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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章太炎是鲁迅的国学导师，那么陶成章可以说是鲁迅的革命导师，他对鲁迅的思想与革命实践有着深刻的影响。陶成章（1878－1912），字焕卿，浙江会稽陶堰人，辛亥革命的先驱，光复会主要领袖，资产阶级革命家。
鲁迅与陶成章第一次见面是在1903年冬。日俄战争爆发前夕，东京的“浙学会”召开了两次集会，鲁迅均参加了。第二次集会上，还决定派陶成章等回浙江、安徽等地分别开展革命活动。鲁迅和陶成章在集会上有无交谈，无文献记载。第二次见面是1905年11月。浙江光复会骨干陶成章等为了准备起义，来到日本，鲁迅与同学们特地去横滨迎接他和徐锡麟、范爱农等人。
鲁迅与陶成章的私人交谊始于1906年冬。鲁迅由东京伏见馆移居中越馆不久，光复会另一创始人龚宝铨常带陶成章等来，一起谈论国事。从陶成章的谈话中，鲁迅了解到浙江农民参加辛亥革命的一些情况，两人的私人交谊从此日益深厚。陶成章是职业革命家，全身心地投入反清革命斗争。他到鲁迅寓所来，一说起什么地方不久可以发动起来了，便手脚并用，神采飞扬。两人常谈到吃饭时候，于是一起用餐。鲁迅晚年曾对日本友人增田涉说：“在反清革命运动鼎盛的时候，我跟革命的‘强盗’颇有些往来。‘强盗们’吃肉，是拿出这么大的家伙（他用手作了一个比划），你要是不把它全部吃掉，他们可要生气哩。”他还对另一位日本友人山本初枝夫人说过：“我曾经当过‘强盗’，‘强盗’的情况，我可熟悉啦！”由此可知，当时像陶成章这样的从事实际斗争、策划武装起义的反清革命党人，很有些绿林好汉的味道。所以，章太炎戏称陶成章为“焕强盗”、“焕皇帝”，鲁迅也这样称呼他。所谓“强盗”，指的是陶成章、徐锡麟以及王金发这些光复会的革命党人。1908年底，陶成章介绍鲁迅加入了光复会。光复会有空白票布，布上盖有印章，其中有一枚是红缎的，叫做“龙头”。陶成章曾笑着对鲁迅说：“填给你一张正龙头的票布何如？”据说，在会党之中，“正龙头”是一种很高的职位，好比是“君主”以下的“将帅”，是可以自开山堂的老大哥。为了防避日本警察搜查，陶成章还将光复会的一些重要文件，如光复会会员名册、光复会章程等重要资料托付给鲁迅保管。可见两人关系的亲近与互信。
陶成章的生活本来比较宽裕，他家开有生意很好的瓦铺。其父曾问他：“你搞革命为的是啥呢？”他回答说：“为的要使个个人有饭吃。”父亲听了这话，便不再叫他管店，让他到处流浪干革命了，还对家人说，他要使个个人都有饭吃，这个我怎么好去阻挡呢？陶成章为了“要使个个人有饭吃”而抛家弃业，投身革命，却没有固定收入，于是以教人催眠术为生。有一次陶成章了解到鲁迅在仙台医专学过两年医，就问他有什么药能使人一嗅便能睡去。鲁迅一直为爱莫能助而深感遗憾，他在20年后的1926年5月25日为刘半农的《何典》作序时，还想起这件事来，说：“陶成章为革命穷困不堪，在上海靠教人催眠糊口。有一天，他问我有什么药能使人一嗅便睡去？我明知道他怕自己的催眠术不灵，求助于药物，因为在大众中实验催眠术本来就很难。但我是真的不知道。后来报纸上有人攻击陶不懂催眠术，在骗人，清政府通缉他时也攻击他‘著中国权力史，学日本催眠术’。”鲁迅在《莽原·补白》中又愤慨地说：“徐锡麟刺杀恩铭后，大捕党人，陶成章是其中之一，罪状曰‘著中国权力史，学日本催眠术’（何以学催眠术就有罪，殊觉费解）于是连他的父亲也大受痛苦……”这些倾诉，不仅变现了鲁迅对陶成章的同情与无法相助的内疚不安，而且高度评价了陶成章坚贞不屈、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抒发了对迫害陶成章的清政府的强烈不满。
陶成章的革命精神是令人感佩的，他为辛亥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对清政府的腐败与黑暗不满，开始萌发革命思想，以挽救祖国危亡为己任。从1900年他就开始了反清活动，他曾两次入京，企图刺杀慈禧，但未得机会，后又奔赴辽宁、内蒙一带，察看形势，以图起义。为了革命工作，他日夜奔走在苏、浙、皖、闽、赣五省之间，联络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流落在各地的会党和反清势力，力争将会党发展成可依靠的革命中坚，并被推为五省大都督。但当时，会党徒众颇多，组织松散，纪律涣散。