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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话语权竞争，凸显的是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理应拥有对自身制度的解释、表达，进而获得认同的权力。要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实践探索、实践选择和实践优化中找寻引擎力，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制度自信为内生力，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认同为外动力，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讲好中国好故事，发出中国好声音。
关键词：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生力点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集中体现了中国制度的优越性。要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实践探索、实践选择和实践优化中找寻引擎力，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制度自信为内生力，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认同为外动力，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
一、制度实践：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建构的引擎力
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实践推动认识不断发展。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从实践探索中萌芽、在实践选择中成型、在实践优化中完善，彰显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强大生命力。
（一）萌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实践探索
相较于成熟的西方政党，萌芽中的中国政党青涩又倔强。传统语境中政党文化的缺失，使“政党”这一政治名词过早与“私植党羽”“党同伐异”等语义结合，斥于政治生活之外，直到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社会各阶层力挽民族危亡之时，才产生了同盟会这一全国性资产阶级革命政党。随后，各方政党纷纷登上历史舞台，效仿西方的两党制、多党制，试图建立起资产阶级革命政党政治，但最终，却都因为水土不服而扼于襁褓。直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才为中国注入了全新活力，中国政党政治枯木逢春，衍泛出嫩芽新绿。中共二大明确提出，要“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中共三大明确要走联合道路，实行党内合作，促成了国共第一次合作，多党合作制度萌发新芽。
（二）成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实践选择
1927年，一意孤行的蒋介石以一场反革命政变，打破了国共第一次合作意境，一党专制模式由此开启。为了实现以党治国的目的，蒋介石公然与共产党为敌，军事上“围剿”、文化上“查禁”、经济上“封锁”，企图以其掌握的军事力量消灭已然壮大的中国共产党。而对于新生的革命民主政党，蒋介石竟也以同样毒辣的手段加以迫害和消灭，杀害民主人士、囚禁党派领袖、镇压民主同盟，将一党专制推向极致，在国内制造出“白色恐怖”的紧张氛围。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强大的敌人入侵，蒋介石却始终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方针，置民族大义于不顾。面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正确主张，背向而行，激发了国内矛盾，引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内外压力下，蒋介石被迫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第二次国共合作最终形成。但表面的妥协并不能掩盖蒋介石的独裁本性，《整理党务》决议和《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的反动出台，暴露了其狼子野心。1946年，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公然撕毁双十协议和重庆旧政协会议决议，随后，蒋介石一手包办了分裂的国民大会，彻底揭开了其虚伪的民主外衣。
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则表现出凛然的民族大义。与国民党“党外无党”的反动主张不同，共产党秉持“争取多数、反对少数”的统战方针，把民主党派作为同盟军，坚持组织各党派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1948年“五一口号”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随后，各民主党派积极响应，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政治基础由此奠定。1949年政协一次会议胜利召开，协商制定了共同纲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正式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三）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实践优化
新政协会议召开，创造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领导+合作”“执政+参政”的政治合作新格局。但是，与此同时，对于新中国成立后民主党派留存必要性的探讨却被摆到桌面，有人认为“民主党派是为争取民主而成立的，现在有了民主，其任务已尽” [2]，不再有存在的必要，主张解散;有人认为只有把民主党派变成共产党的一部分，才能保证政治的稳定性，主张改造。面对各种声音，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主要领导铿锵发声，认为民主党派具有继续联系群众的历史使命，必须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共存，“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是如此”[3]，“一直要共存到将来社会发展不需要政党的时候为止”[4]。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把八字方针扩充为十六字方针，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元气满满，各民主党派贡献力量积极参政，助推中国经济迈上了新台阶，同中国共产党一道，迎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
二、制度自信：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建构的内生力
自信，是话语权的信念体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理论中获得动能，在制度中获取保障，盈生了充分的制度自信。
（一）理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动能
制度自信与底气，不仅源于实践的有效，而且源于理论的成熟，只有用理论的清醒引导行动的自觉，才能真正把握话语权。
