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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离那儿不远有个养老院》时，我突然想到，我与周围的事物到底存在怎样的联系？这并不是小说要表达的主题，但此刻我想到了这个问题。
我发现，自己能够改变和真正能够涉足的事物都非常有限，我选择这个菜而不选另一个菜，我去这个公园而不去另一个公园，我穿这件或那件衣服，我翻这本书而不是那本书，而且我能够参与的场所绝大部分局限于办公室和自己的家。与此同时，网络新闻世界里正在发生各种各样的大事，有国与国之间匪夷所思的大事，也有发生在普通人身上的怪事。它们顶多触动了我的情绪，但我无法介入，也没有想去介入。它们像是伴随着我一起生活的必要的背景，一个虚假的变化着的新闻洪流。
我住处的附近偶尔也会发生奇异的事情，比如某个人醉酒之后在床上抽烟，失火被烧身亡。我听到了消防队的警报声，也听了一些陌生人的议论。我甚至想起川端康成《雪国》结尾处的那场火灾，对于就在附近的亡魂来说，这样的议论和联想也许都是不恭敬的。但我确实想知道这个死者是否是我认识的人，或者是否有某种联系。没有。所以我难以在脑中建立起死者的任何印象。这个几乎发生在我一百米之内的事情，我也无法了解它的真相，我依然是一个局外人。
如果我不去外地，外地似乎并不存在。如果我不出国，所有外国似乎也并不存在。报纸和网络里的外地图片和视频，浮荡着一种虚假之感，它们没有与我建立起真实的联系。它们像是为了特意蒙蔽我而以假乱真地被人制作出来的。但最近，我的一位同事去了外国，她在微信里不断发布图片，她站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王子运河附近，随手拍了附近的建筑。她站在凡高博物馆外面，拍了正在排队的外国人。但是她并没有停下脚步，她又去了瑞典、德国，她站在瑞典市政大厅留影。背后是金色大厅，她背后黄金一样威严而陌生的大厅居然也能隔着万里震撼了我，但最重要的原因是前景的她——这就是每周开会坐在同一个沙发上的同事，甚至她的着装也没有大的变化，她的发型还是前几天看到的。她面带笑容看着镜头，也就是看着图片之外的我，这是她往日遇见同事的那种客气和喜悦的笑脸，这种熟悉令你猛然间会试图回应。之后，她又来到诺贝尔博物馆，并在瑞典吃了日本寿司。她在微信里发文说，这是改良后的日本寿司。你会联想到她说这句话的口吻。在德国，她拍了科隆大教堂的外景，这座教堂的气象也让我惊叹，最重要的是图片所展示的那种真实！这不是书里那个死板的教科书般的图片，而是我的同事所拍，这是她出现在那里的某个时刻捕捉的，教堂宏伟的形体上点缀着繁琐的装饰，这些装饰看不到细部，只留有一些淡墨色的混合在一起的不明线条和图案，也许正是这种含混，才造成教堂更为神秘的整体气象。尤其是，上面还有我熟悉的人投注其上的真实目光。
接着，她走进教堂，拍到两位穿着鲜亮红衣的红衣主教。这是红衣主教第一次作为照片出现在我的视野里。镜头距离红衣主教的背影只有三米左右，背影占了整个图像的不到一半，主教远处散落着一些游客的较小身影。由于是主教的背影，两袭大大的延伸到脚部的红衣就成了主角。鲜艳的红衣透着亮色，领口一圈黑色，靠近下部也有一圈黑色。左边的主教头顶微秃而下部花白，右边的主教头顶光秃。他们就像是从文字世界里突然闯进了真实世界，你甚至能感觉到同事正在他们背后拍片时的振奋，以及她可能会有的那种情绪反应。他们脱离了文字中赋予“红衣主教”那种过分的神圣性，以及过分的象征，他们变成了我的同事眼前的两个人物，而此刻，我也看到了他们。不过，他们的生活，我更是无法得知，我的同事也只是与他们偶遇，我只是看到了他们的照片。他们只是微微漂浮在世界表面一下而已。
