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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所罗门之歌》是一部典型的成长小说，但男性主人公奶娃的成长与书中的女性人物是密不可分的。本文分析了小说中的戴德家的女性人物对奶娃成长的贡献以及与此同时女性人物自我成长的完成。
【关键词】：女性;黑人;成长;非洲文化
托妮·莫里森《所罗门之歌》的中心人物是一名叫做“奶娃”的男主人公，尽管如此，奶娃的故事的展开却离不开精彩的女主人公们的衬托。在奶娃的家里有三位女性人物：母亲露丝、姐姐莉娜和科林西安丝。尽管每位女主人公的性格与特点都不尽相同，但她们对奶娃的成长功不可没。本文旨在于探索不同女主人公在帮助奶娃寻找到自我的过程中，她们自身身份意识不断醒悟，领悟到自我肯定、自我否定、欣喜若狂以及痛苦万分的不同感受，也逐渐意识到她们的身份、欲望等关键因素。这些都让她们明晰了生命的真谛。
露丝是第一位被引入故事的“戴德”家族成员，她是冷漠无情的地产商人麦肯·戴德的妻子。作为镇上第一位黑人医生的女儿，露丝觉得自己的浅肤色远远优于其他黑人妇女。她的丈夫麦肯·戴德视财如命，对她毫无夫妻之情。
莫里森笔下的露丝生活得毫无意义，因为她从不试图改变她的生活状态。她极其被动、对自我冷漠万分，乐于享受富裕而有影响力的家庭优越感，却不知利用这一切完成自我成长及与社会的融合。因为露丝从未在一个富含本族文化的背景中成长，一直恪守“自身优于黑人，不宜与其交往”的原则。她和她的丈夫与黑人社会之间有着无法逾越的障碍。在他们看来，一旦逾越，则有损他们的尊严、降低了他们的地位。她明知自己的丈夫在收租时对穷困的黑人残酷无情，卻从未试图去帮助他们或者尊重他们。尽管麦肯对她一毛不拔，但她一生中仅有一次反抗，是她想要为哈格尔办一个像样一点的葬礼，“她走进‘桑内’店，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麦肯。他把手伸进现金柜，拿出了两张二十元一张的钞票放到了桌子上。露丝没有伸手去拿钱，甚至连脚都没动地方......露丝候着，麦肯分三次向柜里拿钱出来，露丝这才张开手去接。”[1]但这已为时过晚，丝毫不能改变她已是这个家里陌生人、无法融入本族人民生活的事实。她深信不疑的白人价值观、自负的优越感以及她和她的女儿们的成长和发展亦有着不良的影响。
莉娜和科林西安丝是麦肯与露丝的女儿，未婚的她们四十好几了仍住在自己的父母家里。她们生活消极、毫无目标，这得追溯到他们童年生活的阴影，像麦肯这样残暴的父亲和露丝这样无趣的母亲，尽其所能地施展浑身解数避免自己的孩子与黑人社会接触，因为他们认为黑人社会是不入流的。他们试图给孩子灌输精英思想、白人理念、以及视金钱和社会地位高于一切的美国社会价值观。虽然从表面上看，莉娜和科林西安丝享受着富人的特权和奢侈的生活，但她们的存在却正如自己日复一日辛辛苦苦做出来的红色丝绒玫瑰花一样，色彩鲜明但却毫无生气。正如要求这两个女孩剪出的天鹅绒图案一样，麦肯残酷地削减了这两个女孩儿身上所有的勇气和个性特质，将她们塑造成为令其他黑人社会嫉妒的靶子。莉娜和科林西安丝与她们母亲的命运如出一辙，尽管社会地位高高在上，却被困于纷繁复杂的家庭生活中，而这困扰始终如噩梦般如影随行。
