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20多年前，“计划”还在中国拥有不容挑战的权威和无远弗届的权力，“有计划、按比例”作为基本经济规律统摄国民经济运行，“指令性计划”成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核心范畴，“计划委员会”在众多政府部门中居于领军地位。随着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直至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计划委员会”先后更名为“发展计划委员会”、“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计划”也逐渐淡出社会经济领域，直至“十一五”以“规划”取代“计划”。
　　从“计划”到“规划”，虽仅一字之差，内蕴却极丰富。就词义而言，“计划”指工作或行动前预拟的具体内容和步骤，“规划”指全面的长远的发展计划，“计划”转为“规划”，意味着社会经济管理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从微观转向宏观，从指令型转向引导型，从主抓经济建设转向致力于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回顾“一五”到“七五”的历次五年计划，各类指标往往具体到产品和产量，从洗衣机、电冰箱到甘蔗、茶叶，政府已经提前安排好了“产销平衡”。上世纪90年代以来买方市场的出现，意味着95％以上的商品供求由市场决定，政府能够直接干预的领域已经大大缩水，而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行业主管部门撤并、“抓大放小”、“有所为有所不为”，更使政府行政干预的载体——行业主管部门和国有企业——在竞争性领域日渐式微，此时还奢谈“计划”，显然已经不合时宜。
　　放眼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市场机制与政府调节相辅相成，前者的作用领域是私人物品，后者的作用领域是公共产品。“十一五”从“计划”到“规划”的转变即借鉴了这一思路，政府将在公共服务和社会发展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加强市场监管和宏观调控工作。所谓“规划”，一是规划市场机制难以有效作用的领域，二是规划经济领域之外的社会事务。
　　从“计划”到“规划”，首当其冲的是“公共财政”的建立和完善。“计划”时代，财政部门的重要功能是“搞建设”，承担了大量的投资功能，而“规划”则要求财政部门将重点转移到公共产品上来。无需高深的理论推演，仅从人们最为关心的话题——教育、医疗、养老、失业、公共卫生、环境保护——即可明白财政部门今后工作重点所在。
　　“计划”为“规划”取代，并非意味着“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好政府”，相反政府的任务不是轻松了，而是更加艰巨了。“计划”时代，政府直接充当运动员，左冲右突如入无人之境，而今政府的角色是裁判员，不但要对场上瞬息万变的复杂形势具备清醒的判断和敏捷的反应，而且还必须“戴着镣铐跳舞”，自己的执法活动只能在有关法律框架下进行。
　　“计划”时代，政府只需完成一系列数量指标就万事大吉了，而“规划”则要求政府关注整个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其中许多方面并不能以简单的数量指标表示，“可持续发展”、“城乡协调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要课题对政府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政府不仅需要统筹兼顾即期利益与长远利益，还需包容整合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
　　“计划”作为概念虽然已经退场，但“计划”作为观念却很难迅速扭转，“GDP崇拜”、“逼民致富”、“政绩工程”，种种怪象背后均有“计划”情结作祟。欲彻底根除“计划”阴影，首先应科学设置考核指标，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出发，将“人民群众满意度”作为评价各级政府施政行为的根本依据。
　　“规划”乃新生事物，知难，行亦不易，我们必须直面路径依赖与体制惯性。各级政府部门从“计划”转向“规划”，不仅需要壮士断腕、刮骨疗毒的勇气，更需要开门纳谏、公私合作的胸怀，学会与企业界、舆论界、知识界、志愿者组织及各类利益群体沟通互动，集纳众议，动员全社会的力量为未来发展勾勒路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