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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科学中心建设的背景，是中国的基础科学研究相比科技创新的
需求明显不足，并且已经影响了科技创新的发展
今年2月份，中国首家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落户浦东。其核心的承载区，位于上海浦东的张江。
上海发改委发布消息称，该中心将提升中国在交叉前沿领域的源头创新能力，代表国家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全球科技竞争。
其中有两个关键词，让这一中心区别于其他的组织：一、这是一个“科学”的中心，而不是“科技”的中心；二、与这一名字相联系，它提供的是“源头创新能力”，也就是为其他的创新提供基础，扮演的是一个“根目录”的角色。
上海浦东新区科委主任唐石青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国家科学中心建设的目标，是为了弥补中国在基础科学领域的短板，以便为技术创新提供可持续的源泉。
基础科学供不应求
唐石青喜欢将“科技”一词拆分为“科学”和“技术”，并将它们和创新之间的关系描述为：创新是围绕着技术展开，而科学是技术的基础。
他将科学比喻成创新的“原始胚胎”，“如果没有科学提供‘原始胚胎’，创新就是空中楼阁。”
而在现实中，科学提供的“原始胚胎”确有不足。这在科技创新需求旺盛的浦东尤为突出，以至于让科学相对于创新的需求，处于一种供不应求的状态。其中的原因，主要和智力资源分布、产业状况以及信息共享的现状有关。
唐石青说，在大学资源的分布方面，浦东在国内并不占优，对外比不过大学和科研机构密布的中关村，对内比不过拥有复旦的杨浦和拥有交大的闵行区，位于浦东的上海科技大学正在向研究型大学推进，但尚年轻。
从国外的实践来看，那些举世瞩目的科学发现，大多与大学有关，而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基本上都是大学的教授。
经常被提起的一个例子是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这个旗下有13位科学家及组织获得了诺贝尔科学奖的实验室，汇集了70位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18位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和13位科研领域国家最高终身成就奖。在80年的发展历程中，该实验室发明了回旋加速器，发现了锝、镎、碳14等对世界影响深远的元素。该实验室的管理者，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除了研究机构外，科学发现的另一个来源，是大型企业的研发中心。浦东在这方面本可以大有作为，到4月18日，浦东开发开放已经26周年，在此汇集了100多家外资企业的研发机构，集中度在国内几无对手。
但这些外资的研发机构，很难嵌入到上海本地的产业链中。“它是全球产业链，体系是封闭的，（只是）把浦东或张江作为其中的一环。也许转化在浦东，但原创不在浦东；或者原创在浦东，但转化不在浦东。”唐石青说，“它们和我们没有太大的关系，你中无我，我中无你。核心的问题，是你没有一个跟它对话的能力，或者说我们还不具备跟它对话的水平。”
但从浦东的产业布局看，又对科学研究有很高的需求。唐石青说，浦东现有的科技创新，主要围绕两大产业展开，一是以集成电路为核心的信息产业，二是以生物制药为核心的大健康产业。这两个产业都是技术密集型，且投资很大，周期很长，竞争对手也都很强大。这决定了仅靠小企业打拼难度很大，必须要组建“国家队”。
“这不是一个互联网 或者做电商的概念，三个月或半年就可以做出来产品。做一个生物医药，没有10～15年不能进入市场。所以仅靠现在的资本市场或者创业激情不行，背后要有一支强大的基础科研力量支撑，这无论是对产业创新还是技术创新，都很有必要。”唐石青说。
从国外获取技术的不可持续，也是国家科学中心成立的一个背景。唐石青说，浦东多年来的技术获得，相当一部分是通过市场化的机制从国外进口，“但这种通过贸易或者市场的方式，不可能持续不断地获得技术，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最新的一个案例，是美国对中兴通讯的出口限制事件。3月7日，美国以违反出口管制法规为由，将中兴通讯公司列入“实体清单”，对该公司采取限制出口措施。
一位知情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作为一家需要从美国大量进口集成电路的公司来说，中兴在此事件中受到了很大影响，不仅股票停牌，年报延期，高层也发生换血。中国政府不得不出面谈判，最终换取美方以“履行承诺”为前提暂时取消出口限制。
