“消费”莫言，压榨莫言的诺奖价值，但是中国人在诺贝尔奖上的历史确定无疑被突破了。而不管莫言愿不愿意，他的人生也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
盼了多少年，转了多少圈，诺贝尔奖的桂冠终于落在了中国人的头上！莫言，让我们终于可以在诺贝尔奖的季节里大声呼喊：诺奖来了！再不用纠结李政道们的国籍，这次真的是土生土长、地地道道的中国籍作家。
每年的诺贝尔奖对于中国人来说就像一场赌局，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押对赌注。在诺奖开奖前，莫言在诺奖赌盘上位列第一。把莫言的作品翻译到瑞典的汉学家陈安娜在微博上说，中国人好像被诺奖弄疯了。
没有人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关注诺贝尔奖，但当一次又一次地与它擦肩而过，我们真真切切地感到了遗憾。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他的家乡高密文化馆挂出了横幅，“莫言获大奖，中国很高兴”，一句话，意味深长。中国很高兴，因为诺贝尔奖代表的不仅仅是一种承认。
当莫言得知自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那一刻是惊喜而惶恐的，事实上，惊喜而惶恐的不光是莫言一个人。当闪光灯对准高密已经消失的高粱地，当祝贺的横幅挂满与莫言有关的各个角落，当这位诺奖获得者的作品瞬间脱销……短短十几天的时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后遗症”已经出现了。
惊喜而惶恐的高密
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比莫言本人更高兴的要数莫言的故乡高密。莫言旧居前，指示牌立了起来，短短几天，行道旁便新栽了绿色的灌木，村口那座桥的栏杆也用白色和蓝色的油漆粉刷一新，书写着“热烈祝贺家乡作家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横幅早已挂上了墙。高挂的灯笼，显眼的条幅，还有过年般的鞭炮，甚至传言说已经有了亿元打造高粱地的计划。这个原本平静的小城瞬间沸腾了。
因为莫言，高密不再只是青岛的后花园，这个小城甚至想象青岛也会成为“紧靠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故乡”的城市；高密招商局开研讨会，研究如何让莫言促进招商引资；管委会也拿出了弘扬红高粱文化，打造半岛特色旅游带的计划书，甚至牵扯上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牌子；东营一所大学要在莫言文学馆建立实习基地，相关与不相关的单位争着要当莫言研究会的理事，农家乐老板与胶河疏港物流园区管委会更争相要种红高粱。
一座突然世界闻名的小城像迎接上级领导一样迎接着媒体、游人与文学爱好者，它欣喜而惶恐地歆享着这一切荣耀，并努力地表达着对莫言的感激之情。一个诺奖成了一座小城调整产业结构的契机，成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典型案例。
追星莫言
“儿子已经不是你的儿子，屋子也不是你的屋子了”，这是莫言老家所在辖区高密市胶河疏港物流园区管委会主任范珲为了劝说莫言的父亲同意修缮莫言旧居想好的辞令。莫言已经不单单是莫言，他成了高密的公共资源。
莫言惊喜而惶恐地接受了这个奖项，然后疲惫地应对各种采访。央视《面对面》的主持人董倩问他，你幸福吗？莫言说，我要说不幸福，那也太装了吧，刚得诺贝尔奖能说不幸福吗？除去获奖的喜悦，不知莫言是不是真的幸福，外界甚是热闹，但接连几天的采访，让他感冒发烧，浑身酸痛。连续两天两次的媒体见面会后，莫言宣布，他不再接待任何人。
在给母校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们的一封信中，莫言说，“获诺奖确实像件大事，但绝没大到媒体渲染的程度。等尘埃落定之后，真正能够让一个作家青史留名的还是作品，对此我十分清楚”。除去当初的惊喜，半个月的炒作，已经让莫言对这一切的热闹麻木了，无所谓了。
