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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古老民族都有自己的经典，这些经典经过数千年的积淀，成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家园和文化根基。恩格斯说过，“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当下我们面对这些经典，不仅要通过阅读经典、解读历史，而且更要讲好中华民族的历史故事。
北宋司马光主持编纂的《资治通鉴》就是这样的一部经典，它既是编年体史书，也是通鉴体的开山之作。司马光及其编纂团队参考了三百多部典籍，用19年时间完成这部巨著，记述了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一千三百多年间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此书篇幅浩瀚，有294卷300万字之巨，再加元代史学家胡三省的“注”及有关附录，排印出来总字数有600万字，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难以通读并领会其要旨。
所以，历代史学家、政治家、文学家都热衷于解读这部经典。当年宋神宗看到这部书之后，首先给予“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高度评价并御赐书名。南宋理学家朱熹有感于此书内容繁复，在此基础上编写了另外一部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纲目》。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网罗宏富，体大思精，为前古之所未有”。近代以来，梁启超评价《资治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以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称赞司马光为一代“伟人”。
毛泽东同志也非常喜欢这部著作，据说床头放着一部翻烂了的《资治通鉴》，书上留下了多次阅读痕迹以及大量的批语。1954年冬，他对历史学家吴晗说：“《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皆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近年来，学界已经不满足于对此书进行单一地学术性解读，而是以史学家的视角，以读史著经典、讲历史故事的方式，重新展示了《资治通鉴》的魅力。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张国刚教授的专著《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就是这样顺应大众史学要求、深受读者喜欢的一部力作“好书”（该书荣獲2016年度中国图书评论学会评选的“中国好书”）。
举重若轻，以讲故事方式呈现史著的资政价值。《资治通鉴》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史迹来警示后人，尤其以“臣光曰”的形式，撰写了史论118篇，集中地反映了编者的政治、历史观点，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以资借鉴。史学家认为，这是史家治史过程中自觉资政意识的体现。
如何把史学家这种自觉的资政意识表现出来，《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一书并未故弄玄虚或者高章大论，而是采取了讲故事的方式，以深入浅出的话语娓娓道来，逐步阐释历史事件中的深刻道理。例如，第一讲“三家分晋”，公元前403年，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被任命为诸侯，正式瓜分晋国。司马光评价说：“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为什么会说周威烈王自坏礼制和名分呢？张国刚阐幽发微，进一步分析“问题是，现在这件事，坏就坏在周天子是被迫做出的分封决定。三家实际上已经把晋国给瓜分了，周天子屈服于压力，不得不对既成事实做出认定。礼仪名分没有了，就坏了规矩。这个规矩就是周朝的秩序。规矩坏了，周朝的权威没有了，周朝作为一个时代，也就结束了。所以司马光把它作为故事的起点。”既把历史上三家分晋的复杂故事讲明白了，也剖析了司马光将此事作为《通鉴》首章内容这个历史学家和普通读者都广泛关注的问题。
