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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取消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是一种达到背弃党的地步的机会主义，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不相容的。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与当时的中共中央在关于中国革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上产生了重大分歧，其中也不乏错误的主张，但他的错误并不是取消主义性质的错误，而是从俄国十月革命经验出发的经验主义错误或从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出发的教条主义错误。
关键词：陈独秀；取消主义；土地革命；托派；共产国际
中图分类号：K26；D23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８５４Ｘ（２０12）07－０115－０5
“取消主义”一词最早来源于俄国，是指1907年“六三政变”后俄国社会民主党内产生的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倾向。其主要主张如下：（1）“六三政变”后俄国已经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资产阶级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之前导致革命高潮的条件已不再发生作用，俄国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和平发展的阶段；（2）否认无产阶级的革命阶级斗争，否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无产阶级的领导权；（3）否定俄国秘密的社会民主党继续存在的必要性，取而代之以公开的合法的政党；（4）公开放弃党的纲领，专做合法的民主改良运动。1912年1月列宁领导的俄国社会民主党正式声明：取消派已不再属于党。1914年俄国革命运动重新走向高潮后，取消主义逐渐淡出俄国历史舞台。
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与当时的中共中央在关于中国革命的诸多问题上产生了重大分歧，陈独秀的主张被斥之为取消主义。作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第一至五届党中央的最高领导人，陈独秀怎么会在大革命失败后堕落成取消主义者并不断遭到中国共产党的批判？要厘清该问题，首先应对该问题的由来作一考察。
一、陈独秀“取消主义”问题的由来
众所周知，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关于中国革命的主张基本来自于共产国际和共产国际的主导者联共（布）中央。陈独秀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所持的主张则基本上是接受了托洛茨基的观点。因此，要考察中共中央与陈独秀的分歧，便不得不考察联共（布）党内的争论与斗争。
（一）联共（布）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论争
1923年列宁病重期间及1924年列宁逝世以后，联共（布）党内出现了分别以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为首的派别斗争。1925—1927年托洛茨基纠合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等组成“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简称“左派反对派”，即托派。托派与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围绕着英俄委员会、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关于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问题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问题上：
1. 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和教训。共产国际及联共（布）中央认为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是陈独秀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没有执行好共产国际制定的政策。托洛茨基则认为错误的根源在于共产国际的政策本身就是彻头彻尾的孟什维克机会主义，即：党内合作方式导致无产阶级不能独立领导革命，武汉时期又没有为建立苏维埃而斗争。
2. 革命失败后的局势与应采取的策略。共产国际及联共（布）中央最初认为当时是全国的直接的革命形势，应用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的政权。在“左”倾盲动主义失败后，又认为是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的低潮期，应准备积蓄力量，发展红军，实行土地革命。但又从“第三时期”理论出发，认为革命高潮很快就会到来，到那时就要重新走向武装暴动。托洛茨基则认为，革命已经走入低潮，应以“国民会议”为总的动员口号，推动群众的现实斗争，一直到走向暴动、夺取政权。
3. 中国社会的性质、未来革命和政权的性质。“左”倾盲动主义失败后，共产国际及联共（布）中央认为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将来要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托洛茨基则依据十月革命模式，认为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将来的革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应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在这个革命的初期顺带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
争论“在党内党外，上层下层，大大小小的会议上公开进行。有时，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甚至面对面争吵”①。由于这些争论的背后还隐藏着更深的争夺联共（布）领导权的斗争，因此，争论的结果便是失败的一方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后又被驱逐出国。既然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内容不下托洛茨基，那么像当年列宁领导的社会民主党开除取消派一样，盗用革命领袖的做法给托洛茨基贴上“取消主义”的标签在名义及效果上都是个不错的做法。
