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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校，是指代人校勘。清乾隆年间开诉苦全书馆，吸引着全国许多士子来北京投机，而馆臣乘机延致士子于家中以助校勘。馆臣得士子襄助，而士子亦得问接参与修书之事，双方各得其宜。这种情况在当时非常普遍。助校的工作，不只是校书，还包括编辑、整理、考证、誊录等。这些助校者以修书为契机，一方面与馆臣相互切磋学问，往复商榷，既有利于校书，又推进了学术交流与研究；另一方面可以借助其与馆臣结成的关系网为自身的科举考试与入仕提供方便。目前关于四库学的研究成果虽然很多，但基本上没有人专门关注过这一助校现象。因此，本文首次揭示四库馆普遍存在的助校现象，希望能有助于推进四库学研究。
一 助校的普遍性
当时助校者很多，兹举例如下：
王际华《王文庄日记》乾隆三十九年三月二十日载：“延朱筠、徐立纲、汪如藻、杨昌霖食，商议办太学志事。酉正辞去。又延朱大庭到家，办对《荟要》事。”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二十日载：“邵廷仕来(予延之对《四库全书》也，。下榻海掌院)。”朱大庭、邵廷仕，均是总裁王际华请的助校者。
王杰与朱文藻。王昶编《湖海诗传》卷三十八载：“朱文藻，字映涓，号朗斋，仁和人，诸生，……韩城相国督浙学时，访而延之至京师佐校《四库全书》。且于南斋奉敕考校事宜，亦俱谙习。”韩城相国，即大学十、《四库》副总裁王杰(韩城人)，他曾清朱文藻助校《四库》。
纪昀与柳先义。李瀚章等修《(光绪)湖南通志》卷175“人物志十六”载：“柳先义，字青岩，乾隆壬午举人，淹通宏博，下笔千言。寓京师，河间纪昀主修《四库全书》，聘襄校阅。—可见，总纂纪昀曾请柳氏助校。
朱筠、戴震与丁杰。丁杰与诸多馆臣均有联系，广泛参与修书之事。据阮元《举经室集·续二集》卷二载：“丁杰，字升衢，归安人，乾隆四十六年进士，官宁波府府学教授。肆力经史，旁及六书、音韵、算数，长于校雠，于胡渭《禹贡锥指》摘误甚多。开四库馆，朱筠、戴震皆延之佐校。”
翁方纲与陆廷枢(号镇堂)。翁方纲《翁氏家事略记》载：“……详举所知，各开应考证之书目，是午携至琉璃厂书肆访查之。是时江浙书贸，亦皆踊跃遍征善本，足资考订者，悉聚于五柳居、文粹堂诸坊舍。每日检有应用者，轨载满车以归家中，请陆镇堂司其事。凡有足资考订者，价不甚昂，即留买之。力不能留者，或急写其需查数条，或暂借留数日，或又雇人抄写，以是日有所得。”陆廷枢，字象星，号镇堂，直隶大兴人，乾隆四十五年进士，与翁氏为同里友人，长期助翁氏校书。
朱筠与吴兰庭(字胥石)。秦瀛《小岘山人集·文集》卷三“吴胥石五代史记纂误补序”载：“……胥石名兰庭，乾隆甲午科举人，少承父学，又受业其家牧园先生，于学无不博……会朝廷开四库馆，馆臣校勘之役，交倚胥石，胥石又得尽读所校书，此《五代史记纂误补》之所为作也。”吴氏馆于朱筠家，当然会助朱氏校书。但从上述看，他所助校者可能涉及较多人。也就是说，他并非只是助朱筠校书，还助其他人校书。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从总裁、总纂、总校、纂修官到分校官，均有请助校的。其时，有居家助校者，也有游走于各家助校者。为一人助校者，往往是处馆或人幕者，他们居主人家，助主人校书。辗转于各家，为多人校雠者，如丁杰等，他们与居家助校者不同，游走于各馆臣之间，一方面助校馆书，另一方面商讨学问。
二 助校对《四库》修书的影响