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以其先进性指引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实践，启蒙中国开始争取各民主政党的团结协作;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把团结、民主、协作精神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原则确立下来。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传入中国并实现了中国化转变。毛泽东开创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新模式;邓小平从政治制度高度来准确表述，规范了我国政党制度提法;江泽民、胡锦涛把这一制度上升到党的意志和国家意志的高度范畴，用法律保障和完善了我國政党制度;十八大后，习近平更加准确定位民主党派参政党定位，注重协商民主的广泛多层制度化，为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完善发展提供了学理支撑。
（二）制度：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保障
从1989年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我国政党制度的意见颁布开始，就确定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基本政治制度的合法地位，1993年，我国新型政党制度“长期存在和发展”写入宪法，之后中共中央陆续发布了多项文件，让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得到了宪法和党内法规的双重确认，话语权建构拥有了最重要的政策依据。尤其是今年，连续发布了《纪要》、《规划》和《意见》三个重要文件，运行机制不断完善，政党关系向着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良性发展，制度优势和制度效能更加凸显。 三、制度认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建构的外动力
总书记说，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就是要不断解决“挨打”、“挨饿”、“挨骂”这三个问题[5]。建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就是要解决好“挨骂”这个还未根本解决的问题。
（一）突破旧制藩篱，打破西方政党制度话语霸权
政党制度来源于西方，由于长期的发展与制度成熟，一直以来，政党制度的话语权一直牢牢地把控在西方人的手里。处于垄断惯于傲慢的西方国家，总是用有色的眼光审视我国的政党制度，以其固有的意识形态偏见和所谓的“民主”标准恶意抹黑攻击我国，把我国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归囿于一党制，甚至宣称我国属于霸权党体制，极大地中伤和损害了我国的国际形象。履不必同，期于适足，伴随改革开放，我们硬实力的增长，软实力的提升，都充分彰显了这一制度的优越性。敢于对西方的妄语说不，敢于突破旧制藩篱，以“新、旧”二字划清界限，向世界表达我们自己，就是迈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自觉的重要一步。
（二）讲好中国故事，获取世界政党制度价值认同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有效避免了党羽恶斗，创造了政党协商合作的新局面，讲好中国故事，不仅可以获取世界价值认同，建构起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而且可以为世界政党政治提供中国方案，对于西方政党危机和民主困局的破解有着极大的世界价值。
讲好中国故事，要注重共鸣。在语言和思维习惯上，深度研究，构建世界语言表达系统，用融通中西的新语言、新概念、新范畴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渊源、文化根基、实践探索、发展前景讲清楚讲明白，让国外了解中国政党制度，理解我们的道路发展。讲好中国故事，还要注重心理的共情，要把讲好中国故事与不同国家的基本国情结合起来，寻找情感的共同点、思维的连接点、心理的相通点，拉近相互认知，实现价值认同。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146.
[2] 历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概况和文献[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35.
[3]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4.
[4] 周恩來统一战线文选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350.
[5] 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J].求是，2016（09）.
关键词：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生力点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集中体现了中国制度的优越性。要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实践探索、实践选择和实践优化中找寻引擎力，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制度自信为内生力，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认同为外动力，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
一、制度实践：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建构的引擎力
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实践推动认识不断发展。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从实践探索中萌芽、在实践选择中成型、在实践优化中完善，彰显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强大生命力。
（一）萌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实践探索
相较于成熟的西方政党，萌芽中的中国政党青涩又倔强。传统语境中政党文化的缺失，使“政党”这一政治名词过早与“私植党羽”“党同伐异”等语义结合，斥于政治生活之外，直到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社会各阶层力挽民族危亡之时，才产生了同盟会这一全国性资产阶级革命政党。随后，各方政党纷纷登上历史舞台，效仿西方的两党制、多党制，试图建立起资产阶级革命政党政治，但最终，却都因为水土不服而扼于襁褓。直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才为中国注入了全新活力，中国政党政治枯木逢春，衍泛出嫩芽新绿。中共二大明确提出，要“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中共三大明确要走联合道路，实行党内合作，促成了国共第一次合作，多党合作制度萌发新芽。
（二）成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实践选择
1927年，一意孤行的蒋介石以一场反革命政变，打破了国共第一次合作意境，一党专制模式由此开启。为了实现以党治国的目的，蒋介石公然与共产党为敌，军事上“围剿”、文化上“查禁”、经济上“封锁”，企图以其掌握的军事力量消灭已然壮大的中国共产党。而对于新生的革命民主政党，蒋介石竟也以同样毒辣的手段加以迫害和消灭，杀害民主人士、囚禁党派领袖、镇压民主同盟，将一党专制推向极致，在国内制造出“白色恐怖”的紧张氛围。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强大的敌人入侵，蒋介石却始终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方针，置民族大义于不顾。面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正确主张，背向而行，激发了国内矛盾，引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内外压力下，蒋介石被迫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第二次国共合作最终形成。但表面的妥协并不能掩盖蒋介石的独裁本性，《整理党务》决议和《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的反动出台，暴露了其狼子野心。1946年，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公然撕毁双十协议和重庆旧政协会议决议，随后，蒋介石一手包办了分裂的国民大会，彻底揭开了其虚伪的民主外衣。