（二）中共党内反对托派的斗争
在苏联托派与联共（布）中央关于中国革命问题展开争论的过程中，一部分在苏的中国留学生怀着对中国大革命反复遭遇挫折的愤懑，逐渐采取同情托洛茨基的态度而倾向托派。这部分留学生回国后与中共党内同样对共产国际及联共（布）不满的党员相结合，暗中积极宣传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观点并从事组织托派的活动。联共（布）党内的斗争不可避免地反映到了中共党内。
1929年2月8日，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发来训令，指示中共中央用警觉的激烈的自我批评态度来批评一切右倾的错误和动摇，以防止它变成“可怕的危险”。② 5月15日，中共中央就这一训令作出决议，认为放弃中共原有的基本任务，降低中共的政治口号去迁就客观条件以求得统治阶级所不干涉的合法存在的右倾倾向，“在最后，便要完成取消派的倾向与党内以及群众中间动摇犹豫恐惧消极的观念相结合以至取消革命，取消党，与共产主义的领导和组织立于完全相反的地位。当然这还不是说中国党内右倾危险已经到了他的最后的形成，已经有了一个危险的派别，但依着他有可能的发展前途来看，党必须站在正确的路线上坚决地斗争以克服目前党内正在发展的右倾的特别危险”③。不过据托派主要人物王凡西回忆，此时中共中央对反对派的斗争并不那么激烈，多数人采取了超然的态度。④
5月至8月间，陈独秀系统接触了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并在8月5日《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信》中批评了共产国际及中共中央的路线错误。陈独秀这个在中共党内有重大影响的人物倒向托派使得斯大林和中共中央加强了对托派斗争的力度。8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第四十四号中央通告——《关于中国党内反对派问题》，指出：“托洛茨基反对派不仅在思想上形成反列宁主义的路线，在组织上已完全做了反革命的工具。现时中国党内反对派同样也在党内形成小组织的活动，这是破坏中国党的统一之最险的企图，是布尔什维克党所绝不容许的。故中国党除掉从思想上与反对派作坚决的斗争外，并要从组织上遵照共产国际的决议与无产阶级的最高原则，坚决地消灭反对派在党内的任何活动以巩固党的一致”⑤。这就透露了两层含义：一是提高到运用组织手段；二是遵从共产国际的决议。之后，共产国际代表及中共中央两次要求陈独秀转变态度，都被陈独秀断然拒绝。观点尖锐对立，矛盾不可调和。 10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批判陈独秀8月5日的信“完全推翻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一贯的列宁主义的路线，完全推翻六次大会与中央对于目前革命的根本策略而走到了极可耻的取消主义”⑥。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开除了陈独秀的党籍，理由之一便是陈独秀陷入了取消主义。此后，陈独秀便被贴上“取消主义”的标签而不断受到中共的批判。
二、关于陈独秀的主张及其行动的辨析
（一）关于中国社会的性质、国民党政权的性质及下次革命的性质
陈独秀认为国民党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以自己为中心建立了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权，中国社会已经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中国的下一次革命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这种观点与中共六大关于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民政府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权以及中国革命仍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的观点截然不同，与列宁所批判的取消主义关于社会性质、政权性质和革命性质的论述倒很相似。中共中央据此认为陈独秀的观点实际上取消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走入了取消主义。
一般来说，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所以表面上看起来，陈独秀的观点确实放过了中国的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但是，如果我们不拘于纯粹名词或口号的表面意义，而是深入看看陈独秀观点的实际内容，就会发现一些有趣的东西。陈独秀把中国社会看作是资本主义社会和把将来的革命看作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有两个理论前提：（1）陈独秀把买办、地主和富农都归入了资产阶级的范畴。他认为“买办是资产阶级更接近帝国主义的一部分，现在的地主是资产阶级最保守的一部分”⑦，“富农即农村资产阶级，是资产阶级在农村发展之初步形式”，“商业资产阶级，买办阶级及富农和地主阶级同样是农民革命的对象”。⑧（2）陈独秀所说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参照俄国十月革命来说的（十月革命的初期还只是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并没有排除民主革命的任务。他认为：“背叛革命后整个的国民党（从汪精卫到张学良）政权，即资产阶级为中心为领导的政权，已经是不会排斥帝国主义，不会肃清封建残余，不会解放农民而完成民主革命的了，此外并没有也永远不会有比国民党各派较革命的资产阶级代表能够完成这些任务；能够彻底完成这些任务的，只有列宁当年在俄国喊出的‘无产阶级及农民的民主革命’。”⑨ 所以，从陈独秀所界定的革命对象和革命任务来看，再联系到他所进行的反蒋抗日活动，他确实并未取消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的斗争，这与取消主义取消反帝反封、幻想资本主义和平发展的观点是不同的。
（二）关于大革命失败后的革命形势
陈独秀认为大革命失败后的革命形势是“两个高潮间过渡时期”⑩。中共中央则认为陈独秀的观点“否认现在广大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和农民不断的暴动是革命高潮的象征，而且否认一切的革命象征”，“否认统治阶级的动摇，否认革命斗争开始复兴”。“所谓取消派的观点正是如他们否认统治阶级的动摇，承认须经过统治阶级的稳定，然后才有革命的高潮的意见。”{11} 中国革命发展的过程证明，陈独秀关于革命处于低潮期的论断是正确的。那么，陈独秀的低潮论是不是像取消主义所主张的那样，认为当时促进革命高潮的条件已不再发生作用，新的革命高潮需经过资本主义的和平发展才能到来呢？