这让我联想起以前做记者时的感觉。当时，我试着作为介入者走到许多地方，我不仅仅是有权利问我无法预料的陌生人，而且这似乎更是一种义务，是必须做的一件事情。我记得第一次以记者的身份出现在某个机关，我要采访一个公安处级领导，单位和我都没有与之预先沟通。站在这个领导的办公室外面，我已经看到里面有个严肃的中年男人坐在那里。他已经习惯于自己公安局处级领导的身份，那赋予他毫不含糊的权力上的威严，这也体现在他无意中瞅过来时，目光里对我这个有点鬼祟的身影不屑和略略恼怒的神色。突然之间，我感觉周围的空气凝固起来，觉得自己需要扮演一个新的身份，但无法找到这个身份的自信。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只是一个刚刚毕业不久，漂泊在省城的打工者。但我已经没有退路，只好迎着心中陡然刮起的狂风艰难前行。他已经抬起头，盯着我，一眼看过来，仅仅凭借我的衣着和姿态，他已经把我归入一个可以训斥和随意打发走的类别，他厌烦和警惕的目光压制着我发热的面额，我忘不了其中的锋芒，快走近的时候，我突然听见自己说：
我是某某报社的。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说出这几个字，我没敢提到记者。我似乎并不敢堂而皇之地号称记者。可能是我的声音低，他皱起眉头看着我，我几乎没有勇气再说一遍。但是突然之间，这位领导明白了，他几乎在一瞬间改变了态度，他的脸迅速舒展开来，带着客气和警惕的笑容问：哦，你是报社记者？
看到身边的氛围突然变得稍稍平等和被尊重了，让我惊异和喜出望外。就在这一瞬间，我分明感觉到记者这个新的身份披在了我的身上，走出办公室的时候，我意识到我已经不是之前的那个人。
这个新的身份的改变，也微妙地改变了我跟世界的联系。我常常介入和改变的是别人的生活，而不是自己的。等我强行介入一个事件，常常是某个已经发生但尚未被广为关注的新闻事件，比如非常凶残的黑店打斗事件，我采访到心有余悸的当事人，我试图诱惑他说出更多的事实和细节。之后，我采访更多的人，不同的人提供了大量的细节，这些细节慢慢拼贴出一个比较完整的事件轮廓，但总会有不少细节互相抵触，慢慢地，这些抵触的细节使得事件有了大量无法探明的部分，如果你只需要整个事件的结果，那总是相对容易的，但事件的过程，总是伴随着这样那样的黑洞。
那次，我们准备闯进孤零零地立在公路边的黑店，四周荒凉，黑店貌似已经人走房空，而且已经没有打斗过的痕迹，血迹也被过路的车碾压消失。就在我们快要走到黑店附近的时候，黑店的烟囱里突然冒出青烟，这让我们感到惊愕。最终，我们没敢进去黑店。这个新闻无疑也缺失了黑店的具体信息。
尽管常常无法辨识事件中的唯一的真实，但我当时荒谬地感觉世界似乎正在我的掌控之中，因为我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了一些人的生活。等我从激荡的事件中心回来，回到自己的日常生活，我甚至产生了恍惚之感，我对自己的平庸生活产生了怀疑，也甚至对这样一种生活中的我产生怀疑，觉得这个生活，以及这个生活中的我都是假的、可以忽略的空壳般的生活。
现在，我感觉那个记者身份已经不再附着于我，这是一个非常长的缓慢而主动地抛弃的过程。这样一想，我发现目前居然一直处在被当时认作“假”的生活当中，我无法真正介入我周围的差不多所有事物，以至于同事所拍的两个红衣主教的背影都震惊了我。
然而，对我来说，不管介入还是不介入，真实最终是无法真正触及的。好在可以用虚构和描述对抗这个事实上无法把握的世界，《离那儿不远有个养老院》就是这样一个企图中的一个。作为小说，它有不成熟的地方，但它让我想起我与世界的联系，想起差不多被自己遗忘的记者身份。