只有科林西安丝试图将她琐碎的生活好好经营一下，她去了一个著名的白人女子学院求学，甚至在大三那年还留学法国，但这些求学经历并未能给她带来期望中的改变和益处，由此所产生的弊端却日渐显露。莫里森在这里暗示，美国教育体系只培养对生活有精英追求的人，并让他们自以为是地认为自身优于其他任何阶级。正是这样的观念让科林蒂安吃了不少苦头。露丝已经使她相信，她的教育使她成为“对一个有专长得黑种男人攀龙附凤的褒奖”，但她的希望彻底落空，因为那时的有色男性总希望娶到一个“能操持、善经营的女人，不应该对中产阶级生活习以为常......她们希望自己的妻子能够患难与共，步步青云......他们希望妻子能够牺牲自己并能赞赏丈夫的艰苦奋斗的牺牲精神。”在他们看来科林蒂安“有点太高贵了”[2]，对他们来说，她的学识和经历使他们有些自卑感。遗憾的是，她的财富和教育使她即不属于黑人社区也不属于白人社区，只得在两个阶层中游走。麦肯和露丝是如此沉迷于自己的精英形象，科林西安丝只是一件装饰品，来装饰他们的房子和维护自己的优越性而已。
科林西安丝追寻独立、决心工作的决心，最终让她成为了国家桂冠诗人格雷厄姆小姐的仆人。不过，她告诉她的家人说，她是一个“抄写员”。霍洛韦（Holloway）认为，“受过大学教育必须承担起女佣的位置的女人......说明黑人妇女遭受的心理和社会歧视让黑人妇女不得不适应这些角色，以征服他们的骄傲和某些个人目标”[3]，由此表明，在白人社会中，黑人妇女的真实能力是不被认可的，她们必须不断削弱和否定她们的成就以适应社会主流文化，且将自身置于家庭影响力之下，无法逾越社会和文化成见。虽然如此，女仆这份职业对科林蒂安是有利的。这份困难、地位低微的职业使她能够摆脱其早期生活带给她的虚伪的巨大负担，将自己从束缚已久的社会优越感中释放出来，也使得她与亨利·波特的恋情成为可能，并最终使她将自己视为黑人社会的一部分。
莉娜与科林西安丝的生活迥然不同，在平淡无奇的生活中，和她的哥哥奶娃顶嘴是她唯一一次出格的举动。那时，奶娃向父亲抱怨了科林西安丝与波特的事儿，麦肯·戴德怒不可遏，禁止科林西安丝外出，并让她辞掉工作。莉娜将奶娃叫到房间说道：“你有什么权利来决定我们的生活......我要告诉你你这种特权思想从哪儿来的。就是从你腿档里吊着的猪肚子那儿来的。”[4]。这些话证明莉娜愤慨的是， 仅凭生理上的不同，就赋予了男人主宰每一位女性家庭成员的权利。在麦肯家，受到白人社会价值观的影响，男性作为家庭姓氏的延续和传播者，完全忽略了黑人女性的家庭地位和贡献。管中窥豹，可见一斑，戴德家庭并不是唯一忽视妇女的家庭。它仅仅是千千万万个重男轻女思想严重的家庭之一。 莉娜代表在男权社会中，继续受到男性压抑的妇女，仍然在不断追求自我身份的道路上前行着。莉娜和露丝虽然继续以几乎相同的方式生活着，但两者都或多或少地救赎着自己。莉娜对奶娃的不满终于爆发，露丝为了确保给哈格尔一个体面的葬礼而向其丈夫不妥协。毫无疑问，科林西安丝是戴德家最成功的女性（除派拉特外），因为她终于意识到自我价值的重要性远胜过物质，接受并欣赏她的新身份。她学会了无视其冷漠残酷的父亲，发现了自己与波特在摇摇欲坠的小房子里生活是如此无忧无虑。她从根本上学会了倾听自己的心声，欣赏自我，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而不是因为自己已经拥有的东西而固步自封。
参考文献
[1][2][4][美] 托尼·莫里森.《所罗门之歌》[M].胡允恒，译. 海口：南海出版社，2010.
