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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8—9日，由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武汉大学国学院主办的“中国哲学书写范式反思暨纪念萧萐父先生冥诞九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武汉举行。来自北京大学、台湾慈济大学、日本东北大学等高校的学者围绕中国哲学的前沿问题展开深入研讨。
“合法性”反思是焦虑更是觉醒
“中国哲学”学科从创立到发展已近百年，不断出现存在的“合法性”问题，并被渲染为出现了“危机”，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郭齐勇认为这令人深思。他分析，提出所谓“合法性”问题者至少持守两种立场或视域。一种以古希腊（特别是亚里士多德）以来至近代西欧大陆哲学的范型为主要参照系，以近400年的科学理性作为唯一尺度，否认中国有“哲学”，认为中国顶多只有“思想”。另一种认为近百年来，“中国哲学”学科的研究者只不过是用西方哲学的不同话语系统来宰割中国本土哲学，并没有发掘出中国哲学的真髓，需要反思这种“汉话胡说”的处境，从而建构一门纯粹的、用本土话语叙说的“中国哲学”学科。
从泛义上讲，凡是对世界与人生之总体思考，均可冠之以“哲学”之名。西方哲学展现的是西方人思考世界与人生的一种模式，而中国哲学则是代表中国人思考世界与人生的一种模式，它们各自展现出哲学之一殊相而已。因此，有学者认为，从名实关系去讨论中国哲学之合法性是无意义的。不过，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李翔海表示，“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对于我们在更高的理论层面反思中国哲学的理论特质、寻求其更为合理的存在形态，具有积极意义。
面对中国哲学的合法性焦虑，深圳大学文学院院长景海峰认为，表面上看这是一场危机，而实质上更象征了一种觉醒，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对自己民族思想之元叙事的非主体状态的觉醒，是对强大的欧洲中心主义之无所不在的隐层影响和支配权利的觉醒。
“当代西方哲学的发展转进，从一个侧面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提供了有力旁证。”李翔海表示，经过近百年的发展，中国哲学在现代西方式的、以“求真务实”为追求的知识论哲学之外，建立了一个以“天人之学”为核心、以人生问题为中心而展开的中国哲学形态。因而，中国哲学不断成长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以西方哲学来诠释、批评中国文化的过程。同时，中国哲学逐渐具备了对西方哲学展开反批评的潜在可能性，从而不断推进中西哲学进入一个可以真正展开对话的更高发展阶段。
在中西对话中发掘中国哲学独特性
中国哲学书写范式问题成为与会学者热议的焦点。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院长吴根友表示，从解释学的角度看，每一次的哲学史书写，其实都是对哲学思想历史的一次重新诠释。
与会学者表示，中国哲学思想史书写的新范式，应该是跨学科的，哲学家、史学家甚至文学家应相互合作，将侧重于思想内涵与论证的哲学书写，与强调外延社会与文化因素的史学书写协调整合，从而做到既有当代思考，又有历史积淀。
谈及重新书写中国哲学史，吴根友强调，在比较正确的“哲学”观指导下，在中西比较哲学的视野里，凸显中国哲学的独特性，进而将“哲学”这门学问真正地移植到中华文明的土壤之中。郭齐勇表达了相似观点，他认为，“中国哲学”的主体性与学科范式，需要在与西方哲学相比照、相对话的过程中建构。一方面，仍然离不开中外哲学更加广泛深入的交流、对话与沟通；另一方面，应有自觉自识，发掘中华民族原创性的智慧与古已有之的治学方法，并予以创造性转化。