我发现，自己能够改变和真正能够涉足的事物都非常有限，我选择这个菜而不选另一个菜，我去这个公园而不去另一个公园，我穿这件或那件衣服，我翻这本书而不是那本书，而且我能够参与的场所绝大部分局限于办公室和自己的家。与此同时，网络新闻世界里正在发生各种各样的大事，有国与国之间匪夷所思的大事，也有发生在普通人身上的怪事。它们顶多触动了我的情绪，但我无法介入，也没有想去介入。它们像是伴随着我一起生活的必要的背景，一个虚假的变化着的新闻洪流。
我住处的附近偶尔也会发生奇异的事情，比如某个人醉酒之后在床上抽烟，失火被烧身亡。我听到了消防队的警报声，也听了一些陌生人的议论。我甚至想起川端康成《雪国》结尾处的那场火灾，对于就在附近的亡魂来说，这样的议论和联想也许都是不恭敬的。但我确实想知道这个死者是否是我认识的人，或者是否有某种联系。没有。所以我难以在脑中建立起死者的任何印象。这个几乎发生在我一百米之内的事情，我也无法了解它的真相，我依然是一个局外人。
如果我不去外地，外地似乎并不存在。如果我不出国，所有外国似乎也并不存在。报纸和网络里的外地图片和视频，浮荡着一种虚假之感，它们没有与我建立起真实的联系。它们像是为了特意蒙蔽我而以假乱真地被人制作出来的。但最近，我的一位同事去了外国，她在微信里不断发布图片，她站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王子运河附近，随手拍了附近的建筑。她站在凡高博物馆外面，拍了正在排队的外国人。但是她并没有停下脚步，她又去了瑞典、德国，她站在瑞典市政大厅留影。背后是金色大厅，她背后黄金一样威严而陌生的大厅居然也能隔着万里震撼了我，但最重要的原因是前景的她——这就是每周开会坐在同一个沙发上的同事，甚至她的着装也没有大的变化，她的发型还是前几天看到的。她面带笑容看着镜头，也就是看着图片之外的我，这是她往日遇见同事的那种客气和喜悦的笑脸，这种熟悉令你猛然间会试图回应。之后，她又来到诺贝尔博物馆，并在瑞典吃了日本寿司。她在微信里发文说，这是改良后的日本寿司。你会联想到她说这句话的口吻。在德国，她拍了科隆大教堂的外景，这座教堂的气象也让我惊叹，最重要的是图片所展示的那种真实！这不是书里那个死板的教科书般的图片，而是我的同事所拍，这是她出现在那里的某个时刻捕捉的，教堂宏伟的形体上点缀着繁琐的装饰，这些装饰看不到细部，只留有一些淡墨色的混合在一起的不明线条和图案，也许正是这种含混，才造成教堂更为神秘的整体气象。尤其是，上面还有我熟悉的人投注其上的真实目光。
接着，她走进教堂，拍到两位穿着鲜亮红衣的红衣主教。这是红衣主教第一次作为照片出现在我的视野里。镜头距离红衣主教的背影只有三米左右，背影占了整个图像的不到一半，主教远处散落着一些游客的较小身影。由于是主教的背影，两袭大大的延伸到脚部的红衣就成了主角。鲜艳的红衣透着亮色，领口一圈黑色，靠近下部也有一圈黑色。左边的主教头顶微秃而下部花白，右边的主教头顶光秃。他们就像是从文字世界里突然闯进了真实世界，你甚至能感觉到同事正在他们背后拍片时的振奋，以及她可能会有的那种情绪反应。他们脱离了文字中赋予“红衣主教”那种过分的神圣性，以及过分的象征，他们变成了我的同事眼前的两个人物，而此刻，我也看到了他们。不过，他们的生活，我更是无法得知，我的同事也只是与他们偶遇，我只是看到了他们的照片。他们只是微微漂浮在世界表面一下而已。