“惊喜而惶恐”的莫言觉得中国优秀作家、优秀作品非常多，是这届诺贝尔评奖委员会比较青睐他，要是换一批人当评奖委员会成员的话，也许别的中国作家就会获奖。但事实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就是这个叫莫言的人，今后无论出席怎样的场合，他的头上都会顶着诺贝尔文学奖的光环。光环之下，他的作品得经受住更多尖刻的评价，他得应付各种商业活动，他的行踪也会“享受”追星式的报道，就连他在高密县城的家也已经被出租车司机提前曝光。这追星式的追逐打破了作家原有的平静，接下来莫言要想在故乡清静清静都比较难，他得另觅创作之地了。
文学的缺憾
如果说诺贝尔文学奖与社会中哪些人有直接关系的话，就是文学界了。莫言获奖不啻于是中国文学证明在世界上地位的好时刻，值得文学界引以为傲。但在诺贝尔文学奖揭晓前，与莫言竞争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在中国的知名度可能比莫言还高。如果不是这次的诺贝尔文学奖，知道莫言、读过莫言作品的人能有多少？
在莫言得奖后的一堂课上，北师大研究文学理论与批评的赵勇教授问了台下学生一个问题：你们读过莫言吗？举手者寥寥无几，就连现当代文学专业方向的学生读过莫言的也是少得可怜。
莫言获奖后，各大书店脱销的《蛙》、《红高粱》、《生死疲惫》预示着瞬间引爆的“莫言热”，但这种追风似的脱销究竟会持续多久，这种热潮又是否能真正唤醒人们的文学情结，只能由时间来给出答案，而需要时间解决的还有作品的翻译问题。由于语言的障碍，中国的文学作品或者无法传到外国，或者在翻译过程中失去了原有的韵味。
莫言是幸运的，他遇到了美国著名汉学家、翻译家葛浩文先生及瑞典汉学家、翻译家陈安娜女士，正是他们精准的翻译使更多的外国人认识了莫言，甚至陈安娜被人们戏称为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背后最重要的女人。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翻译对文学作品传播的重要性。但像莫言在海外一样幸运的作家并不多，语言障碍带来的缺憾需要我们慢慢弥补。
翘首以盼的媒体
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在社会中掀起了涟漪，更带来了媒体的喧闹。一名科技记者曾报道诺奖6年，他不明白为什么，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诺贝尔奖成了每年必修的功课。每年他都要在那些看起来与中国没有关系的人中，寻找最可能有故事的人来写。现在这个问题有了合理的答案：因为莫言，因为中国人也能获得诺贝尔奖。
媒体的狂欢开始了。同一架飞机上坐满了去高密采访的记者，宾馆里涌进了等候莫言的话筒，就连莫言92岁的老父亲都不堪媒体的打扰，一位当地干部无奈拜托媒体，让老人家歇一歇吧。当兵的管谟业、作家班里的莫言，从评论别人的作品到自己的作品被评论，从因梦而得的《透明的红萝卜》到《蛙》里面的姑姑，莫言创作生涯中重要或不重要的每一个时刻都被挖掘了出来。获奖后的高密东北乡，全是前来寻找莫言小说原型的记者、文学爱好者和旅游者。两天的媒体见面会后，莫言不得不“闭门谢客”。
有人曾对莫言获奖后的事情做了一个猜测：罗玉凤会宣布爱上了莫言；韩国会宣布莫言有韩国血统；方舟子会声称找到了莫言的代笔铁证；鲁豫会约莫言做一期访谈《莫言的诺贝尔之路》；民主人士会不断追问，还有中国人获得过诺贝尔奖吗？作协召开座谈会：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理性看待诺贝尔奖。当然，媒体还会猜测下一个获得诺奖的中国人是谁。
之后，莫言的母校北京师范大学专门召开了有关莫言的研讨会；鲁豫真的做了一期访谈节目，只不过名字与猜测有所出入，叫《莫言——诺贝尔奖背后的文学路》。
1988年，张艺谋在将《红高粱》搬上屏幕时，莫言还说，我不是鲁迅，也不是茅盾，改编他们的作品要忠实原著，改编莫言的作品爱怎么改怎么改。你要“我爷爷”、“我奶奶”在高粱地里实验原子弹也与我无关。但现在，再改编莫言的作品大概没那么简单了。改的不好，强大的媒体后援团都不同意。
如今，盡管这其中的一些行为被怀疑是在“消费”莫言，压榨莫言的诺奖价值，但是中国人在诺贝尔奖上的历史确定无疑被突破了。而不管莫言愿不愿意，他的人生也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