助校的广泛存在，为四库馆汇聚群英，广泛吸收民间学术研究成果提供了绝佳的机会。例如，翁方纲说：“近日史馆校勘，每竟一书，辄资朋友讲问，若归安丁君锦鸿之于《汉隶字原》，瑞金罗君有高之于是书，皆累累数千百言，非徒校雠之勤而已。方纲既择其言之要者过录于卷，因为罗君言是书之不可概绳如此，并识于卷前。”“跋汉隶字原(汲古阁刻本)”载：“乾隆四十二年岁在丁酉夏六月十六日，借朱编修竹君所藏本来校，适丁君小山以所著《校勘(汉隶字原)识语》一卷见视，采其足资考证者录于首册，又取顾氏《隶辨》参校之，凡四日而毕，至二十一日午记于册前。”(以上分别见沈津辑《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14页)可见，翁氏在校书时，常将《四库》馆书有关材料拿来与朋友讲论，不断吸收助校者的意见。
助校者一般都是学有专长的学者，有的在某些方面特别有造诣，往往是馆臣无法相比的。例如，丁杰是精通小学的学者，馆臣多倚其校办小学类书，据许宗彦《鉴止水斋集》卷17“丁教授传”载：“教授讳杰，字升衢，……乾隆辛卯科庄侍郎廷屿主浙江试，发策问大戴礼，教授所对尤赅贯，遂举乡荐入都。时方开四库馆，任事者多延之佐校，小学一门往往出其手。”沈叔埏《颐采堂文集》卷六“丁小山汉隶字原考正序”载：“吾友丁君小山受校《汉隶字原》，遂条举群书之有涉于汉碑三百有九者，是正其讹，致为精审。”《四库》所收的《汉隶字源》，应该就是丁杰助校的。而且，丁杰校过之书，他自己还过录保留，这对他的学术研究也有很大好处。
助校校过之书，有的原校官还要复查一遍或几遍，如徐以坤，据沈叔埏《颐采堂文集》卷十四“国子监博士充四库全书总校官议叙主事茗花徐君暨配汪朱两恭人墓志铭”载：“……大学士于文襄公、程文恭公特疏荐君以原官充武英殿总校，先派文源阁书。君殚心校勘，昕夕靡宁。经邸中宾友阅定。必恭亲浏览，披阅数四。虽手胝目眵不殚烦。”这种做法对保证《四库》的质量肯定有作用。当然，助校毕竟不是馆臣，他们的责任心可能与馆臣不一样，因而在校书过程中是否尽力，也是值得怀疑的、《四库》中广泛存在的校勘错误，应该与助校也有一定的联系。
三 助校现象对四库学研究的启示
助校现象为我们探讨《四库》修书过程中馆内与馆外、官方学术与民间学术相互对接、交流、合作、争论提供了绝佳视角。对助校现象的深入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及解决四库学研究中的一些疑难问题，例如：
第一，如何解释有的馆臣的工作量大得惊人?如纪昀，作为总纂，遍阅《四库》书，又遍审各书提要，并多加修改。其实，一人之力毕竟是有限的，他的工作肯定是得到过助校的襄助，只不过当时人们认为，编书请助校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所以在论述纪昀之功时，一般就不提助校。又如，翁方纲在馆期间阅办之书在千种以上，并写出了其中绝大部分书的提要。而且，他在此期间还有不少其他工作。其实，他也多得助校之力，尤其是一直得到助校陆镇堂之帮助。可以说，许多馆臣的背后都活跃着助校的身影。
第二，如何更客观地评价馆臣的贡献?《四库总目》所附“馆臣职名表”展示的是公开的、官方的馆臣统计数，但是，还有很多人私下参与了修书而不入此职名表，而且一直不为我们所知a这些人就是上述的助校者。他们尽管是馆臣私聘的，但也一样参与了《四库》修书的各项工作。因此，真正参与修书之人，并不是职名表所能全面反映的。我们在分析《四库》的成就与问题时，就不能只盯在馆臣身上。例如，《四库》底本中的校改意见，有可能是馆臣身后的助校者所留下的。也就是说，《四库》的成就与问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应算在助校头上。关于这一点，以往的学者多没有注意到。
第三，如何看待四库馆内外的学术交流?助校的普遍存在，促进了馆内外的学术交流，也促进了各地学者间的交流。例如，许多助校在校书的同时，也借此机会录副《四库》书、搜集资料、释疑解惑、著书立说。因此，助校者为《四库》编修贡献了自己智慧与劳动的同时，也从参与编修过程中获得了更多的学术资源与政治资源。可以说，《四库》得益于助校者，而助校者也得益于《四库》。