寓教于乐，以独特的读史方式体现史著的鉴赏价值。清代史学家王夫之认为，阅读《通鉴》“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指出了史家读《通鉴》的三重境界，即通过读史提升自己、教育他人、分享探寻经世治国之道的乐趣。《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的成书过程，是阐释读《通鉴》、用《通鉴》三重境界的一个极好例证。
该书是作者在清华大学开设“《资治通鉴》导读”课程之后，作为全校慕课（MOOC）课程转型的一个新成果。该课程曾经在中央办公厅及国家部委机关、国内外知名高校讲授。张国刚回忆说：“在20世纪70年代末，我读研究生的时候，认真而系统地阅读的第一部史书就是《资治通鉴》，迄今已经三十七八年了。只是那个时候，读史的眼光，关注的是专业史料……（今天）阅读《资治通鉴》的眼光自然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比较关注的是《资治通鉴》作为史著的鉴赏价值，特别是司马光探讨的有关国家兴衰、民生休戚的内容。”读史关注专业资料，重视历史典籍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此为作者的“自淑”行为；读史关注史著的鉴赏价值，引导青年学生认知历史智慧、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此为大学教授的“诲人”之举；与成年读者和领导干部一起分享追寻政治得失、王朝兴衰之迹的乐趣，此为历史学家的“知道而乐”。可以说，作者以40年的教学科研经历，通过此书见证了读《通鉴》从“自淑”到“诲人”再到“知道而乐”的全过程。
例如，第七讲中的“兔死狗烹”一节，集中讲述西汉初年刘邦如何处理与权臣的关系，尤其是与功臣韩信的恩怨。作者先引用《通鉴》原文，用通俗语言解释韩信最终身死的道理，“（韩信）趁艰难时期向领导要好处，要待遇，待遇不讲清楚不出手，这是市井心态。而有功要报，这是君子之心。韩信以市井之志来跟领导讲条件，但是希望领导拿出君子之心来回报他的功劳，毫不计较他当年的要挟行为，这就难了。”一个人怎么避免这种不自知又容易犯的错误呢，作者再根据司马迁的评论给出答案，“如果韩信能够学学道家的谦让，不居功自傲，不自以为有多么了不起，那么也许他还能保全下来。”
别具一格，以随笔漫谈方式表达作者的史学观点。张国刚告诉读者，他撰写此书的一个初衷，就是想用通俗的方法来展现历史带给我们当代人的思想智慧。此书不仅呈现了众多的历史故事，而且在正文旁注乃至序言、后记中，以随笔漫谈的方式，留下了许多精彩史评、对史学的深刻感悟和真知灼见，堪称书中的点睛之笔。现撷取部分以飨读者。
“历史犹如棋谱”：“前贤往哲应对时代挑战，其成败得失、经验教训留下的记录，犹如那个时代留给后人的棋局。棋谱不就是以往高手留下的种种残局吗？读史使人明智，犹如读谱使人棋高一着！” “历史是前人应对挑战后的经验总结”：“人生、民族、国家，都会有不同的挑战。为了应对这些不同的挑战，人们相关应对的措施、应对的办法、应对的智慧，所有的成败得失的记录就构成历史。”
“历史是具体的，但可让人明权变”：“道理往往是抽象的，历史是具体的。抽象的道理在具体的历史情境当中，就能使我们明白权变的道理。”
“史实不是历史学的全部”：“史实是历史作为一门学科的基础，但并不是历史学的全部。古代学者对于历史学的经世致用价值多有阐述，而现代社会更加需要历史的经验来启迪人们应对各种关系的智慧。”
“不间断的历史书写，是国家对历史的重视和社会精英对历史的坚持”：“长期不间断的历史书写，国家政权和知识精英对历史的重视和坚持，是中华文明有别于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特色。因此，怎樣在当今的时代通过学习历史事实、了解历史人物，达到启迪智慧的目的，是历史作为文化传承的社会意义；如何让历史在象牙塔之外的世界发挥其原本的作用，亦是史学研究者应当担负的社会责任。”
“历史工作者如同摄影工作者”：“专业历史工作者要研究历史的真相，力求还原史实的细节，如同摄影工作者，要最大化地呈现出事件的面貌。”
“理直气壮地讲我们的历史”：“我们之所以走跟西方不一样的路，是因为我们有我们的历史，有我们祖先的经验，这就是探索我们自己模式的最大理由，我们要理直气壮地讲这个理由。就是要不断地走自己的道路，传承我们自己传统经验中的瑰宝。”
总之，该书能够让我们在读史的过程中，逐步提升史著的资政意识、感受史著的鉴赏价值、分享重大历史故事中的家国情怀。不仅体现了当下人们读史方法的转变，也反映出历史学家对于传统史学当代价值的生动阐释和使命担当。
当然，该书在布局方面，因篇幅所限，详于战国秦汉，而略于南北朝隋唐，难免舍弃了一些精彩的历史片段。在文字表述方面，个别细节还有必要推敲，例如，商鞅变法中徙木立信的故事，《资治通鉴》原文是“乃立三丈之木於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该书这样叙述，商鞅“把一根三丈高的木头放在市门之南，张榜告诉大家，谁能把这个木头从南门搬到北门，赏赐十金”。此处“市门之南”，应为“集市的南门”。类似细节，相信再版时会得以完善。