1. 促进革命高潮到来的条件是否消失。陈独秀并没有认为促成革命高潮的条件已经消失，即没有否认革命高潮再次到来的可能性，相反，他坚信革命高潮必然到来。他所反对的只是革命高潮很快就会到来的观点。他认为：“说革命高潮将永远不会到来，这种取消派的见解，自然是不正确；因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并没有也永不能把他的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足以消尽现实革命之可能性，即是说解决了民主革命的任务。”“中国的革命高潮，当然有再来之可能，至于几时到来，却没有人能够预言；只可说不会快要到来，因为现时群众虽有些斗争，而拿他当做革命高潮到来的象征还太不够。”“群众在不断斗争中积聚下很好的力量，一直到武装暴动的力量，和宰制中国的国际帝国主义之间的剧烈冲突，国内统治阶级内部不断的冲突所加于中国各下层阶级之榨取与痛苦及因此而发生绝大的经济及财政恐慌等事情结合起来，那时广大群众的革命高潮必然形成”。{12}
2. 是否认为只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和平发展革命高潮才会到来。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陈独秀明确表达了资本主义不可能和平发展的观点。他说：“今天已是20世纪之30年代了，国际帝国主义已垄断了全世界的筵席，到来得太晚了的中国资产阶级，已经不能够有德意志和日本资产阶级那样的幸运，由它在推翻旧的封建统治斗争中，组织成它自己的武力和政权来统一国家而使之对外独立自主，得以自上而下的改革，自由发展国民经济。”{13} 他还认为，“国民党的统治确实难以支持下去了；中间分子的势力虽然还未倾向无产阶级的政党，而对于国民党的依赖确已大大的动摇了。”“因为国内国外条件，除了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奋起而复归于决定的惨败，国民党资产阶级决不能得到重新稳定的机会。”“我们很有理由可以说，我们目前所处的时期已是一新时期，政治已开始恐慌和革命已开始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就是大多数民众表示不能与国民党政府相容。”{14}
实际上，所谓的高潮论实则是以联共（布）为主导的共产国际从苏联国家利益出发而强加给中共的，即不希望中国成为一个帝国主义扶植和控制的稳定的反苏前沿，它不是客观分析中国革命形势的产物，这种对形势的估计的直接恶果就是中共中央连续出现了三次“左”倾错误。因此，中共中央对陈独秀的低潮论所进行的取消主义的解读并不符合陈独秀思想的本意。
（三）关于国民会议
陈独秀从当时还是两个革命高潮间的过渡时期这一判断出发，反对盲目武装暴动，认为应通过开展国民会议运动来准备集蓄力量。中央据此认为，陈独秀否定一切非法斗争，只主张进行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待到社会主义革命条件成熟时再进行革命，从而取消了革命。那么陈独秀对于国民会议的态度究竟是什么呢？ 他说：“我们认为力争资产阶级的民主政制，是从反革命时代走向革命时代这中间过渡阶段有重大作用之一种政治斗争形式，这种政治斗争一扩大紧张起来，合成直接革命之先导；同时我们也不能对资产阶级的民主政制有所幻想，更不能助长工人群众的幻想，我们应该尽量利用民主政制来促进民主政制之死亡，而不应该歌颂资产阶级的民主政制。我们是要利用民主口号与运动来辅助我们夺取政权的根本目的。民主政制不是我们的根本目的。我们不主张用苏维埃口号来抵制国民会议口号，同时也不主张用国民会议口号来代替苏维埃口号，而是要利用国民会议的口号与斗争来引导群众走向苏维埃口号。”“我们必须调动全国千百万下层民众在民主运动过程中，力争国民会议之彻底民主化和力争下层民众的要求，以反抗国民党资产阶级的军事专政，揭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假面具，并且打破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幻想，取得广大的下层民众，走向革命高潮，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资产阶级的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15}
显然，陈独秀只是将国民会议运动当作一种发动群众的策略。他从民主主义口号在反革命时期可以被无产阶级拿来做革命工具这一理论出发，反对盲动主义，试图通过国民会议运动来推动群众的现实斗争。他对统治阶级口头上的形式的国民会议口号没有抱任何幻想，他也坚定地认为最后必须通过武装暴动才能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主张中国共产党应该积极地参加和领导国民会议运动，从而推动群众的现实斗争，最终走向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因此，尽管陈独秀仍然是从城市中心论出发来制定革命策略，不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但是我们也应该给陈独秀的国民会议策略以恰如其分的评价。
（四）关于红军
长期以来，中共中央及大多数学者认为陈独秀对红军的批评是其否定武装斗争、只主张合法运动的又一个重要依据。陈独秀对红军的批评主要体现在他于1930年4月中旬写的《关于所谓“红军”问题》一文中。通观整篇文章，不难发现，陈独秀批评红军的立足点主要有两个，理论上的和现实中的。理论上，陈独秀认为中国革命之再起主要应依靠城市工人阶级的斗争，不能将重点放在领导红军在农村和偏远山区打游击，甚至忽视城市工人阶级的组织和发动，走相反的路。现实中，陈独秀认为当时红军的基础主要是游民无产阶级（土匪与溃兵），存在游民无产阶级化和流寇化的倾向。
陈独秀对红军的看法无疑过于悲观，没有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红军。他只看到了红军的成份开始时多为游民无产阶级，然后根据别国已有的经验认为它必将失败。但同时应该注意的是，陈独秀对当时游民无产阶级居主要成份的红军的批评和发展前途的担心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成份。这一点可以在毛泽东于1929年12月写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得到佐证。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批评了红四军共产党内存在着的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其中就包括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思想。{16} 此外，陈独秀后来对红军的认识虽未根本扭转，但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如他说过“反对国民党政府剿杀争取土地的农民武装队（红军）”{17}。1932年他还说：“不能否认南方的武装农民已经是威胁国民党政府而为它所不能消灭的势力”，“这些都是1905年的俄国所没有的，都会帮助中国工人革命得到比俄国1905年较有利的环境”。{18}
总之，陈独秀是从城市中心论出发来批评红军的，认为革命道路应是从城市组织工人开始，进而领导农村，走向武装暴动，而不是走相反的路。他对红军发展前途的预测无疑过于悲观，但其对红军现实中存在的游民化、流寇化现象的批评也有合理成份。后来，对红军的态度虽未根本转变，但毕竟对红军的作用进行了某种程度的肯定。他的错误仍是城市中心论的错误，而不是否定武装斗争、只做合法运动的取消主义的错误。