为此，陶成章致力于帮助会党整顿内部，让会党接受思想、军事培训，使之成为革命党的武装力量。他终于将旧会党势力联成一体，因此，他也成为光复会实际领袖，在东南地区的会党中有很大的号召力。他腰束麻绳、脚穿草鞋，日行百里，废寝忘食，曾4次过杭州，而与绍兴仅一江之隔，四过家门而不入。有一次时近除夕，有人劝他回家过年，但他拒绝了，说：“幸父老犹健，家什无忧，一至故乡，恐被人情牵累，不能复出矣！既以身为国奔走，怎能以家为系念!”黄花岗72烈士的事迹早已为人们所熟知，但不为人知的是其首领赵声即是由陶成章吸纳入的光复会。而72烈士中也颇多光复会会员，尤其是那些没能留下姓名的南洋华侨，都是陶成章在南洋发展的会员。为了反清革命，陶成章可谓是“劳身焦思”。在他身上，有一种脚踏实地、拼命硬干、不屈不挠，任劳任怨的极宝贵的品格。
他还利用革命实践的间隙进行革命宣传。先后撰写了鼓吹民族革命的《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浙案纪略》（歌颂徐锡麟、秋瑾）。1907年夏，徐锡麟、秋瑾策动的皖浙起义失败后，陶成章再次逃往日本，并从1908年3月起任《民报》副主编。陶成章等与康、梁“保皇派”展开论战，虽然观点对立，但陶的文章还是得到了梁启超的肯定，将他比作当代的“墨子”。而《民报》之所以能发扬民族主义，鼓动革命感情，是从他开始的。
鲁迅是《民报》的热心读者，1908年夏又每周一次到《民报》社听章太炎讲汉语言文字学。当时有一部书，叫《教育今语杂志》，其中大部分是章太炎、陶成章宣传反清革命的文章，说的虽是“今语”（白话），但用的都是《说文解字》中的字，跟《康熙字典》的不同，因此，要读懂《教育今语杂志》，就先要懂得《说文解字》。
辛亥革命胜利后，陶成章被陈其美视为政敌，派遣蒋介石、王竹卿于1912年1月14日凌晨2时许，将他刺杀在上海广慈医院，枪弹从左颊入脑，年仅35岁。
陶成章被暗杀后，鲁迅极其悲愤，当时绍兴各界为纪念他而发起创办成章学校，鲁迅积极支持，列名为发起人之一，并将他所管辖的山会师范附小校舍借给该校开课。1913年6月，鲁迅从北京教育部回乡探亲，到家的第二天（6月25日），就在朋友的陪同下，到以陶成章命名的成章女校游览一圈；7月1日，又到成章女校参观。陶成章的遗体安葬在杭州西湖风林寺旁，鲁迅每逢到杭州，总要特地到其坟墓凭吊，并曾出资建立了社屋一所，名叫“陶社”，以表纪念。这一切，都可看出鲁迅对陶成章的殷切怀念之情。
鲁迅与陶成章第一次见面是在1903年冬。日俄战争爆发前夕，东京的“浙学会”召开了两次集会，鲁迅均参加了。第二次集会上，还决定派陶成章等回浙江、安徽等地分别开展革命活动。鲁迅和陶成章在集会上有无交谈，无文献记载。第二次见面是1905年11月。浙江光复会骨干陶成章等为了准备起义，来到日本，鲁迅与同学们特地去横滨迎接他和徐锡麟、范爱农等人。
鲁迅与陶成章的私人交谊始于1906年冬。鲁迅由东京伏见馆移居中越馆不久，光复会另一创始人龚宝铨常带陶成章等来，一起谈论国事。从陶成章的谈话中，鲁迅了解到浙江农民参加辛亥革命的一些情况，两人的私人交谊从此日益深厚。陶成章是职业革命家，全身心地投入反清革命斗争。他到鲁迅寓所来，一说起什么地方不久可以发动起来了，便手脚并用，神采飞扬。两人常谈到吃饭时候，于是一起用餐。鲁迅晚年曾对日本友人增田涉说：“在反清革命运动鼎盛的时候，我跟革命的‘强盗’颇有些往来。‘强盗们’吃肉，是拿出这么大的家伙（他用手作了一个比划），你要是不把它全部吃掉，他们可要生气哩。”他还对另一位日本友人山本初枝夫人说过：“我曾经当过‘强盗’，‘强盗’的情况，我可熟悉啦！”由此可知，当时像陶成章这样的从事实际斗争、策划武装起义的反清革命党人，很有些绿林好汉的味道。所以，章太炎戏称陶成章为“焕强盗”、“焕皇帝”，鲁迅也这样称呼他。所谓“强盗”，指的是陶成章、徐锡麟以及王金发这些光复会的革命党人。1908年底，陶成章介绍鲁迅加入了光复会。光复会有空白票布，布上盖有印章，其中有一枚是红缎的，叫做“龙头”。陶成章曾笑着对鲁迅说：“填给你一张正龙头的票布何如？”据说，在会党之中，“正龙头”是一种很高的职位，好比是“君主”以下的“将帅”，是可以自开山堂的老大哥。为了防避日本警察搜查，陶成章还将光复会的一些重要文件，如光复会会员名册、光复会章程等重要资料托付给鲁迅保管。可见两人关系的亲近与互信。