这让我联想起以前做记者时的感觉。当时，我试着作为介入者走到许多地方，我不仅仅是有权利问我无法预料的陌生人，而且这似乎更是一种义务，是必须做的一件事情。我记得第一次以记者的身份出现在某个机关，我要采访一个公安处级领导，单位和我都没有与之预先沟通。站在这个领导的办公室外面，我已经看到里面有个严肃的中年男人坐在那里。他已经习惯于自己公安局处级领导的身份，那赋予他毫不含糊的权力上的威严，这也体现在他无意中瞅过来时，目光里对我这个有点鬼祟的身影不屑和略略恼怒的神色。突然之间，我感觉周围的空气凝固起来，觉得自己需要扮演一个新的身份，但无法找到这个身份的自信。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只是一个刚刚毕业不久，漂泊在省城的打工者。但我已经没有退路，只好迎着心中陡然刮起的狂风艰难前行。他已经抬起头，盯着我，一眼看过来，仅仅凭借我的衣着和姿态，他已经把我归入一个可以训斥和随意打发走的类别，他厌烦和警惕的目光压制着我发热的面额，我忘不了其中的锋芒，快走近的时候，我突然听见自己说：
我是某某报社的。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说出这几个字，我没敢提到记者。我似乎并不敢堂而皇之地号称记者。可能是我的声音低，他皱起眉头看着我，我几乎没有勇气再说一遍。但是突然之间，这位领导明白了，他几乎在一瞬间改变了态度，他的脸迅速舒展开来，带着客气和警惕的笑容问：哦，你是报社记者？
看到身边的氛围突然变得稍稍平等和被尊重了，让我惊异和喜出望外。就在这一瞬间，我分明感觉到记者这个新的身份披在了我的身上，走出办公室的时候，我意识到我已经不是之前的那个人。
这个新的身份的改变，也微妙地改变了我跟世界的联系。我常常介入和改变的是别人的生活，而不是自己的。等我强行介入一个事件，常常是某个已经发生但尚未被广为关注的新闻事件，比如非常凶残的黑店打斗事件，我采访到心有余悸的当事人，我试图诱惑他说出更多的事实和细节。之后，我采访更多的人，不同的人提供了大量的细节，这些细节慢慢拼贴出一个比较完整的事件轮廓，但总会有不少细节互相抵触，慢慢地，这些抵触的细节使得事件有了大量无法探明的部分，如果你只需要整个事件的结果，那总是相对容易的，但事件的过程，总是伴随着这样那样的黑洞。
那次，我们准备闯进孤零零地立在公路边的黑店，四周荒凉，黑店貌似已经人走房空，而且已经没有打斗过的痕迹，血迹也被过路的车碾压消失。就在我们快要走到黑店附近的时候，黑店的烟囱里突然冒出青烟，这让我们感到惊愕。最终，我们没敢进去黑店。这个新闻无疑也缺失了黑店的具体信息。
尽管常常无法辨识事件中的唯一的真实，但我当时荒谬地感觉世界似乎正在我的掌控之中，因为我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了一些人的生活。等我从激荡的事件中心回来，回到自己的日常生活，我甚至产生了恍惚之感，我对自己的平庸生活产生了怀疑，也甚至对这样一种生活中的我产生怀疑，觉得这个生活，以及这个生活中的我都是假的、可以忽略的空壳般的生活。
现在，我感觉那个记者身份已经不再附着于我，这是一个非常长的缓慢而主动地抛弃的过程。这样一想，我发现目前居然一直处在被当时认作“假”的生活当中，我无法真正介入我周围的差不多所有事物，以至于同事所拍的两个红衣主教的背影都震惊了我。
然而，对我来说，不管介入还是不介入，真实最终是无法真正触及的。好在可以用虚构和描述对抗这个事实上无法把握的世界，《离那儿不远有个养老院》就是这样一个企图中的一个。作为小说，它有不成熟的地方，但它让我想起我与世界的联系，想起差不多被自己遗忘的记者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