（五）关于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
由于取消主义的一个主要观点即是否认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该由无产阶级领导，而在大革命期间陈独秀也因为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问题处理得不好而饱受诟病，所以考察陈独秀关于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思想就显得很有必要。
1. 大革命期间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问题。从陈独秀的著作以及《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公布的一系列档案来看，大革命初期陈独秀是反对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尤其是“三·二〇事件”后他多次提出退出国民党，缘由就是遇事掣肘，不能独立领导革命，而每一次都是在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代表的指示和逼迫下放弃了自己的主张。因此，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问题，不是陈独秀不想争，也不是他没有争，而是现实让其争不来。
2. 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仍然认为应由无产阶级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陈独秀虽将中国下次革命的性质界定为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但仍认为中国的民主革命任务尚未完成，下次革命初期还要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即土地革命、民族独立、国家统一等。谁来领导完成这个任务呢？陈独秀认为只能也必须是无产阶级。他说：中国要对内实现土地革命铲除封建残余，对外实现民族革命，打破国际资本主义之束缚，只有由无产阶级领导城乡一切劳动贫民来担负这个责任，三民主义即资本主义的国民党已经在封建残余和国际资本主义之反革命的营垒中了。{19}
总之，在大革命期间，尤其是五卅运动后，陈独秀曾几次积极主张无产阶级要独立领导革命，即便是对国民党一步步退让，也都是受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代表的逼迫；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更是积极主张中国革命的各种任务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这与列宁所批判的放弃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的取消主义主张是不同的，因此，这也是陈独秀没有陷入取消主义的一个有力的论据。
（六）关于组织党内反对派
在发觉通过全党讨论以修正当时中央路线错误的愿望落空后，陈独秀随即积极组织反对派，批评当时的中共中央路线。取消主义的一个基本理论观点，即是公开地放弃党的纲领，反对秘密党的存在，代之以公开的合法的政党。陈独秀的组织反对派的行为是否是放弃党的纲领以及反对秘密党的存在？陈独秀在1931年写的《抗日救国与赤化》一文中提出了“赤化”的政纲：“驱逐帝国主义驻在中国的海陆军，宣布一切不平等条约无效，无条件的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所有特权与利益，取消一切外债，以完成中国民族自由，国家独立与统一”；“实行八小时作工制，改良工人生活与待遇”；“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没有土地的或土地不足的农民，取消高利欠债”；“一切工农劳动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抗租等完全自由，不加依据任何法律的限制”；“召集平等直接普选不记名投票的国民会议，建立代表最大多数民众的革命政权”等等。{20} 这份纲领与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是相符合的，说明陈独秀并没有放弃党的纲领。此外，他组织反对派的行为并不是另立中央，他自始自终也没有主张过用公开的合法的政党代替秘密党的存在。实际上，他所组织的反对派也一直处于秘密状态，且先后因遭受国民党几次大的破坏而逐渐溃散。因此，他组织托派反对派也不能作为他陷入取消主义的依据。
三、结论
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与当时的中共中央在关于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国民党政权的性质，以及革命的性质、形势、对象、策略等一系列问题上产生了重大分歧，其中不乏错误的主张。但他与中共中央的分歧只是革命路线上的分歧，他的错误不是取消主义性质的错误，只是经验主义或教条主义的错误，即以俄国的革命道路为参照，主张革命应以城市为中心，没有认识到中国革命道路的特殊性。当时中央之所以把陈独秀的主张定性为取消主义，是为了附和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反对托洛茨基反对派斗争的需要，斯大林容不得托洛茨基反对派，中共中央自然也容不得陈独秀反对派，而最好的办法就是加上“取消主义”的罪名，像俄国1905年革命后列宁为首的社会民主党开除取消派一样，开除他们出党。同时，共产国际及联共（布）中央指导中国革命的一些“左”倾思想也是促使中共中央将陈独秀的错误定性为取消主义的重要原因。
注释：
① 唐宝林：《陈独秀传——从总书记到反对派》，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5页。
② 许俊基等编选《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28—1943）》，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1-52页。
③⑤{11}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155-156、351-353、398页。
④ 参见王凡西《双山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10-111页。
⑥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7—1931）》（下），中共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23页。
⑦⑧⑨⑩{12}{13}{14}{15}{17}{18}{19}{20} 《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5、44-45、47-48、49、48-50、260-261、271-273、156、227、272、209、226-227页。