这是一个行业对外过度依赖可能面临的局面。一位集成电路业内专家说，无法想象一旦集成电路作为战略资源被禁运可能产生的后果。“（如果那样）我们的汽车也开不了了，火箭也发不出去了，导弹也打不出去了，这个是关系到国家战略的问题。”
根据国家海关总署的统计数据，2015年，中国集成电路的进口额为1.43万亿元，占去年中国全部进口额的13%强，是原油进口额的1.7倍。上述集成电路业内专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一趋势已经持续了多年。
大设施首当其冲
在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获批后，上海发改委表示，到2020年，要基本形成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基础框架，并提出了4个要重点开展的工作，其中第一个是“建立世界一流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
在谈到这样做的必要性时，唐石青提到了一个词 “摩尔定律”，这个由英特尔创始人之一戈登·摩尔提出来的词，意在揭示信息技术进步的速度，即当价格不变时，集成电路上可容纳元器件的数目，约每隔24-28个月便会增加一倍，性能也将提升一倍。
唐石青说，事实上，现在“摩尔定律”都已经被打破，集成能力越来越快，我们的弱项就越来越明显。“原来我们在某一个点上还可以和世界顶尖水平比肩，比如在集成电路的设计上面。但我们的实验水平、分析水平以及封装水平，远远达不到国际水平。这是个系统性的问题，需要从基础做起。” 还有一个背景，与留学归国人才的困境有关。浦东开发开放后，生物医药领域的很多研究人才归国，其中很多来自于罗氏、诺华、辉瑞等世界制药前十强企业，之前都在很好的实验室工作。回国以后，实验条件下降，有人带回来几个仪器却没法配套，最后很多人不得不回到原来工作的地方做实验，或者委托那些机构来做。
“这从一定程度上延误了科学发现的进度，或者说浪费了他们的一些灵感，很多人很痛苦，人回来了，但是东西不行。”唐石青说。
这种状况正在发生变化。近些年，浦东新区上马了上海光源、国家蛋白质科学中心（上海）、超级计算中心、量子卓越等大科技设施，科技基础设施集群的雏形正在形成。尤其是上海光源和国家蛋白质科学中心（上海），正在改变中国在世界上相关领域的话语权。
“像上海光源，与它相当水平的设施，世界上大概只有三个国家有；而蛋白质中心这种规模，世界上绝无仅有，人家可能几个拼起来才能达到它的水平。科学家原来要拿到瑞士美国奥地利去做的实验，现在可以在公司旁边做了，而且做的水平不低于这些国家。”
唐石青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些基础科研设施，一方面用来满足顶尖的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同时向社会上的小微创新企业开放，甚至向境外的创新团队也开放。“有几路大军共同在做这件事情。”
浦东现有的大科技设施，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集成电路，二是生物制药。唐石青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浦东以后新建的大设施，也主要围绕这两个领域，这一方面因为当地的产业基础比较好，另一方面，这两个产业也是国家的战略重点方向，前者对经济的影响举足轻重，后者则事关人的生命，因而要力争掌握自己的命运，尽量减少对外部的依赖。除了上述两个领域外，国家科学中心还将支持量子通信、卫星技术、新材料等事关国家战略的领域。
上海国家科学中心的核心承载区，位于高科技企业云集的浦东张江。除了高科技产业聚集、上中下游比较完备外，张江还有两个独具魅力的特点，一是国际化程度较高，聚集了100多家外资的研发机构，顶尖科技人才聚集，“与中关村本土院士较多不同，张江则聚集了世界级的大师。”
张江的另一个优势，是能享受上海自贸区的制度红利，实现的途径是上海市2015年推出的“双自联动”。“双自”指的是上海自贸区和上海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前者的面积是120.7平方公里，后者是531平方公里，两者有65平方公里的叠加区域。“联动”指的是两者互享对方的优势资源，前者的优势是资源的科学分配，后者的优势是科技创新。两者叠加起来，有望将创新资源更科学地进行分配。
“创新资源也是一种资源，如果有一个很好的开放政策的话，为什么不可以像美国的新泽西和纽约一样，成为全球创新资源分配的一个枢纽？”唐石青说，“双自联动”有望将境内境外资本的便捷和人才流动的便捷结合起来，最终反过来促进基础创新的发展。“我们不可能永远做世界的代工厂。”
2015年，上海市在“双自联动”方面提出了10项创新试点，包括探索完善高新技术企业和技术先进性服务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开展创新药物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试点，以及推进集成电路全产业链保税监管模式等。除了建立张江空运货物服务中心要求在2016年上半年完成外，其余均要求在2015年底前完成。
