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50岁左右的安源人都说，上个世纪60年代担任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馆长的袁品高有一支驳壳枪。袁品高虽说是参加过共产党初创时期领导的安源大罢工的老工人、老党员，但论当时的行政级别，最多也不过是个科级干部，组织上在和平时期会为他配备驳壳枪吗？据笔者调查了解，袁品高配备驳壳枪确有其事。
　　熟悉安源历史的人都知道，上个世纪20年代的袁品高，是萍乡煤矿洋炉炼焦处一位十分喜爱舞枪弄棒的普通工人。在李立三、刘少奇的教育和帮助下，他走上了革命道路，并于1923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袁品高入党后，党组织对他更加信任，多次予以重用。他不仅担任过洋炉炼焦处的工人总代表，而且还当过刘少奇的“保镖”。安源工人运动初期，我们党没有革命武装，袁品高当“保镖”全凭自己拜师学到的武艺。从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到抗日战争时期，他一直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从来没有摸过枪。为了斗争的需要，他是多么渴望手里有一支枪啊！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十五个年头，袁品高终于有了自己的枪。那是在1964年4月，袁品高作为萍乡矿务局民兵代表，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民兵代表大会，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大会奖给他一支五六式自动步枪。这无疑是对袁品高政治上最大的关怀和信任。他当时激动得跳了起来，整天挎着枪形影不离，连晚上睡觉都带着它。
　　回到萍乡后，袁品高挎着自动步枪到处炫耀，平时上街或开会作报告，也总不忘带着。久而久之，他渐渐觉得随身携带步枪很不方便，也不像样，哪有和平时期整天挎着步枪到处走的？
　　1965年1月，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副司令员、原安源工人吴烈少将夫妇回家乡省亲，在萍乡市委市政府和市人武部负责同志的陪同下，参观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时任馆长的安源老工人袁品高亲自参加接待，并与他们共进午餐。席间，袁品高当着地方党政军负责同志的面，向吴烈副司令员索要一支短枪。这让吴烈始料未及，也令他好生尴尬。因为当时的枪支管理并无现在这么严格，不少厂矿企业县级以上领导干部都配有手枪。按理吴烈作为中国武警部队的副司令员，送给袁品高一支手枪并非难事。但吴烈这次回家乡，除了随身警卫带有手枪外，他本人并未带枪，自然无法满足袁品高的要求。吴烈看着市人武部部长和政委笑着说：“袁老想要支短枪，你们去给他弄一支吧。”
　　吴烈副司令员发了话，市人武部负责人立即吩咐管军械的同志，在仓库找了一支配有木质枪套的大号驳壳枪，送给袁品高。
　　袁品高有了槍，如获至宝，整天将它挎在身上，无论是平时上下班，还是外出作报告，都不忘带着它。休闲时，他还经常带着枪上山玩耍，顺便打几发子弹过过枪瘾。
　　在袁品高看来，玩枪是一种“享受”。然而，他“享受”的时间并不长。1966年秋，“文化大革命”运动波及萍乡，袁品高因在安源纪念馆工作期间宣传过刘少奇，被打成“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的哈巴狗”，开始受到围攻和批判。出于安全考虑，袁品高主动将他心爱的那支驳壳枪还给了市人武部。
　　责任编辑 刘金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