{16}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94页。
作者简介：赵威，男，1982年生，河南温县人，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博士研究生，北京，100091。
（责任编辑 刘龙伏）
关键词：陈独秀；取消主义；土地革命；托派；共产国际
中图分类号：K26；D23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８５４Ｘ（２０12）07－０115－０5
“取消主义”一词最早来源于俄国，是指1907年“六三政变”后俄国社会民主党内产生的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倾向。其主要主张如下：（1）“六三政变”后俄国已经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资产阶级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之前导致革命高潮的条件已不再发生作用，俄国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和平发展的阶段；（2）否认无产阶级的革命阶级斗争，否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无产阶级的领导权；（3）否定俄国秘密的社会民主党继续存在的必要性，取而代之以公开的合法的政党；（4）公开放弃党的纲领，专做合法的民主改良运动。1912年1月列宁领导的俄国社会民主党正式声明：取消派已不再属于党。1914年俄国革命运动重新走向高潮后，取消主义逐渐淡出俄国历史舞台。
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与当时的中共中央在关于中国革命的诸多问题上产生了重大分歧，陈独秀的主张被斥之为取消主义。作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第一至五届党中央的最高领导人，陈独秀怎么会在大革命失败后堕落成取消主义者并不断遭到中国共产党的批判？要厘清该问题，首先应对该问题的由来作一考察。
一、陈独秀“取消主义”问题的由来
众所周知，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关于中国革命的主张基本来自于共产国际和共产国际的主导者联共（布）中央。陈独秀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所持的主张则基本上是接受了托洛茨基的观点。因此，要考察中共中央与陈独秀的分歧，便不得不考察联共（布）党内的争论与斗争。
（一）联共（布）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论争
1923年列宁病重期间及1924年列宁逝世以后，联共（布）党内出现了分别以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为首的派别斗争。1925—1927年托洛茨基纠合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等组成“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简称“左派反对派”，即托派。托派与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围绕着英俄委员会、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关于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问题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问题上：
1. 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和教训。共产国际及联共（布）中央认为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是陈独秀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没有执行好共产国际制定的政策。托洛茨基则认为错误的根源在于共产国际的政策本身就是彻头彻尾的孟什维克机会主义，即：党内合作方式导致无产阶级不能独立领导革命，武汉时期又没有为建立苏维埃而斗争。
2. 革命失败后的局势与应采取的策略。共产国际及联共（布）中央最初认为当时是全国的直接的革命形势，应用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的政权。在“左”倾盲动主义失败后，又认为是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的低潮期，应准备积蓄力量，发展红军，实行土地革命。但又从“第三时期”理论出发，认为革命高潮很快就会到来，到那时就要重新走向武装暴动。托洛茨基则认为，革命已经走入低潮，应以“国民会议”为总的动员口号，推动群众的现实斗争，一直到走向暴动、夺取政权。
3. 中国社会的性质、未来革命和政权的性质。“左”倾盲动主义失败后，共产国际及联共（布）中央认为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将来要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托洛茨基则依据十月革命模式，认为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将来的革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应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在这个革命的初期顺带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
争论“在党内党外，上层下层，大大小小的会议上公开进行。有时，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甚至面对面争吵”①。由于这些争论的背后还隐藏着更深的争夺联共（布）领导权的斗争，因此，争论的结果便是失败的一方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后又被驱逐出国。既然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内容不下托洛茨基，那么像当年列宁领导的社会民主党开除取消派一样，盗用革命领袖的做法给托洛茨基贴上“取消主义”的标签在名义及效果上都是个不错的做法。
（二）中共党内反对托派的斗争
在苏联托派与联共（布）中央关于中国革命问题展开争论的过程中，一部分在苏的中国留学生怀着对中国大革命反复遭遇挫折的愤懑，逐渐采取同情托洛茨基的态度而倾向托派。这部分留学生回国后与中共党内同样对共产国际及联共（布）不满的党员相结合，暗中积极宣传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观点并从事组织托派的活动。联共（布）党内的斗争不可避免地反映到了中共党内。