总之，《四库》编修存在着普遍的助校现象。从助校现象可看出：一是助校者为《四库》编修默默无闻地做了大量的工作。二是助校展示了四库馆内外学者交流与合作的绝佳范例。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一 助校的普遍性
当时助校者很多，兹举例如下：
王际华《王文庄日记》乾隆三十九年三月二十日载：“延朱筠、徐立纲、汪如藻、杨昌霖食，商议办太学志事。酉正辞去。又延朱大庭到家，办对《荟要》事。”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二十日载：“邵廷仕来(予延之对《四库全书》也，。下榻海掌院)。”朱大庭、邵廷仕，均是总裁王际华请的助校者。
王杰与朱文藻。王昶编《湖海诗传》卷三十八载：“朱文藻，字映涓，号朗斋，仁和人，诸生，……韩城相国督浙学时，访而延之至京师佐校《四库全书》。且于南斋奉敕考校事宜，亦俱谙习。”韩城相国，即大学十、《四库》副总裁王杰(韩城人)，他曾清朱文藻助校《四库》。
纪昀与柳先义。李瀚章等修《(光绪)湖南通志》卷175“人物志十六”载：“柳先义，字青岩，乾隆壬午举人，淹通宏博，下笔千言。寓京师，河间纪昀主修《四库全书》，聘襄校阅。—可见，总纂纪昀曾请柳氏助校。
朱筠、戴震与丁杰。丁杰与诸多馆臣均有联系，广泛参与修书之事。据阮元《举经室集·续二集》卷二载：“丁杰，字升衢，归安人，乾隆四十六年进士，官宁波府府学教授。肆力经史，旁及六书、音韵、算数，长于校雠，于胡渭《禹贡锥指》摘误甚多。开四库馆，朱筠、戴震皆延之佐校。”
翁方纲与陆廷枢(号镇堂)。翁方纲《翁氏家事略记》载：“……详举所知，各开应考证之书目，是午携至琉璃厂书肆访查之。是时江浙书贸，亦皆踊跃遍征善本，足资考订者，悉聚于五柳居、文粹堂诸坊舍。每日检有应用者，轨载满车以归家中，请陆镇堂司其事。凡有足资考订者，价不甚昂，即留买之。力不能留者，或急写其需查数条，或暂借留数日，或又雇人抄写，以是日有所得。”陆廷枢，字象星，号镇堂，直隶大兴人，乾隆四十五年进士，与翁氏为同里友人，长期助翁氏校书。
朱筠与吴兰庭(字胥石)。秦瀛《小岘山人集·文集》卷三“吴胥石五代史记纂误补序”载：“……胥石名兰庭，乾隆甲午科举人，少承父学，又受业其家牧园先生，于学无不博……会朝廷开四库馆，馆臣校勘之役，交倚胥石，胥石又得尽读所校书，此《五代史记纂误补》之所为作也。”吴氏馆于朱筠家，当然会助朱氏校书。但从上述看，他所助校者可能涉及较多人。也就是说，他并非只是助朱筠校书，还助其他人校书。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从总裁、总纂、总校、纂修官到分校官，均有请助校的。其时，有居家助校者，也有游走于各家助校者。为一人助校者，往往是处馆或人幕者，他们居主人家，助主人校书。辗转于各家，为多人校雠者，如丁杰等，他们与居家助校者不同，游走于各馆臣之间，一方面助校馆书，另一方面商讨学问。
二 助校对《四库》修书的影响
助校的广泛存在，为四库馆汇聚群英，广泛吸收民间学术研究成果提供了绝佳的机会。例如，翁方纲说：“近日史馆校勘，每竟一书，辄资朋友讲问，若归安丁君锦鸿之于《汉隶字原》，瑞金罗君有高之于是书，皆累累数千百言，非徒校雠之勤而已。方纲既择其言之要者过录于卷，因为罗君言是书之不可概绳如此，并识于卷前。”“跋汉隶字原(汲古阁刻本)”载：“乾隆四十二年岁在丁酉夏六月十六日，借朱编修竹君所藏本来校，适丁君小山以所著《校勘(汉隶字原)识语》一卷见视，采其足资考证者录于首册，又取顾氏《隶辨》参校之，凡四日而毕，至二十一日午记于册前。”(以上分别见沈津辑《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14页)可见，翁氏在校书时，常将《四库》馆书有关材料拿来与朋友讲论，不断吸收助校者的意见。