“重写中国哲学史，必须改变迄今为止在相当程度上依然将西方哲学等同于人类哲学之共相的状况，还西方哲学作为人类哲学殊相之一的‘本来面目’。”李翔海认为，通过深入而系统地开掘中国哲学中蕴涵的不尽同于西方哲学的智慧精神，以进一步丰富哲学的内涵，不仅要凸显同时涵容了中西哲学之基本智慧精神、作为人类哲学之共相的哲学特质，而且要在人类哲学之一般的高度确立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平等齐一的、人类哲学殊相之一的地位。
解决中国思想主体性的复位和身份的重构还面临不少困难。景海峰认为，一方面，要反思近百年来中国哲学建构和发展的历程，从中总结出有益的经验和教训；另一方面，要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寻求适宜的自我身份和新的表达方式，以化解地方性知识的困限，从而把中华民族的声音带入到世界性的场域中去。他表示，中国哲学的身份重构，只有在多元而复杂、深刻而显律动的场所中经受住种种考验，才是真实可能的。
全球时代呼唤各民族哲学“大会师”
当前，在全球化浪潮下，地理空间高度压缩，时间维度不断标准化和去地方化，“脱域”现象频繁出现，全球性问题日益凸显。“这迫切需要各主要文明形态的思想家、哲学家从自己的文明与哲学中走出、走向世界，并尽可能多地运用其他民族的文化与思想资源，对当今及未来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给予哲学性解答。”景海峰表示。
“在全球化与本土化双重力量并起交织的时代，建构一种‘世界哲学’有其现实紧迫性。”温州大学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孙邦金解释说，世界历史时代里的世界哲学，其问题意识与过去民族——国别史时代里任何一种哲学传统都有相当大的不同。
在统一的“世界历史”时代，如何在充分发掘中国古代哲学思想资源的同时，合理地继承中国现代哲学的思想成果，写出新的、具有“世界哲学”意识的中国哲学？吴根友表示，认真咀嚼、反思近现代中国哲学中的“世界哲学”意识，可为当代中国哲学走向世界提供宝贵的思想与精神资源。他认为，这是一个欧洲哲学走出欧洲，中国哲学走出中国，各民族哲学走出自己传统，走向他者、走向世界的哲学“大会师”。在此过程中，各民族哲学将与他者积极对话，并在“世界意识”的洗礼下回到自身，从而形成一种带有各民族精神烙印的“世界哲学”。
（据《中国社会科学报》明海英）
“合法性”反思是焦虑更是觉醒
“中国哲学”学科从创立到发展已近百年，不断出现存在的“合法性”问题，并被渲染为出现了“危机”，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郭齐勇认为这令人深思。他分析，提出所谓“合法性”问题者至少持守两种立场或视域。一种以古希腊（特别是亚里士多德）以来至近代西欧大陆哲学的范型为主要参照系，以近400年的科学理性作为唯一尺度，否认中国有“哲学”，认为中国顶多只有“思想”。另一种认为近百年来，“中国哲学”学科的研究者只不过是用西方哲学的不同话语系统来宰割中国本土哲学，并没有发掘出中国哲学的真髓，需要反思这种“汉话胡说”的处境，从而建构一门纯粹的、用本土话语叙说的“中国哲学”学科。
从泛义上讲，凡是对世界与人生之总体思考，均可冠之以“哲学”之名。西方哲学展现的是西方人思考世界与人生的一种模式，而中国哲学则是代表中国人思考世界与人生的一种模式，它们各自展现出哲学之一殊相而已。因此，有学者认为，从名实关系去讨论中国哲学之合法性是无意义的。不过，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李翔海表示，“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对于我们在更高的理论层面反思中国哲学的理论特质、寻求其更为合理的存在形态，具有积极意义。
面对中国哲学的合法性焦虑，深圳大学文学院院长景海峰认为，表面上看这是一场危机，而实质上更象征了一种觉醒，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对自己民族思想之元叙事的非主体状态的觉醒，是对强大的欧洲中心主义之无所不在的隐层影响和支配权利的觉醒。