1929年2月8日，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发来训令，指示中共中央用警觉的激烈的自我批评态度来批评一切右倾的错误和动摇，以防止它变成“可怕的危险”。② 5月15日，中共中央就这一训令作出决议，认为放弃中共原有的基本任务，降低中共的政治口号去迁就客观条件以求得统治阶级所不干涉的合法存在的右倾倾向，“在最后，便要完成取消派的倾向与党内以及群众中间动摇犹豫恐惧消极的观念相结合以至取消革命，取消党，与共产主义的领导和组织立于完全相反的地位。当然这还不是说中国党内右倾危险已经到了他的最后的形成，已经有了一个危险的派别，但依着他有可能的发展前途来看，党必须站在正确的路线上坚决地斗争以克服目前党内正在发展的右倾的特别危险”③。不过据托派主要人物王凡西回忆，此时中共中央对反对派的斗争并不那么激烈，多数人采取了超然的态度。④
5月至8月间，陈独秀系统接触了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并在8月5日《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信》中批评了共产国际及中共中央的路线错误。陈独秀这个在中共党内有重大影响的人物倒向托派使得斯大林和中共中央加强了对托派斗争的力度。8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第四十四号中央通告——《关于中国党内反对派问题》，指出：“托洛茨基反对派不仅在思想上形成反列宁主义的路线，在组织上已完全做了反革命的工具。现时中国党内反对派同样也在党内形成小组织的活动，这是破坏中国党的统一之最险的企图，是布尔什维克党所绝不容许的。故中国党除掉从思想上与反对派作坚决的斗争外，并要从组织上遵照共产国际的决议与无产阶级的最高原则，坚决地消灭反对派在党内的任何活动以巩固党的一致”⑤。这就透露了两层含义：一是提高到运用组织手段；二是遵从共产国际的决议。之后，共产国际代表及中共中央两次要求陈独秀转变态度，都被陈独秀断然拒绝。观点尖锐对立，矛盾不可调和。 10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批判陈独秀8月5日的信“完全推翻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一贯的列宁主义的路线，完全推翻六次大会与中央对于目前革命的根本策略而走到了极可耻的取消主义”⑥。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开除了陈独秀的党籍，理由之一便是陈独秀陷入了取消主义。此后，陈独秀便被贴上“取消主义”的标签而不断受到中共的批判。
二、关于陈独秀的主张及其行动的辨析
（一）关于中国社会的性质、国民党政权的性质及下次革命的性质
陈独秀认为国民党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以自己为中心建立了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权，中国社会已经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中国的下一次革命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这种观点与中共六大关于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民政府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权以及中国革命仍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的观点截然不同，与列宁所批判的取消主义关于社会性质、政权性质和革命性质的论述倒很相似。中共中央据此认为陈独秀的观点实际上取消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走入了取消主义。
一般来说，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所以表面上看起来，陈独秀的观点确实放过了中国的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但是，如果我们不拘于纯粹名词或口号的表面意义，而是深入看看陈独秀观点的实际内容，就会发现一些有趣的东西。陈独秀把中国社会看作是资本主义社会和把将来的革命看作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有两个理论前提：（1）陈独秀把买办、地主和富农都归入了资产阶级的范畴。他认为“买办是资产阶级更接近帝国主义的一部分，现在的地主是资产阶级最保守的一部分”⑦，“富农即农村资产阶级，是资产阶级在农村发展之初步形式”，“商业资产阶级，买办阶级及富农和地主阶级同样是农民革命的对象”。⑧（2）陈独秀所说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参照俄国十月革命来说的（十月革命的初期还只是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并没有排除民主革命的任务。他认为：“背叛革命后整个的国民党（从汪精卫到张学良）政权，即资产阶级为中心为领导的政权，已经是不会排斥帝国主义，不会肃清封建残余，不会解放农民而完成民主革命的了，此外并没有也永远不会有比国民党各派较革命的资产阶级代表能够完成这些任务；能够彻底完成这些任务的，只有列宁当年在俄国喊出的‘无产阶级及农民的民主革命’。”⑨ 所以，从陈独秀所界定的革命对象和革命任务来看，再联系到他所进行的反蒋抗日活动，他确实并未取消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的斗争，这与取消主义取消反帝反封、幻想资本主义和平发展的观点是不同的。
（二）关于大革命失败后的革命形势
陈独秀认为大革命失败后的革命形势是“两个高潮间过渡时期”⑩。中共中央则认为陈独秀的观点“否认现在广大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和农民不断的暴动是革命高潮的象征，而且否认一切的革命象征”，“否认统治阶级的动摇，否认革命斗争开始复兴”。“所谓取消派的观点正是如他们否认统治阶级的动摇，承认须经过统治阶级的稳定，然后才有革命的高潮的意见。”{11} 中国革命发展的过程证明，陈独秀关于革命处于低潮期的论断是正确的。那么，陈独秀的低潮论是不是像取消主义所主张的那样，认为当时促进革命高潮的条件已不再发生作用，新的革命高潮需经过资本主义的和平发展才能到来呢？
1. 促进革命高潮到来的条件是否消失。陈独秀并没有认为促成革命高潮的条件已经消失，即没有否认革命高潮再次到来的可能性，相反，他坚信革命高潮必然到来。他所反对的只是革命高潮很快就会到来的观点。他认为：“说革命高潮将永远不会到来，这种取消派的见解，自然是不正确；因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并没有也永不能把他的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足以消尽现实革命之可能性，即是说解决了民主革命的任务。”“中国的革命高潮，当然有再来之可能，至于几时到来，却没有人能够预言；只可说不会快要到来，因为现时群众虽有些斗争，而拿他当做革命高潮到来的象征还太不够。”“群众在不断斗争中积聚下很好的力量，一直到武装暴动的力量，和宰制中国的国际帝国主义之间的剧烈冲突，国内统治阶级内部不断的冲突所加于中国各下层阶级之榨取与痛苦及因此而发生绝大的经济及财政恐慌等事情结合起来，那时广大群众的革命高潮必然形成”。{12}
