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目前实行的个税体制劫贫济富、依附于传统的行政征收体系，与信用社会没有契合之点。个税改革迫在眉睫。
　　上调个税起征点是技术细节。只要有助于缓解贫富分化、只要有助于财产透明的制度，都是个税改革中的好制度。目前我国之所以在个税起征点上争执不断，是因为在根本制度的改革上无法取得突破。
　　上调个税起征点的呼声越来越大，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颇有勇气地表示，单纯上调个税起征点是个很糟糕的主意，因为从缴纳的绝对数字上看无异于劫贫济富。
　　这不是新理由。去年，财科所课题组发布《我国个人所得税基本情况》，强调提高个税起征点于低收入阶层不利。比如将扣除标准提高至3000元/月，月薪为5000元的纳税人税负减少100元/月，月薪为10万元的纳税人税负减少350元/月。这份调查不见森林，虽然从缴纳的数额上看是高收入者获利，但从绝对比例上看，少交部分在低收入者收入中所占的权重更大。同时，提高个税起征点，会让个税收入急剧萎缩，高收入阶层纳税占总体税收的比例大幅提升。
　　笔者承认，单纯提高个税起征点无法解决中国个税劫贫济富的逆向机制，还必须伴随着信用体制与税率的全面改革，但在后两个改革迟迟无法破冰的情况下，提高个税起征点，或者把个税起征点与CPI挂钩，起码证明了政府保护低收入阶层购买力的诚意。否则，不久就会闹出最低工资者还得纳个人所得税的笑话。
　　一直以来，中国的税收征收体现的都是低诚信社会中广覆盖、多征收的精义，也就是广种收，收到多少算多少，结果是工薪阶层为所得税做出了最大贡献。
　　财政部的研究报告证实了这一点。据统计，1998年，我国城镇职工年平均工资为7479元，2007年为24932元。1998年工薪所得纳税人次为1.09亿人次，2007年上升为8.5亿人次。2005年，全国年工资收入25万元以上的纳税人占工薪收入纳税人数的比例接近5％，缴纳的税款占工薪所得项目总税额的约15%；2007年对工薪所得征收的个税收入中，适用20%（含）以上税率（即月工薪应纳税所得额在5000元以上）的纳税人次占工薪所得总纳税人次的4.43%，缴纳税额却占工薪所得总税额的44.44%。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中工薪所得税占45%~47%，而工薪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只有1/3，绝大部分的收入在纳税的范围之外，意味着以个人所得税调节贫富差距的手段基本失效。
　　不仅如此，由于资本利得税等方面的不匹配，我国在资本与货币市场的暴利阶层，可以享受低税待遇。
　　个税是中国税收中一件华丽的皇帝新衣，名为让利于民，实则让利于灰色收入阶层。
　　由于财产收入普遍的不透明，财产申报制度迟迟未能向全社会公开，因此，个税收入成为变相的人头税，所有有工作的人在每月领薪水时，由所在单位代扣代缴。游离在单位薪酬体系之外的将近6万亿的灰色收入不在纳税的范围之列。那些垄断国企的体制内员工，月薪只有2000元，福利倒可能有3000元，更不必说拥有寻租权利的人灰色收入到底有多少。
　　只要财产申报的死结不解，个税改革就会面临重重阻力。我国实行12万元以上高收入人群自行纳税申报，但效果不如人意，所有不愿申报者可以振振有辞地为自己辩解，上不行则下不效，普通公民没有必要抢在官员之前充当申报财产与纳税的急先锋。
　　失信的文化越演越烈，成为中国信用体系中的顽疾。中国的信贷体系如果没有抵押品几乎无法运转，我国的税收体系如果不是代扣代缴而是自行征收，基本上形同虚设。这出租房的收入税就可见一斑。正因为普遍的不诚信，财政与税收部门更加依赖行政代扣代缴模式，起码还能旱涝保收。恶性循环愈演愈烈。
　　要打破循环，就必须打破依附在单位结构中的税收体制，建立进入信用社会依靠自觉申报与监管、惩罚的机制，从官员的财产申报制度开始，建立全体公民的财产信用体制与评级。而后建立家庭纳税制，减少纳税的层级，提高每个层级的税率。
　　提高个税起征点、培育中产收入阶层是十二五期间的重要政策，是中国税费改革至关重要的一环。提高个税起征点是切入点，关键是建立全民信用体制，否则就是用一件皇帝的新衣替代另一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