（作者系甘肃省委党校副校长、教授，中央党校第一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研修班”学员。）
北宋司马光主持编纂的《资治通鉴》就是这样的一部经典，它既是编年体史书，也是通鉴体的开山之作。司马光及其编纂团队参考了三百多部典籍，用19年时间完成这部巨著，记述了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一千三百多年间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此书篇幅浩瀚，有294卷300万字之巨，再加元代史学家胡三省的“注”及有关附录，排印出来总字数有600万字，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难以通读并领会其要旨。
所以，历代史学家、政治家、文学家都热衷于解读这部经典。当年宋神宗看到这部书之后，首先给予“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高度评价并御赐书名。南宋理学家朱熹有感于此书内容繁复，在此基础上编写了另外一部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纲目》。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网罗宏富，体大思精，为前古之所未有”。近代以来，梁启超评价《资治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以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称赞司马光为一代“伟人”。
毛泽东同志也非常喜欢这部著作，据说床头放着一部翻烂了的《资治通鉴》，书上留下了多次阅读痕迹以及大量的批语。1954年冬，他对历史学家吴晗说：“《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皆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近年来，学界已经不满足于对此书进行单一地学术性解读，而是以史学家的视角，以读史著经典、讲历史故事的方式，重新展示了《资治通鉴》的魅力。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张国刚教授的专著《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就是这样顺应大众史学要求、深受读者喜欢的一部力作“好书”（该书荣獲2016年度中国图书评论学会评选的“中国好书”）。
举重若轻，以讲故事方式呈现史著的资政价值。《资治通鉴》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史迹来警示后人，尤其以“臣光曰”的形式，撰写了史论118篇，集中地反映了编者的政治、历史观点，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以资借鉴。史学家认为，这是史家治史过程中自觉资政意识的体现。
如何把史学家这种自觉的资政意识表现出来，《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一书并未故弄玄虚或者高章大论，而是采取了讲故事的方式，以深入浅出的话语娓娓道来，逐步阐释历史事件中的深刻道理。例如，第一讲“三家分晋”，公元前403年，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被任命为诸侯，正式瓜分晋国。司马光评价说：“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为什么会说周威烈王自坏礼制和名分呢？张国刚阐幽发微，进一步分析“问题是，现在这件事，坏就坏在周天子是被迫做出的分封决定。三家实际上已经把晋国给瓜分了，周天子屈服于压力，不得不对既成事实做出认定。礼仪名分没有了，就坏了规矩。这个规矩就是周朝的秩序。规矩坏了，周朝的权威没有了，周朝作为一个时代，也就结束了。所以司马光把它作为故事的起点。”既把历史上三家分晋的复杂故事讲明白了，也剖析了司马光将此事作为《通鉴》首章内容这个历史学家和普通读者都广泛关注的问题。
寓教于乐，以独特的读史方式体现史著的鉴赏价值。清代史学家王夫之认为，阅读《通鉴》“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指出了史家读《通鉴》的三重境界，即通过读史提升自己、教育他人、分享探寻经世治国之道的乐趣。《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的成书过程，是阐释读《通鉴》、用《通鉴》三重境界的一个极好例证。