[3]Holloway， Karia FC， and Stephanie A. Demetrakopoulos. New Dimensions
of Spirituality： A Biraciai and Bicultural Reading of the Novels
of Toni Morrison.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87.
【关键词】：女性;黑人;成长;非洲文化
托妮·莫里森《所罗门之歌》的中心人物是一名叫做“奶娃”的男主人公，尽管如此，奶娃的故事的展开却离不开精彩的女主人公们的衬托。在奶娃的家里有三位女性人物：母亲露丝、姐姐莉娜和科林西安丝。尽管每位女主人公的性格与特点都不尽相同，但她们对奶娃的成长功不可没。本文旨在于探索不同女主人公在帮助奶娃寻找到自我的过程中，她们自身身份意识不断醒悟，领悟到自我肯定、自我否定、欣喜若狂以及痛苦万分的不同感受，也逐渐意识到她们的身份、欲望等关键因素。这些都让她们明晰了生命的真谛。
露丝是第一位被引入故事的“戴德”家族成员，她是冷漠无情的地产商人麦肯·戴德的妻子。作为镇上第一位黑人医生的女儿，露丝觉得自己的浅肤色远远优于其他黑人妇女。她的丈夫麦肯·戴德视财如命，对她毫无夫妻之情。
莫里森笔下的露丝生活得毫无意义，因为她从不试图改变她的生活状态。她极其被动、对自我冷漠万分，乐于享受富裕而有影响力的家庭优越感，却不知利用这一切完成自我成长及与社会的融合。因为露丝从未在一个富含本族文化的背景中成长，一直恪守“自身优于黑人，不宜与其交往”的原则。她和她的丈夫与黑人社会之间有着无法逾越的障碍。在他们看来，一旦逾越，则有损他们的尊严、降低了他们的地位。她明知自己的丈夫在收租时对穷困的黑人残酷无情，卻从未试图去帮助他们或者尊重他们。尽管麦肯对她一毛不拔，但她一生中仅有一次反抗，是她想要为哈格尔办一个像样一点的葬礼，“她走进‘桑内’店，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麦肯。他把手伸进现金柜，拿出了两张二十元一张的钞票放到了桌子上。露丝没有伸手去拿钱，甚至连脚都没动地方......露丝候着，麦肯分三次向柜里拿钱出来，露丝这才张开手去接。”[1]但这已为时过晚，丝毫不能改变她已是这个家里陌生人、无法融入本族人民生活的事实。她深信不疑的白人价值观、自负的优越感以及她和她的女儿们的成长和发展亦有着不良的影响。
莉娜和科林西安丝是麦肯与露丝的女儿，未婚的她们四十好几了仍住在自己的父母家里。她们生活消极、毫无目标，这得追溯到他们童年生活的阴影，像麦肯这样残暴的父亲和露丝这样无趣的母亲，尽其所能地施展浑身解数避免自己的孩子与黑人社会接触，因为他们认为黑人社会是不入流的。他们试图给孩子灌输精英思想、白人理念、以及视金钱和社会地位高于一切的美国社会价值观。虽然从表面上看，莉娜和科林西安丝享受着富人的特权和奢侈的生活，但她们的存在却正如自己日复一日辛辛苦苦做出来的红色丝绒玫瑰花一样，色彩鲜明但却毫无生气。正如要求这两个女孩剪出的天鹅绒图案一样，麦肯残酷地削减了这两个女孩儿身上所有的勇气和个性特质，将她们塑造成为令其他黑人社会嫉妒的靶子。莉娜和科林西安丝与她们母亲的命运如出一辙，尽管社会地位高高在上，却被困于纷繁复杂的家庭生活中，而这困扰始终如噩梦般如影随行。