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则表现出凛然的民族大义。与国民党“党外无党”的反动主张不同，共产党秉持“争取多数、反对少数”的统战方针，把民主党派作为同盟军，坚持组织各党派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1948年“五一口号”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随后，各民主党派积极响应，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政治基础由此奠定。1949年政协一次会议胜利召开，协商制定了共同纲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正式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三）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实践优化
新政协会议召开，创造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领导+合作”“执政+参政”的政治合作新格局。但是，与此同时，对于新中国成立后民主党派留存必要性的探讨却被摆到桌面，有人认为“民主党派是为争取民主而成立的，现在有了民主，其任务已尽” [2]，不再有存在的必要，主张解散;有人认为只有把民主党派变成共产党的一部分，才能保证政治的稳定性，主张改造。面对各种声音，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主要领导铿锵发声，认为民主党派具有继续联系群众的历史使命，必须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共存，“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是如此”[3]，“一直要共存到将来社会发展不需要政党的时候为止”[4]。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把八字方针扩充为十六字方针，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元气满满，各民主党派贡献力量积极参政，助推中国经济迈上了新台阶，同中国共产党一道，迎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
二、制度自信：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建构的内生力
自信，是话语权的信念体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理论中获得动能，在制度中获取保障，盈生了充分的制度自信。
（一）理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动能
制度自信与底气，不仅源于实践的有效，而且源于理论的成熟，只有用理论的清醒引导行动的自觉，才能真正把握话语权。
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以其先进性指引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实践，启蒙中国开始争取各民主政党的团结协作;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把团结、民主、协作精神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原则确立下来。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传入中国并实现了中国化转变。毛泽东开创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新模式;邓小平从政治制度高度来准确表述，规范了我国政党制度提法;江泽民、胡锦涛把这一制度上升到党的意志和国家意志的高度范畴，用法律保障和完善了我國政党制度;十八大后，习近平更加准确定位民主党派参政党定位，注重协商民主的广泛多层制度化，为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完善发展提供了学理支撑。
（二）制度：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保障
从1989年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我国政党制度的意见颁布开始，就确定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基本政治制度的合法地位，1993年，我国新型政党制度“长期存在和发展”写入宪法，之后中共中央陆续发布了多项文件，让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得到了宪法和党内法规的双重确认，话语权建构拥有了最重要的政策依据。尤其是今年，连续发布了《纪要》、《规划》和《意见》三个重要文件，运行机制不断完善，政党关系向着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良性发展，制度优势和制度效能更加凸显。 三、制度认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建构的外动力
总书记说，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就是要不断解决“挨打”、“挨饿”、“挨骂”这三个问题[5]。建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就是要解决好“挨骂”这个还未根本解决的问题。
（一）突破旧制藩篱，打破西方政党制度话语霸权
政党制度来源于西方，由于长期的发展与制度成熟，一直以来，政党制度的话语权一直牢牢地把控在西方人的手里。处于垄断惯于傲慢的西方国家，总是用有色的眼光审视我国的政党制度，以其固有的意识形态偏见和所谓的“民主”标准恶意抹黑攻击我国，把我国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归囿于一党制，甚至宣称我国属于霸权党体制，极大地中伤和损害了我国的国际形象。履不必同，期于适足，伴随改革开放，我们硬实力的增长，软实力的提升，都充分彰显了这一制度的优越性。敢于对西方的妄语说不，敢于突破旧制藩篱，以“新、旧”二字划清界限，向世界表达我们自己，就是迈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自觉的重要一步。
（二）讲好中国故事，获取世界政党制度价值认同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有效避免了党羽恶斗，创造了政党协商合作的新局面，讲好中国故事，不仅可以获取世界价值认同，建构起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而且可以为世界政党政治提供中国方案，对于西方政党危机和民主困局的破解有着极大的世界价值。
讲好中国故事，要注重共鸣。在语言和思维习惯上，深度研究，构建世界语言表达系统，用融通中西的新语言、新概念、新范畴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渊源、文化根基、实践探索、发展前景讲清楚讲明白，让国外了解中国政党制度，理解我们的道路发展。讲好中国故事，还要注重心理的共情，要把讲好中国故事与不同国家的基本国情结合起来，寻找情感的共同点、思维的连接点、心理的相通点，拉近相互认知，实现价值认同。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146.
[2] 历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概况和文献[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35.
[3]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4.
[4] 周恩來统一战线文选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350.
[5] 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J].求是，2016（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