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0月最后一天，香港秋雨淅沥。当时我还在香港一份历史最悠久的本土报纸《成报》担任总编辑。半夜，恰是报社最忙碌的时分，忽然从美国传来一则电邮消息：著名政论家、作家、资深报人徐启华不幸病逝。我一边看电邮，一边已是泣不成声。我们相识相交近廿年。自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漂泊海外后，他更成为我患难与共的挚友。想到启华，一幕幕往事浮现在眼前。
　　从上海到美国，我的人生也一下子从辉煌跌入黯淡。1993年，我突然被美国的西来寺无理解雇。失去了工作，也可能失去在美合法居留的权利，顿时陷入人生最大的困境。此时，启华同时在两家华文报纸工作，全家的生活重担几乎都压在他肩上。可连续几天，他仍请假陪着我敲开一家家熟人的大门求职。当时，我刚从洛杉矶加州大学毕业不久，对华人在美国挣扎求生的艰辛还没有体会，一身傲气，不肯求人。碰到一张张冷漠的面孔，总是由启华去低声下气地央求，好像他是在为自己找工作。
　　最后总算在蒙特利尔公园市的一家华文小报找到一份工作。我一人要身兼编辑、翻译、划版和图片分色员。从每晚９时工作到次日早晨９时，月薪不到一千美元。稍有差池，台湾老板娘还要追着骂人。上班时，一个人孤伶伶地在空荡荡的报社工作，陪伴我的只有四周冰冷的印刷机。回到家，又被失眠的痛苦折磨得生不如死。启华察觉到了我的情绪。每天凌晨四五点钟，他从《国际日报》下班后就前来陪我。一边聊天，听我倾诉，给我安慰，使我逐渐恢复了生活的勇气；一边手把手地教我划版编稿，使我逐渐熟悉了工作，可以早些下班，少遭老板娘的白眼。每次分手时，看到启华拖着疲劳的脚步回家，我很感动。要知道，这三四个小时是从他自己的睡眠时间内挤省出来的。下午四五点钟，他还要去做在《神州时报》的第二份工作。
　　1993年，当地的华文报纸大多是台湾和香港背景。越来越多的大陆移民涌入洛杉矶。他们渴望及时取得来自祖国的信息。启华就和我商量自己办一份免费赠阅的周报。此时，我遇到一个在国内认识的王姓友人。他说有人愿意投资10万美元办报。就这样，启华和我靠这10万美元创办了《中国导报》，后改名为《美中导报》。王某带来资金，坚持要社长的职位，启华出任总编辑，我担任副社长兼副总编辑。除请了南加大博士生小邱当兼职编辑外，从划版编稿到跑印刷厂等杂务，都由启华和我两人承担。每天清晨，我们从各自的报社下班后，就驾车从蒙市赶到圣盖博的办公室，去编自己的报纸。我们都没有领取任何报酬，只有每人分到百分之五的股份。
　　我们坚持不偏不倚的办报原则，客观报道大陆新闻。一方面向海外游子介绍祖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另一方面也决不隐瞒官场腐败、贫富分化、社会风气每况愈下的现象。正在此时，《亚洲周刊》聘我去香港工作，我就和启华商量要不要应聘。启华舍不得我离去，神色黯然地说：“你这一走，我在美国就再没有一个能推心置腹、无话不谈的挚友了。”但他还是鼓励我去香港，说那里的天地更大，不应该把自己埋没在洛杉矶华文报纸的小圈子内。
　　我离开美国不久，他把全部心血注入了新创办的洛杉矶《侨报》。他为了实现自己的办报理念，争取有更大的言论空间，还主持了《侨报周末》的评论版。他在电话里对我说：“你的评论，我的编辑，珠联璧合，我们是能办好一份周末刊的。”此时，我已担任香港《明报》主笔。最初勉强每期隔着太平洋给他写稿，后来因为忙就停笔了。启华不得不独撑大局，用“南杉”的笔名写起政论来。才华横溢的启华，原先主攻文学理论，也写小说散文，但很少涉及政论。这一逼反而把他逼成了北美著名政论家。
　　这些年，我四处漂泊，留在洛杉矶的家事都是由启华在帮我操劳。回到洛城，与启华相聚、促膝交谈，是我最愉快的事。
　　我与启华最后一次见面是在2003年7月2日。我去看他，才知道他大病一场。此前，他怕我惦记，一直没有告诉我，还说过几天就想回报社去上班。我只是劝他多休养，并没有往坏处想。可是现在想来，他已是有了心理准备的。他不再和我谈任何计划，只是倾诉多年来积压在心中的苦闷与不平。他一直在写一本反映海外华人社会的长篇小说。我问他写完没有。他只是凄惨地一笑，没有回答。他拿出自己写的《洛杉矶思絮》，书上已有给我的赠言，称由于种种原因，许多文章“尽皆剔去，锋芒全除，平庸犹存，聊胜于无”。他说，香港是中国人社会，又有出版自由，希望在那里出一个足本，要我帮忙。这是义不容辞的事，我当场答允了，想不到这是临终嘱托。
　　启华送我出门后，站在门前一直没有离开。他有预感是生离死别，我却浑然不知，没有回去再作最后的告别，成了终身遗憾。如今斯人已去，远方的青竹犹在否?行文到此，窗外的秋雨正伴我一起为英年早逝、壮志未酬的启华哭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