只有科林西安丝试图将她琐碎的生活好好经营一下，她去了一个著名的白人女子学院求学，甚至在大三那年还留学法国，但这些求学经历并未能给她带来期望中的改变和益处，由此所产生的弊端却日渐显露。莫里森在这里暗示，美国教育体系只培养对生活有精英追求的人，并让他们自以为是地认为自身优于其他任何阶级。正是这样的观念让科林蒂安吃了不少苦头。露丝已经使她相信，她的教育使她成为“对一个有专长得黑种男人攀龙附凤的褒奖”，但她的希望彻底落空，因为那时的有色男性总希望娶到一个“能操持、善经营的女人，不应该对中产阶级生活习以为常......她们希望自己的妻子能够患难与共，步步青云......他们希望妻子能够牺牲自己并能赞赏丈夫的艰苦奋斗的牺牲精神。”在他们看来科林蒂安“有点太高贵了”[2]，对他们来说，她的学识和经历使他们有些自卑感。遗憾的是，她的财富和教育使她即不属于黑人社区也不属于白人社区，只得在两个阶层中游走。麦肯和露丝是如此沉迷于自己的精英形象，科林西安丝只是一件装饰品，来装饰他们的房子和维护自己的优越性而已。
科林西安丝追寻独立、决心工作的决心，最终让她成为了国家桂冠诗人格雷厄姆小姐的仆人。不过，她告诉她的家人说，她是一个“抄写员”。霍洛韦（Holloway）认为，“受过大学教育必须承担起女佣的位置的女人......说明黑人妇女遭受的心理和社会歧视让黑人妇女不得不适应这些角色，以征服他们的骄傲和某些个人目标”[3]，由此表明，在白人社会中，黑人妇女的真实能力是不被认可的，她们必须不断削弱和否定她们的成就以适应社会主流文化，且将自身置于家庭影响力之下，无法逾越社会和文化成见。虽然如此，女仆这份职业对科林蒂安是有利的。这份困难、地位低微的职业使她能够摆脱其早期生活带给她的虚伪的巨大负担，将自己从束缚已久的社会优越感中释放出来，也使得她与亨利·波特的恋情成为可能，并最终使她将自己视为黑人社会的一部分。
莉娜与科林西安丝的生活迥然不同，在平淡无奇的生活中，和她的哥哥奶娃顶嘴是她唯一一次出格的举动。那时，奶娃向父亲抱怨了科林西安丝与波特的事儿，麦肯·戴德怒不可遏，禁止科林西安丝外出，并让她辞掉工作。莉娜将奶娃叫到房间说道：“你有什么权利来决定我们的生活......我要告诉你你这种特权思想从哪儿来的。就是从你腿档里吊着的猪肚子那儿来的。”[4]。这些话证明莉娜愤慨的是， 仅凭生理上的不同，就赋予了男人主宰每一位女性家庭成员的权利。在麦肯家，受到白人社会价值观的影响，男性作为家庭姓氏的延续和传播者，完全忽略了黑人女性的家庭地位和贡献。管中窥豹，可见一斑，戴德家庭并不是唯一忽视妇女的家庭。它仅仅是千千万万个重男轻女思想严重的家庭之一。 莉娜代表在男权社会中，继续受到男性压抑的妇女，仍然在不断追求自我身份的道路上前行着。莉娜和露丝虽然继续以几乎相同的方式生活着，但两者都或多或少地救赎着自己。莉娜对奶娃的不满终于爆发，露丝为了确保给哈格尔一个体面的葬礼而向其丈夫不妥协。毫无疑问，科林西安丝是戴德家最成功的女性（除派拉特外），因为她终于意识到自我价值的重要性远胜过物质，接受并欣赏她的新身份。她学会了无视其冷漠残酷的父亲，发现了自己与波特在摇摇欲坠的小房子里生活是如此无忧无虑。她从根本上学会了倾听自己的心声，欣赏自我，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而不是因为自己已经拥有的东西而固步自封。
参考文献
[1][2][4][美] 托尼·莫里森.《所罗门之歌》[M].胡允恒，译. 海口：南海出版社，2010.
[3]Holloway， Karia FC， and Stephanie A. Demetrakopoulos. New Dimensions
of Spirituality： A Biraciai and Bicultural Reading of the Novels
of Toni Morrison.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