需求明显不足，并且已经影响了科技创新的发展
今年2月份，中国首家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落户浦东。其核心的承载区，位于上海浦东的张江。
上海发改委发布消息称，该中心将提升中国在交叉前沿领域的源头创新能力，代表国家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全球科技竞争。
其中有两个关键词，让这一中心区别于其他的组织：一、这是一个“科学”的中心，而不是“科技”的中心；二、与这一名字相联系，它提供的是“源头创新能力”，也就是为其他的创新提供基础，扮演的是一个“根目录”的角色。
上海浦东新区科委主任唐石青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国家科学中心建设的目标，是为了弥补中国在基础科学领域的短板，以便为技术创新提供可持续的源泉。
基础科学供不应求
唐石青喜欢将“科技”一词拆分为“科学”和“技术”，并将它们和创新之间的关系描述为：创新是围绕着技术展开，而科学是技术的基础。
他将科学比喻成创新的“原始胚胎”，“如果没有科学提供‘原始胚胎’，创新就是空中楼阁。”
而在现实中，科学提供的“原始胚胎”确有不足。这在科技创新需求旺盛的浦东尤为突出，以至于让科学相对于创新的需求，处于一种供不应求的状态。其中的原因，主要和智力资源分布、产业状况以及信息共享的现状有关。
唐石青说，在大学资源的分布方面，浦东在国内并不占优，对外比不过大学和科研机构密布的中关村，对内比不过拥有复旦的杨浦和拥有交大的闵行区，位于浦东的上海科技大学正在向研究型大学推进，但尚年轻。
从国外的实践来看，那些举世瞩目的科学发现，大多与大学有关，而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基本上都是大学的教授。
经常被提起的一个例子是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这个旗下有13位科学家及组织获得了诺贝尔科学奖的实验室，汇集了70位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18位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和13位科研领域国家最高终身成就奖。在80年的发展历程中，该实验室发明了回旋加速器，发现了锝、镎、碳14等对世界影响深远的元素。该实验室的管理者，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除了研究机构外，科学发现的另一个来源，是大型企业的研发中心。浦东在这方面本可以大有作为，到4月18日，浦东开发开放已经26周年，在此汇集了100多家外资企业的研发机构，集中度在国内几无对手。
但这些外资的研发机构，很难嵌入到上海本地的产业链中。“它是全球产业链，体系是封闭的，（只是）把浦东或张江作为其中的一环。也许转化在浦东，但原创不在浦东；或者原创在浦东，但转化不在浦东。”唐石青说，“它们和我们没有太大的关系，你中无我，我中无你。核心的问题，是你没有一个跟它对话的能力，或者说我们还不具备跟它对话的水平。”
但从浦东的产业布局看，又对科学研究有很高的需求。唐石青说，浦东现有的科技创新，主要围绕两大产业展开，一是以集成电路为核心的信息产业，二是以生物制药为核心的大健康产业。这两个产业都是技术密集型，且投资很大，周期很长，竞争对手也都很强大。这决定了仅靠小企业打拼难度很大，必须要组建“国家队”。
“这不是一个互联网 或者做电商的概念，三个月或半年就可以做出来产品。做一个生物医药，没有10～15年不能进入市场。所以仅靠现在的资本市场或者创业激情不行，背后要有一支强大的基础科研力量支撑，这无论是对产业创新还是技术创新，都很有必要。”唐石青说。
从国外获取技术的不可持续，也是国家科学中心成立的一个背景。唐石青说，浦东多年来的技术获得，相当一部分是通过市场化的机制从国外进口，“但这种通过贸易或者市场的方式，不可能持续不断地获得技术，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最新的一个案例，是美国对中兴通讯的出口限制事件。3月7日，美国以违反出口管制法规为由，将中兴通讯公司列入“实体清单”，对该公司采取限制出口措施。
一位知情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作为一家需要从美国大量进口集成电路的公司来说，中兴在此事件中受到了很大影响，不仅股票停牌，年报延期，高层也发生换血。中国政府不得不出面谈判，最终换取美方以“履行承诺”为前提暂时取消出口限制。
这是一个行业对外过度依赖可能面临的局面。一位集成电路业内专家说，无法想象一旦集成电路作为战略资源被禁运可能产生的后果。“（如果那样）我们的汽车也开不了了，火箭也发不出去了，导弹也打不出去了，这个是关系到国家战略的问题。”