陶成章的生活本来比较宽裕，他家开有生意很好的瓦铺。其父曾问他：“你搞革命为的是啥呢？”他回答说：“为的要使个个人有饭吃。”父亲听了这话，便不再叫他管店，让他到处流浪干革命了，还对家人说，他要使个个人都有饭吃，这个我怎么好去阻挡呢？陶成章为了“要使个个人有饭吃”而抛家弃业，投身革命，却没有固定收入，于是以教人催眠术为生。有一次陶成章了解到鲁迅在仙台医专学过两年医，就问他有什么药能使人一嗅便能睡去。鲁迅一直为爱莫能助而深感遗憾，他在20年后的1926年5月25日为刘半农的《何典》作序时，还想起这件事来，说：“陶成章为革命穷困不堪，在上海靠教人催眠糊口。有一天，他问我有什么药能使人一嗅便睡去？我明知道他怕自己的催眠术不灵，求助于药物，因为在大众中实验催眠术本来就很难。但我是真的不知道。后来报纸上有人攻击陶不懂催眠术，在骗人，清政府通缉他时也攻击他‘著中国权力史，学日本催眠术’。”鲁迅在《莽原·补白》中又愤慨地说：“徐锡麟刺杀恩铭后，大捕党人，陶成章是其中之一，罪状曰‘著中国权力史，学日本催眠术’（何以学催眠术就有罪，殊觉费解）于是连他的父亲也大受痛苦……”这些倾诉，不仅变现了鲁迅对陶成章的同情与无法相助的内疚不安，而且高度评价了陶成章坚贞不屈、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抒发了对迫害陶成章的清政府的强烈不满。
陶成章的革命精神是令人感佩的，他为辛亥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对清政府的腐败与黑暗不满，开始萌发革命思想，以挽救祖国危亡为己任。从1900年他就开始了反清活动，他曾两次入京，企图刺杀慈禧，但未得机会，后又奔赴辽宁、内蒙一带，察看形势，以图起义。为了革命工作，他日夜奔走在苏、浙、皖、闽、赣五省之间，联络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流落在各地的会党和反清势力，力争将会党发展成可依靠的革命中坚，并被推为五省大都督。但当时，会党徒众颇多，组织松散，纪律涣散。为此，陶成章致力于帮助会党整顿内部，让会党接受思想、军事培训，使之成为革命党的武装力量。他终于将旧会党势力联成一体，因此，他也成为光复会实际领袖，在东南地区的会党中有很大的号召力。他腰束麻绳、脚穿草鞋，日行百里，废寝忘食，曾4次过杭州，而与绍兴仅一江之隔，四过家门而不入。有一次时近除夕，有人劝他回家过年，但他拒绝了，说：“幸父老犹健，家什无忧，一至故乡，恐被人情牵累，不能复出矣！既以身为国奔走，怎能以家为系念!”黄花岗72烈士的事迹早已为人们所熟知，但不为人知的是其首领赵声即是由陶成章吸纳入的光复会。而72烈士中也颇多光复会会员，尤其是那些没能留下姓名的南洋华侨，都是陶成章在南洋发展的会员。为了反清革命，陶成章可谓是“劳身焦思”。在他身上，有一种脚踏实地、拼命硬干、不屈不挠，任劳任怨的极宝贵的品格。
他还利用革命实践的间隙进行革命宣传。先后撰写了鼓吹民族革命的《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浙案纪略》（歌颂徐锡麟、秋瑾）。1907年夏，徐锡麟、秋瑾策动的皖浙起义失败后，陶成章再次逃往日本，并从1908年3月起任《民报》副主编。陶成章等与康、梁“保皇派”展开论战，虽然观点对立，但陶的文章还是得到了梁启超的肯定，将他比作当代的“墨子”。而《民报》之所以能发扬民族主义，鼓动革命感情，是从他开始的。
鲁迅是《民报》的热心读者，1908年夏又每周一次到《民报》社听章太炎讲汉语言文字学。当时有一部书，叫《教育今语杂志》，其中大部分是章太炎、陶成章宣传反清革命的文章，说的虽是“今语”（白话），但用的都是《说文解字》中的字，跟《康熙字典》的不同，因此，要读懂《教育今语杂志》，就先要懂得《说文解字》。
辛亥革命胜利后，陶成章被陈其美视为政敌，派遣蒋介石、王竹卿于1912年1月14日凌晨2时许，将他刺杀在上海广慈医院，枪弹从左颊入脑，年仅35岁。
陶成章被暗杀后，鲁迅极其悲愤，当时绍兴各界为纪念他而发起创办成章学校，鲁迅积极支持，列名为发起人之一，并将他所管辖的山会师范附小校舍借给该校开课。1913年6月，鲁迅从北京教育部回乡探亲，到家的第二天（6月25日），就在朋友的陪同下，到以陶成章命名的成章女校游览一圈；7月1日，又到成章女校参观。陶成章的遗体安葬在杭州西湖风林寺旁，鲁迅每逢到杭州，总要特地到其坟墓凭吊，并曾出资建立了社屋一所，名叫“陶社”，以表纪念。这一切，都可看出鲁迅对陶成章的殷切怀念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