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億元户”落马高官的法学学历

　　2016年10月14日，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金道铭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大约20年前，金道铭在担任中央纪委外事局局长、副秘书长期间，曾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经济法专业研究生班学习。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十八大以来接受纪检部门调查的副厅级（含）以上官员中，至少20人具有法学背景。以与法学相关的最高学历计算，其中，博士6人，硕士11人（含在职进修），本科2人，另有1人参加过为期三年的法律专修科学习。
　　虽然这些官员的落马与法学背景并无直接关联，但懂法者知法犯法，以及个别官员被查后暴露出来的学历掺水等问题，则值得深思。

“戏不够，曲来凑”

　　头顶法学博士、硕士光环的落马官员，并非人人真正学过法律。
　　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陈安众，毕业于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专业；重庆市长寿区区委原副书记韩树明，毕业于中央党校党建专业。但二人均为法学硕士。
　　这是因为，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发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里，法学不只是法律专业，而且包括了法学、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公安学6个一级学科及其下42个二级学科。

　　法律科班出身的不多。最高法院原副院长奚晓明、国家安全部原副部长马建、广东省佛山市政协原副主席廖东明，这三人均毕业于“五院四系”（中国、西南、华东、中南、西北五所政法大学，北大、人大、武大、吉大的四个法学院），且多年从事法律职业。有些落马官员的法律专业素养曾受到业界肯定。
　　有相当多的人的学历出自中央或地方的党校系统。比如，天津市委原代理书记、市长黄兴国。河北省委原政法委书记张越先在中央党校函授学院学了本科政法专业，又在该学院在职研究生班法律专业深造。
　　“这里面似乎有一个规律，官员工作前的学历、学校越差，深造、读博的积极性越高。可能他们觉得有必要搞一个听起来很吓人的头衔，戏不够，曲来凑。”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祝守正认为，重庆市公安局原局长王立军便是这方面的典型。
　　据媒体公开报道，王立军虽没有法学学位，却在十余年间成为国内外29所大学或研究中心的兼职教授、硕导、博导等。连中国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这样的老牌法科院校，都曾向他伸出橄榄枝。
　　在法学圈里“摸爬滚打”30年，南方某大学法学院教授赵凌远观察到，官场刮起到法学院读书风，要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说起。
　　当时正值中国高校扩招潮，研究生队伍亦呈高歌猛进之势。许多公务员选择在职深造，一些刚刚获批法学二级学科硕士点、博士点的高校则借机扩招。
　　与此同时，随着国家的法治化进程和整个社会法律意识日益提高，法学在中国逐渐成为显学。顶个法学博士头衔的“学者型官员”，更是会被期许有法治思维、法治理念。
　　在赵凌远看来，官员们喜欢读法学，主要是因为它是当下显学，与社会比较贴近。还有一些官员认为法学难度小，“相对好混”。

“门当户对”

　　除“五院四系”外，官员就职所在地的大学常是首选。
　　季建业从担任昆山市委副书记起，开始在苏州大学进行一系列进修、深造，最终读完硕博。广东省政协原主席朱明国在保亭县（当时保亭仍属广东省管辖）任职时，读完了中山大学法律系的干部专修课程。
　　在法学理论、诉讼法学、刑法学、民商法学、国际法学等10个法学二级学科中，官员往往选择宏观抽象的法学理论专业，或与政府工作关联紧密的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经济法专业。
　　行政法方向尤其受欢迎，比如周本顺、季建业。官员的工作经验、对行政系统运行方式的了解，本身就是学术优势，再适当融入一些理论分析，“把工作报告改一改就可以当论文了。有时候秘书就能完成。”赵凌远说。
　　一些官员喜欢与自身行业相关的专业。在“大法学”内，安全机关出身的乐大克选择国际关系专业，获得法学博士学位；湖南醴陵市委原书记蒋永清任职株洲时，读了华中师范大学的中国现代化与城市发展研究方向研究生，获法学博士学位。“小法学”内同样如此。环保部门的官员，可能读个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的博士；外事部门的官员，或许倾向国际法专业。
　　杨栋梁在中国政法大学读博时，任天津市委常委兼市国资委主任。他的博士论文以天津开发区企业作为样本进行分析，算是资源上的得天独厚。
　　导师方面，较受官员青睐的，首先是辈分高、年资高的老教授；另一种是具有某些官方身份（如全国政协委员）或兼职的导师。
　　对此，祝守正将之称为官员与学者间的“门当户对”，“跟着一个在官场上地位较高的导师读书，不仅可以获得一个学位，或许还能找到某种庇护”。
　　这种具有政府背景的导师常与官员相识，可能是党校培训班的同窗，可能因为某些项目、课题、评审结缘。久而久之，那些愿意招收官员学生的教授已是口耳相传、名声在外。

利益层叠

　　在高校，硕士生、博士生常常被一些人认为是导师的“廉价劳动力”；但对于在职读书的官员研究生，导师可能反要劳心费神地为其录取、论文、答辩操心。
　　据北方某大学教师透露，几年前，该校法学院开设了一种只招收司局级以上领导干部的博士培养模式，报名者不仅要达到职级要求，还要出过专著或得过省部级奖项。为将某个不符合条件的领导干部收入门下，一名教授疏通关系创设了一个省部级奖项。此后，该领导干部顺利进门。
　　“这里面肯定有利益，要不哪个老师愿意花费精力干这个？”曾在某高校法学院就职的刘颖告诉记者，导师门下的学生就业、官员亲朋的子女入学、项目课题的申报审批、官场之中的势力博弈……很多都涉及利益。
　　众多利益中，最常见的便是给课题、拿项目。在法学领域，一个课题往往涉及少则数万、多则数十万元的经费，课题分给哪个院系、哪个老师，经费也随之转移。虽然大部分课题分配前要经过招投标式的评选，但最后花落谁家，有时就是某个领导一句话的事。
　　随着反腐形势持续加压，赵凌远感觉到，十八大以来，官员进入法学院读书的口子有所收紧。教育部及高校均出台了一系列管理举措，把关不严的现象近年来有所好转。
　　记者曾梳理39所985高校的博士生招生章程，有21所高校明确限制在职博士的录取，有的出台控制比例，有的甚至明确“不招收”或“原则上不招收”。
　　在赵凌远看来，一个学者一辈子带一两个官员博士生足够了，“毕竟有损学术声誉”。对于那些有学生落马的导师来说，这种不慎重的、趋利性的选择，很可能成为终身的污点。
　　（祝守正、赵凌远、刘颖为化名）（摘自七一客户端/《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