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如何认识“修正主义”，目前理论界还存在争议，本期“嘤嘤其鸣”的两篇文章，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就不尽相同，本刊同时予以刊发，以客观地反映当前学界研究和探讨的现状。
　　
　　马克思主义面临发展和创新，这是时代的要求。创新总是意味着某种否定，但并不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而是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否定已经过时的或被实践证明不完全正确的个别原理和结论，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这就需要修正。但对于这种修正，不能随意扣上“修正主义”的帽子。否则，创造性的工作就很难进行下去，马克思主义的生机也可能因此窒息。
　　实践在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要与时俱进。提出对伯恩施坦主义的重新思考、重新认识，是马克思主义创新和发展的需要。
　　
　　关于资本主义“崩溃论”
　　
　　1888年伯恩施坦随《社会民主党人报》迁往英国伦敦后，他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那时英国经济比德国发达得多，特别是第二次技术革命给英国社会各方面带来空前的繁荣，有效地抵御了经济危机的发生。伯恩施坦在英国目睹了德国尚未出现而英国已经呈现的繁荣景象，并亲自观察和体验英国典型的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他指出：“我不能摆脱这些事实给我的印象。如果说，现代社会的经济体制在英国给我的印象本来已经和在瑞士完全不同，那么现在我对这一社会的经济的各种连带关系和扩展能力也有了不同的理解。”
　　按照马克思的危机论推理，资本主义的危机会越来越频繁和具有毁灭性。但在伯恩施坦看来，这跟现代资本主义的实际趋势并不符合。他认为，从欧洲经济普遍繁荣和19世纪中期以来不存在严重萧条的事实来看，资本主义本身已经产生许多具有稳定作用的因素，可以得出危机的周期性和严重性都在逐步减退的结论。他提出：“我们必须预计到现存社会制度有比过去所假定的更长的寿命和更强的伸缩性，并且按照这一预计来展开我们的斗争实践。”这一对资本主义生命力的判断，正是伯恩施坦提出对马克思主义“修正”的前提。他感到“有必要向我的德国党员同志们说明，他们最好在决定政策时完全抛开关于即将到来的大灾变的想法。”因为在他看来，“不断的前进比一场灾变所提供的可能性更能保证持久的成功”。
　　这是在资本主义有更长寿命和更强弹性的历史条件下，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斗争策略新的探索、修正和调整，以适应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现状和欧洲工人阶级斗争的需要。
　　
　　关于“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论”
　　
　　1890年1月“反社会党人法”被废除，资产阶级开始采用自由主义的“新方针”。社民党因此获得在德国充分开展合法活动的权利，并在国会选举中取得突破性进展。这种情况下，德国社民党面临着恢复合法地位后的重大策略转变。恩格斯针对当时变化了的具体情况指出：“党正进入另一种斗争环境，因而它需要另一种武器，另一种战略和策略。”
　　面对这一切，伯恩施坦发表了以《礁石》为总题目的3篇短文，指出了议会选举胜利的重大意义，声称不能低估150万张选票对“党的策略所具有的意义”，党今后在议会中不能再满足于“一般的批评”，而要提出“议案”、提出“质问”和“推举代表参加各个委员会”，总之“处处都应当加以干涉”；必须使社会民主党人懂得“走向完全政治自由的道路是通过议会制度，而不是绕过议会制度”。同时，他认为，“党在这种意义上活动时，丝毫都没有放弃它的彻底的革命性。它只是摆脱了貌似革命的反议会空谈”。在他看来，“议会对于德国人民命运的影响预计将大大地加强”，因此“党在议会中的任务也就加重了”。
　　后来，他又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强调马恩创立革命理论时所依据的前提条件已经改变，所以社会民主党需要检查一下自己的精神武器。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有伸缩性的，有变化和发展能力的。用不着炸毁它们，只需要继续发展它们”。因此，社会民主党“决不热衷于一场反对整个非无产者的暴力革命”。他断言，“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制度愈是民主化，巨大政治灾变的必然性和机会就愈减少”。
　　针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为社会发展动力的观点，伯恩施坦提出了“阶级合作”，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和以往一切社会制度都不同，本身具有自我更新能力。只要社会民主党人通过积极地组织和行动来发展它，就可以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因此，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社会”这个提法“肯定具有非常合理的内核”。
　　
　　把恩格斯的议会斗争策略看作是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修正，是伯恩施坦主义的出发点。恩格斯在晚期的著作中，对争取普选权斗争的意义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指出，德国工人阶级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们给予了世界各国同志们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他们向这些同志们表明了应该怎样利用普选权”。在《导言》中，恩格斯还肯定了议会活动的积极作用，认为普选权已经由“陷阱”和“欺骗的工具”转变成“解放的工具”。他甚至作出如下重要论断：“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英国报纸上每天都在谈论即将赎买王朝的问题，这个王朝在人民的意志面前是软弱无力的。”考虑到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在威胁到它的统治时，发生逆转、采用暴力的可能性，恩格斯告诫各国党，必须保持“革命权”。
　　可见，伯恩施坦的议会斗争策略就其前提和主体而言，与恩格斯《导言》阐述的思想基本上是一致的。恩格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论断深深地影响了伯恩施坦，以至于使他忘记了恩格斯的告诫,在选票近乎一帆风顺增长的形势下,逐步从有条件地利用合法斗争走到热衷追求合法主义上去，而这个论断恰恰又是修正主义的主要内容，因为修正主义翻译成政治用语就是改良主义。
　　东西方在社会经济、阶级结构、政治制度、文化背景、民族传统、社会心理、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列宁往往是从帝国主义战争环境下俄国和东方国家的政治经济特点出发去探索无产阶级的革命道路，而伯恩施坦则往往从西方国家和平发展时期的政治经济特点出发去设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列宁的理论适合东方类型的国家，但十月革命作为暴力革命成功的先例，并不能说明凡是无产阶级革命都必须通过暴力。对于伯恩施坦的修正是否正确，我们暂且不作回答，因为历史尚未证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革命道路究竟应该是怎样的。但仅从他能以历史的、发展的观点来对待马克思主义，根据客观历史条件的变化提出新的看法，就值得我们给予重新认识。当然，他主张的和平过渡道路似乎绝对化了，仅根据几个发达国家变化了的情况就作出普遍性的结论。
　　事实证明，伯恩施坦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只是在后来的论战中，他情绪化地超出有限的批判，发展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根本置疑，这是错误的。实际上，伯恩施坦功过兼有，如果不加分析地把他对马克思某些结论的修正全部纳入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之中，就会分不清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甚至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修正主义来批，也就谈不上马克思主义的创新。
　　从现在起着手做清理工作，把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修正从修正主义的思想体系中分离出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