助校者一般都是学有专长的学者，有的在某些方面特别有造诣，往往是馆臣无法相比的。例如，丁杰是精通小学的学者，馆臣多倚其校办小学类书，据许宗彦《鉴止水斋集》卷17“丁教授传”载：“教授讳杰，字升衢，……乾隆辛卯科庄侍郎廷屿主浙江试，发策问大戴礼，教授所对尤赅贯，遂举乡荐入都。时方开四库馆，任事者多延之佐校，小学一门往往出其手。”沈叔埏《颐采堂文集》卷六“丁小山汉隶字原考正序”载：“吾友丁君小山受校《汉隶字原》，遂条举群书之有涉于汉碑三百有九者，是正其讹，致为精审。”《四库》所收的《汉隶字源》，应该就是丁杰助校的。而且，丁杰校过之书，他自己还过录保留，这对他的学术研究也有很大好处。
助校校过之书，有的原校官还要复查一遍或几遍，如徐以坤，据沈叔埏《颐采堂文集》卷十四“国子监博士充四库全书总校官议叙主事茗花徐君暨配汪朱两恭人墓志铭”载：“……大学士于文襄公、程文恭公特疏荐君以原官充武英殿总校，先派文源阁书。君殚心校勘，昕夕靡宁。经邸中宾友阅定。必恭亲浏览，披阅数四。虽手胝目眵不殚烦。”这种做法对保证《四库》的质量肯定有作用。当然，助校毕竟不是馆臣，他们的责任心可能与馆臣不一样，因而在校书过程中是否尽力，也是值得怀疑的、《四库》中广泛存在的校勘错误，应该与助校也有一定的联系。
三 助校现象对四库学研究的启示
助校现象为我们探讨《四库》修书过程中馆内与馆外、官方学术与民间学术相互对接、交流、合作、争论提供了绝佳视角。对助校现象的深入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及解决四库学研究中的一些疑难问题，例如：
第一，如何解释有的馆臣的工作量大得惊人?如纪昀，作为总纂，遍阅《四库》书，又遍审各书提要，并多加修改。其实，一人之力毕竟是有限的，他的工作肯定是得到过助校的襄助，只不过当时人们认为，编书请助校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所以在论述纪昀之功时，一般就不提助校。又如，翁方纲在馆期间阅办之书在千种以上，并写出了其中绝大部分书的提要。而且，他在此期间还有不少其他工作。其实，他也多得助校之力，尤其是一直得到助校陆镇堂之帮助。可以说，许多馆臣的背后都活跃着助校的身影。
第二，如何更客观地评价馆臣的贡献?《四库总目》所附“馆臣职名表”展示的是公开的、官方的馆臣统计数，但是，还有很多人私下参与了修书而不入此职名表，而且一直不为我们所知a这些人就是上述的助校者。他们尽管是馆臣私聘的，但也一样参与了《四库》修书的各项工作。因此，真正参与修书之人，并不是职名表所能全面反映的。我们在分析《四库》的成就与问题时，就不能只盯在馆臣身上。例如，《四库》底本中的校改意见，有可能是馆臣身后的助校者所留下的。也就是说，《四库》的成就与问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应算在助校头上。关于这一点，以往的学者多没有注意到。
第三，如何看待四库馆内外的学术交流?助校的普遍存在，促进了馆内外的学术交流，也促进了各地学者间的交流。例如，许多助校在校书的同时，也借此机会录副《四库》书、搜集资料、释疑解惑、著书立说。因此，助校者为《四库》编修贡献了自己智慧与劳动的同时，也从参与编修过程中获得了更多的学术资源与政治资源。可以说，《四库》得益于助校者，而助校者也得益于《四库》。
总之，《四库》编修存在着普遍的助校现象。从助校现象可看出：一是助校者为《四库》编修默默无闻地做了大量的工作。二是助校展示了四库馆内外学者交流与合作的绝佳范例。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