根据国家海关总署的统计数据，2015年，中国集成电路的进口额为1.43万亿元，占去年中国全部进口额的13%强，是原油进口额的1.7倍。上述集成电路业内专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一趋势已经持续了多年。
大设施首当其冲
在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获批后，上海发改委表示，到2020年，要基本形成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基础框架，并提出了4个要重点开展的工作，其中第一个是“建立世界一流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
在谈到这样做的必要性时，唐石青提到了一个词 “摩尔定律”，这个由英特尔创始人之一戈登·摩尔提出来的词，意在揭示信息技术进步的速度，即当价格不变时，集成电路上可容纳元器件的数目，约每隔24-28个月便会增加一倍，性能也将提升一倍。
唐石青说，事实上，现在“摩尔定律”都已经被打破，集成能力越来越快，我们的弱项就越来越明显。“原来我们在某一个点上还可以和世界顶尖水平比肩，比如在集成电路的设计上面。但我们的实验水平、分析水平以及封装水平，远远达不到国际水平。这是个系统性的问题，需要从基础做起。” 还有一个背景，与留学归国人才的困境有关。浦东开发开放后，生物医药领域的很多研究人才归国，其中很多来自于罗氏、诺华、辉瑞等世界制药前十强企业，之前都在很好的实验室工作。回国以后，实验条件下降，有人带回来几个仪器却没法配套，最后很多人不得不回到原来工作的地方做实验，或者委托那些机构来做。
“这从一定程度上延误了科学发现的进度，或者说浪费了他们的一些灵感，很多人很痛苦，人回来了，但是东西不行。”唐石青说。
这种状况正在发生变化。近些年，浦东新区上马了上海光源、国家蛋白质科学中心（上海）、超级计算中心、量子卓越等大科技设施，科技基础设施集群的雏形正在形成。尤其是上海光源和国家蛋白质科学中心（上海），正在改变中国在世界上相关领域的话语权。
“像上海光源，与它相当水平的设施，世界上大概只有三个国家有；而蛋白质中心这种规模，世界上绝无仅有，人家可能几个拼起来才能达到它的水平。科学家原来要拿到瑞士美国奥地利去做的实验，现在可以在公司旁边做了，而且做的水平不低于这些国家。”
唐石青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些基础科研设施，一方面用来满足顶尖的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同时向社会上的小微创新企业开放，甚至向境外的创新团队也开放。“有几路大军共同在做这件事情。”
浦东现有的大科技设施，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集成电路，二是生物制药。唐石青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浦东以后新建的大设施，也主要围绕这两个领域，这一方面因为当地的产业基础比较好，另一方面，这两个产业也是国家的战略重点方向，前者对经济的影响举足轻重，后者则事关人的生命，因而要力争掌握自己的命运，尽量减少对外部的依赖。除了上述两个领域外，国家科学中心还将支持量子通信、卫星技术、新材料等事关国家战略的领域。
上海国家科学中心的核心承载区，位于高科技企业云集的浦东张江。除了高科技产业聚集、上中下游比较完备外，张江还有两个独具魅力的特点，一是国际化程度较高，聚集了100多家外资的研发机构，顶尖科技人才聚集，“与中关村本土院士较多不同，张江则聚集了世界级的大师。”
张江的另一个优势，是能享受上海自贸区的制度红利，实现的途径是上海市2015年推出的“双自联动”。“双自”指的是上海自贸区和上海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前者的面积是120.7平方公里，后者是531平方公里，两者有65平方公里的叠加区域。“联动”指的是两者互享对方的优势资源，前者的优势是资源的科学分配，后者的优势是科技创新。两者叠加起来，有望将创新资源更科学地进行分配。
“创新资源也是一种资源，如果有一个很好的开放政策的话，为什么不可以像美国的新泽西和纽约一样，成为全球创新资源分配的一个枢纽？”唐石青说，“双自联动”有望将境内境外资本的便捷和人才流动的便捷结合起来，最终反过来促进基础创新的发展。“我们不可能永远做世界的代工厂。”
2015年，上海市在“双自联动”方面提出了10项创新试点，包括探索完善高新技术企业和技术先进性服务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开展创新药物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试点，以及推进集成电路全产业链保税监管模式等。除了建立张江空运货物服务中心要求在2016年上半年完成外，其余均要求在2015年底前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