“当代西方哲学的发展转进，从一个侧面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提供了有力旁证。”李翔海表示，经过近百年的发展，中国哲学在现代西方式的、以“求真务实”为追求的知识论哲学之外，建立了一个以“天人之学”为核心、以人生问题为中心而展开的中国哲学形态。因而，中国哲学不断成长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以西方哲学来诠释、批评中国文化的过程。同时，中国哲学逐渐具备了对西方哲学展开反批评的潜在可能性，从而不断推进中西哲学进入一个可以真正展开对话的更高发展阶段。
在中西对话中发掘中国哲学独特性
中国哲学书写范式问题成为与会学者热议的焦点。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院长吴根友表示，从解释学的角度看，每一次的哲学史书写，其实都是对哲学思想历史的一次重新诠释。
与会学者表示，中国哲学思想史书写的新范式，应该是跨学科的，哲学家、史学家甚至文学家应相互合作，将侧重于思想内涵与论证的哲学书写，与强调外延社会与文化因素的史学书写协调整合，从而做到既有当代思考，又有历史积淀。
谈及重新书写中国哲学史，吴根友强调，在比较正确的“哲学”观指导下，在中西比较哲学的视野里，凸显中国哲学的独特性，进而将“哲学”这门学问真正地移植到中华文明的土壤之中。郭齐勇表达了相似观点，他认为，“中国哲学”的主体性与学科范式，需要在与西方哲学相比照、相对话的过程中建构。一方面，仍然离不开中外哲学更加广泛深入的交流、对话与沟通；另一方面，应有自觉自识，发掘中华民族原创性的智慧与古已有之的治学方法，并予以创造性转化。
“重写中国哲学史，必须改变迄今为止在相当程度上依然将西方哲学等同于人类哲学之共相的状况，还西方哲学作为人类哲学殊相之一的‘本来面目’。”李翔海认为，通过深入而系统地开掘中国哲学中蕴涵的不尽同于西方哲学的智慧精神，以进一步丰富哲学的内涵，不仅要凸显同时涵容了中西哲学之基本智慧精神、作为人类哲学之共相的哲学特质，而且要在人类哲学之一般的高度确立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平等齐一的、人类哲学殊相之一的地位。
解决中国思想主体性的复位和身份的重构还面临不少困难。景海峰认为，一方面，要反思近百年来中国哲学建构和发展的历程，从中总结出有益的经验和教训；另一方面，要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寻求适宜的自我身份和新的表达方式，以化解地方性知识的困限，从而把中华民族的声音带入到世界性的场域中去。他表示，中国哲学的身份重构，只有在多元而复杂、深刻而显律动的场所中经受住种种考验，才是真实可能的。
全球时代呼唤各民族哲学“大会师”
当前，在全球化浪潮下，地理空间高度压缩，时间维度不断标准化和去地方化，“脱域”现象频繁出现，全球性问题日益凸显。“这迫切需要各主要文明形态的思想家、哲学家从自己的文明与哲学中走出、走向世界，并尽可能多地运用其他民族的文化与思想资源，对当今及未来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给予哲学性解答。”景海峰表示。
“在全球化与本土化双重力量并起交织的时代，建构一种‘世界哲学’有其现实紧迫性。”温州大学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孙邦金解释说，世界历史时代里的世界哲学，其问题意识与过去民族——国别史时代里任何一种哲学传统都有相当大的不同。
在统一的“世界历史”时代，如何在充分发掘中国古代哲学思想资源的同时，合理地继承中国现代哲学的思想成果，写出新的、具有“世界哲学”意识的中国哲学？吴根友表示，认真咀嚼、反思近现代中国哲学中的“世界哲学”意识，可为当代中国哲学走向世界提供宝贵的思想与精神资源。他认为，这是一个欧洲哲学走出欧洲，中国哲学走出中国，各民族哲学走出自己传统，走向他者、走向世界的哲学“大会师”。在此过程中，各民族哲学将与他者积极对话，并在“世界意识”的洗礼下回到自身，从而形成一种带有各民族精神烙印的“世界哲学”。
（据《中国社会科学报》明海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