2. 是否认为只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和平发展革命高潮才会到来。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陈独秀明确表达了资本主义不可能和平发展的观点。他说：“今天已是20世纪之30年代了，国际帝国主义已垄断了全世界的筵席，到来得太晚了的中国资产阶级，已经不能够有德意志和日本资产阶级那样的幸运，由它在推翻旧的封建统治斗争中，组织成它自己的武力和政权来统一国家而使之对外独立自主，得以自上而下的改革，自由发展国民经济。”{13} 他还认为，“国民党的统治确实难以支持下去了；中间分子的势力虽然还未倾向无产阶级的政党，而对于国民党的依赖确已大大的动摇了。”“因为国内国外条件，除了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奋起而复归于决定的惨败，国民党资产阶级决不能得到重新稳定的机会。”“我们很有理由可以说，我们目前所处的时期已是一新时期，政治已开始恐慌和革命已开始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就是大多数民众表示不能与国民党政府相容。”{14}
实际上，所谓的高潮论实则是以联共（布）为主导的共产国际从苏联国家利益出发而强加给中共的，即不希望中国成为一个帝国主义扶植和控制的稳定的反苏前沿，它不是客观分析中国革命形势的产物，这种对形势的估计的直接恶果就是中共中央连续出现了三次“左”倾错误。因此，中共中央对陈独秀的低潮论所进行的取消主义的解读并不符合陈独秀思想的本意。
（三）关于国民会议
陈独秀从当时还是两个革命高潮间的过渡时期这一判断出发，反对盲目武装暴动，认为应通过开展国民会议运动来准备集蓄力量。中央据此认为，陈独秀否定一切非法斗争，只主张进行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待到社会主义革命条件成熟时再进行革命，从而取消了革命。那么陈独秀对于国民会议的态度究竟是什么呢？ 他说：“我们认为力争资产阶级的民主政制，是从反革命时代走向革命时代这中间过渡阶段有重大作用之一种政治斗争形式，这种政治斗争一扩大紧张起来，合成直接革命之先导；同时我们也不能对资产阶级的民主政制有所幻想，更不能助长工人群众的幻想，我们应该尽量利用民主政制来促进民主政制之死亡，而不应该歌颂资产阶级的民主政制。我们是要利用民主口号与运动来辅助我们夺取政权的根本目的。民主政制不是我们的根本目的。我们不主张用苏维埃口号来抵制国民会议口号，同时也不主张用国民会议口号来代替苏维埃口号，而是要利用国民会议的口号与斗争来引导群众走向苏维埃口号。”“我们必须调动全国千百万下层民众在民主运动过程中，力争国民会议之彻底民主化和力争下层民众的要求，以反抗国民党资产阶级的军事专政，揭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假面具，并且打破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幻想，取得广大的下层民众，走向革命高潮，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资产阶级的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15}
显然，陈独秀只是将国民会议运动当作一种发动群众的策略。他从民主主义口号在反革命时期可以被无产阶级拿来做革命工具这一理论出发，反对盲动主义，试图通过国民会议运动来推动群众的现实斗争。他对统治阶级口头上的形式的国民会议口号没有抱任何幻想，他也坚定地认为最后必须通过武装暴动才能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主张中国共产党应该积极地参加和领导国民会议运动，从而推动群众的现实斗争，最终走向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因此，尽管陈独秀仍然是从城市中心论出发来制定革命策略，不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但是我们也应该给陈独秀的国民会议策略以恰如其分的评价。
（四）关于红军
长期以来，中共中央及大多数学者认为陈独秀对红军的批评是其否定武装斗争、只主张合法运动的又一个重要依据。陈独秀对红军的批评主要体现在他于1930年4月中旬写的《关于所谓“红军”问题》一文中。通观整篇文章，不难发现，陈独秀批评红军的立足点主要有两个，理论上的和现实中的。理论上，陈独秀认为中国革命之再起主要应依靠城市工人阶级的斗争，不能将重点放在领导红军在农村和偏远山区打游击，甚至忽视城市工人阶级的组织和发动，走相反的路。现实中，陈独秀认为当时红军的基础主要是游民无产阶级（土匪与溃兵），存在游民无产阶级化和流寇化的倾向。
陈独秀对红军的看法无疑过于悲观，没有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红军。他只看到了红军的成份开始时多为游民无产阶级，然后根据别国已有的经验认为它必将失败。但同时应该注意的是，陈独秀对当时游民无产阶级居主要成份的红军的批评和发展前途的担心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成份。这一点可以在毛泽东于1929年12月写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得到佐证。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批评了红四军共产党内存在着的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其中就包括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思想。{16} 此外，陈独秀后来对红军的认识虽未根本扭转，但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如他说过“反对国民党政府剿杀争取土地的农民武装队（红军）”{17}。1932年他还说：“不能否认南方的武装农民已经是威胁国民党政府而为它所不能消灭的势力”，“这些都是1905年的俄国所没有的，都会帮助中国工人革命得到比俄国1905年较有利的环境”。{18}
总之，陈独秀是从城市中心论出发来批评红军的，认为革命道路应是从城市组织工人开始，进而领导农村，走向武装暴动，而不是走相反的路。他对红军发展前途的预测无疑过于悲观，但其对红军现实中存在的游民化、流寇化现象的批评也有合理成份。后来，对红军的态度虽未根本转变，但毕竟对红军的作用进行了某种程度的肯定。他的错误仍是城市中心论的错误，而不是否定武装斗争、只做合法运动的取消主义的错误。
（五）关于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
由于取消主义的一个主要观点即是否认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该由无产阶级领导，而在大革命期间陈独秀也因为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问题处理得不好而饱受诟病，所以考察陈独秀关于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思想就显得很有必要。