该书是作者在清华大学开设“《资治通鉴》导读”课程之后，作为全校慕课（MOOC）课程转型的一个新成果。该课程曾经在中央办公厅及国家部委机关、国内外知名高校讲授。张国刚回忆说：“在20世纪70年代末，我读研究生的时候，认真而系统地阅读的第一部史书就是《资治通鉴》，迄今已经三十七八年了。只是那个时候，读史的眼光，关注的是专业史料……（今天）阅读《资治通鉴》的眼光自然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比较关注的是《资治通鉴》作为史著的鉴赏价值，特别是司马光探讨的有关国家兴衰、民生休戚的内容。”读史关注专业资料，重视历史典籍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此为作者的“自淑”行为；读史关注史著的鉴赏价值，引导青年学生认知历史智慧、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此为大学教授的“诲人”之举；与成年读者和领导干部一起分享追寻政治得失、王朝兴衰之迹的乐趣，此为历史学家的“知道而乐”。可以说，作者以40年的教学科研经历，通过此书见证了读《通鉴》从“自淑”到“诲人”再到“知道而乐”的全过程。
例如，第七讲中的“兔死狗烹”一节，集中讲述西汉初年刘邦如何处理与权臣的关系，尤其是与功臣韩信的恩怨。作者先引用《通鉴》原文，用通俗语言解释韩信最终身死的道理，“（韩信）趁艰难时期向领导要好处，要待遇，待遇不讲清楚不出手，这是市井心态。而有功要报，这是君子之心。韩信以市井之志来跟领导讲条件，但是希望领导拿出君子之心来回报他的功劳，毫不计较他当年的要挟行为，这就难了。”一个人怎么避免这种不自知又容易犯的错误呢，作者再根据司马迁的评论给出答案，“如果韩信能够学学道家的谦让，不居功自傲，不自以为有多么了不起，那么也许他还能保全下来。”
别具一格，以随笔漫谈方式表达作者的史学观点。张国刚告诉读者，他撰写此书的一个初衷，就是想用通俗的方法来展现历史带给我们当代人的思想智慧。此书不仅呈现了众多的历史故事，而且在正文旁注乃至序言、后记中，以随笔漫谈的方式，留下了许多精彩史评、对史学的深刻感悟和真知灼见，堪称书中的点睛之笔。现撷取部分以飨读者。
“历史犹如棋谱”：“前贤往哲应对时代挑战，其成败得失、经验教训留下的记录，犹如那个时代留给后人的棋局。棋谱不就是以往高手留下的种种残局吗？读史使人明智，犹如读谱使人棋高一着！” “历史是前人应对挑战后的经验总结”：“人生、民族、国家，都会有不同的挑战。为了应对这些不同的挑战，人们相关应对的措施、应对的办法、应对的智慧，所有的成败得失的记录就构成历史。”
“历史是具体的，但可让人明权变”：“道理往往是抽象的，历史是具体的。抽象的道理在具体的历史情境当中，就能使我们明白权变的道理。”
“史实不是历史学的全部”：“史实是历史作为一门学科的基础，但并不是历史学的全部。古代学者对于历史学的经世致用价值多有阐述，而现代社会更加需要历史的经验来启迪人们应对各种关系的智慧。”
“不间断的历史书写，是国家对历史的重视和社会精英对历史的坚持”：“长期不间断的历史书写，国家政权和知识精英对历史的重视和坚持，是中华文明有别于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特色。因此，怎樣在当今的时代通过学习历史事实、了解历史人物，达到启迪智慧的目的，是历史作为文化传承的社会意义；如何让历史在象牙塔之外的世界发挥其原本的作用，亦是史学研究者应当担负的社会责任。”
“历史工作者如同摄影工作者”：“专业历史工作者要研究历史的真相，力求还原史实的细节，如同摄影工作者，要最大化地呈现出事件的面貌。”
“理直气壮地讲我们的历史”：“我们之所以走跟西方不一样的路，是因为我们有我们的历史，有我们祖先的经验，这就是探索我们自己模式的最大理由，我们要理直气壮地讲这个理由。就是要不断地走自己的道路，传承我们自己传统经验中的瑰宝。”
总之，该书能够让我们在读史的过程中，逐步提升史著的资政意识、感受史著的鉴赏价值、分享重大历史故事中的家国情怀。不仅体现了当下人们读史方法的转变，也反映出历史学家对于传统史学当代价值的生动阐释和使命担当。
当然，该书在布局方面，因篇幅所限，详于战国秦汉，而略于南北朝隋唐，难免舍弃了一些精彩的历史片段。在文字表述方面，个别细节还有必要推敲，例如，商鞅变法中徙木立信的故事，《资治通鉴》原文是“乃立三丈之木於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该书这样叙述，商鞅“把一根三丈高的木头放在市门之南，张榜告诉大家，谁能把这个木头从南门搬到北门，赏赐十金”。此处“市门之南”，应为“集市的南门”。类似细节，相信再版时会得以完善。
（作者系甘肃省委党校副校长、教授，中央党校第一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研修班”学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