1. 大革命期间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问题。从陈独秀的著作以及《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公布的一系列档案来看，大革命初期陈独秀是反对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尤其是“三·二〇事件”后他多次提出退出国民党，缘由就是遇事掣肘，不能独立领导革命，而每一次都是在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代表的指示和逼迫下放弃了自己的主张。因此，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问题，不是陈独秀不想争，也不是他没有争，而是现实让其争不来。
2. 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仍然认为应由无产阶级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陈独秀虽将中国下次革命的性质界定为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但仍认为中国的民主革命任务尚未完成，下次革命初期还要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即土地革命、民族独立、国家统一等。谁来领导完成这个任务呢？陈独秀认为只能也必须是无产阶级。他说：中国要对内实现土地革命铲除封建残余，对外实现民族革命，打破国际资本主义之束缚，只有由无产阶级领导城乡一切劳动贫民来担负这个责任，三民主义即资本主义的国民党已经在封建残余和国际资本主义之反革命的营垒中了。{19}
总之，在大革命期间，尤其是五卅运动后，陈独秀曾几次积极主张无产阶级要独立领导革命，即便是对国民党一步步退让，也都是受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代表的逼迫；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更是积极主张中国革命的各种任务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这与列宁所批判的放弃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的取消主义主张是不同的，因此，这也是陈独秀没有陷入取消主义的一个有力的论据。
（六）关于组织党内反对派
在发觉通过全党讨论以修正当时中央路线错误的愿望落空后，陈独秀随即积极组织反对派，批评当时的中共中央路线。取消主义的一个基本理论观点，即是公开地放弃党的纲领，反对秘密党的存在，代之以公开的合法的政党。陈独秀的组织反对派的行为是否是放弃党的纲领以及反对秘密党的存在？陈独秀在1931年写的《抗日救国与赤化》一文中提出了“赤化”的政纲：“驱逐帝国主义驻在中国的海陆军，宣布一切不平等条约无效，无条件的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所有特权与利益，取消一切外债，以完成中国民族自由，国家独立与统一”；“实行八小时作工制，改良工人生活与待遇”；“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没有土地的或土地不足的农民，取消高利欠债”；“一切工农劳动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抗租等完全自由，不加依据任何法律的限制”；“召集平等直接普选不记名投票的国民会议，建立代表最大多数民众的革命政权”等等。{20} 这份纲领与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是相符合的，说明陈独秀并没有放弃党的纲领。此外，他组织反对派的行为并不是另立中央，他自始自终也没有主张过用公开的合法的政党代替秘密党的存在。实际上，他所组织的反对派也一直处于秘密状态，且先后因遭受国民党几次大的破坏而逐渐溃散。因此，他组织托派反对派也不能作为他陷入取消主义的依据。
三、结论
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与当时的中共中央在关于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国民党政权的性质，以及革命的性质、形势、对象、策略等一系列问题上产生了重大分歧，其中不乏错误的主张。但他与中共中央的分歧只是革命路线上的分歧，他的错误不是取消主义性质的错误，只是经验主义或教条主义的错误，即以俄国的革命道路为参照，主张革命应以城市为中心，没有认识到中国革命道路的特殊性。当时中央之所以把陈独秀的主张定性为取消主义，是为了附和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反对托洛茨基反对派斗争的需要，斯大林容不得托洛茨基反对派，中共中央自然也容不得陈独秀反对派，而最好的办法就是加上“取消主义”的罪名，像俄国1905年革命后列宁为首的社会民主党开除取消派一样，开除他们出党。同时，共产国际及联共（布）中央指导中国革命的一些“左”倾思想也是促使中共中央将陈独秀的错误定性为取消主义的重要原因。
注释：
① 唐宝林：《陈独秀传——从总书记到反对派》，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5页。
② 许俊基等编选《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28—1943）》，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1-52页。
③⑤{11}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155-156、351-353、398页。
④ 参见王凡西《双山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10-111页。
⑥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7—1931）》（下），中共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23页。
⑦⑧⑨⑩{12}{13}{14}{15}{17}{18}{19}{20} 《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5、44-45、47-48、49、48-50、260-261、271-273、156、227、272、209、226-227页。
{16}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94页。
作者简介：赵威，男，1982年生，河南温县人，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博士研究生，北京，100091。
（责任编辑 刘龙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