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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毛子搭讪
第一次见到叶夫根尼，天上飘着鹅毛大雪。
她穿一件蓝灰色的厚棉袄。大街上有人拦住她，用蹩脚的普通话问：“同志，中央大街怎么走？”她抬起头——一个年轻的老毛子。哈尔滨人管俄国人叫老毛子，对苏联人沿用这个叫法。那阵子，街上忽然多了很多老毛子，据说是支援社会主义建设的专家。她指了一个方向，用俄语告诉他怎么走。那个人离去时，深深地看了她一眼。
几天后，她从几位苏联专家里辨认出那双沉静深邃的眼睛。他经过时，朝她点头微笑。身边的女工窃窃私语：“老毛子长得真好看。”
那个年代流行联欢舞会，厂里举行了好几场有苏联专家参加的舞会。一天晚上，她坐在角落里，有人在她身边坐下，问：“不去跳舞吗？”蹩脚浓重的外国口音让她耳根发热。他微笑着伸出手：“我是叶夫根尼。”她脸一热，与他握手。
他凝视着她，指指自己的嘴唇边说：“你这儿有个标志，很让人难忘。”是说她嘴唇旁边那颗痣。那时的中国，男人随便夸女人的相貌，简直是一种冒犯。
“能请你跳支舞吗？”他转头看舞池中的人群，再回头邀舞时，身旁的座位空了。
第三天，叶夫根尼在厂部大院门口截住她，小心翼翼地说：“对不起。我想了两天，虽然不明白怎么了，但还是向你道歉。那天好像说了令你不高兴的话。”她望着他，轻轻说：“不关你的事。”叶夫根尼漂亮的眼睛里弥漫着疑惑。
她那天走开，只因有种奇怪的直觉告诉她，跟他跳舞很危险。
六年后拥抱
哈尔滨的冬季十分漫长。松花江旁的斯大林公园落成后，江边比从前更热闹。一天，她独自沿着中央大街往前走，经过圣•索菲亚教堂时，有人喊她的名字。
叶夫根尼推着自行车走过来，问：“你也来看教堂吗？”她忽然笑了。他跟她所有的对话，都从问句开始。叶夫根尼呆呆地看着她，说：“这是你第一次对我微笑。你是不是讨厌我？”她摇头说不：“有时，不笑不代表讨厌，笑也不代表喜欢。”
“你是个很难懂的中国人。”他拍拍身边的自行车，“一起去看教堂吧。”
从那天开始，她跟着他看遍哈尔滨的教堂。圣•尼古拉大教堂是哈尔滨第一座东正教教堂，圣•索菲亚教堂是随军教堂，哈尔滨有十几座教堂，有些是沙俄入侵中国，为安抚思乡的士兵而建造的。谈起这些时，叶夫根尼回头朝她欠身：“有罪的是人，但建筑是无罪的。”
在布拉格维音斯卡娅教堂里，他望着她说：“你信不信冥冥中神已经安排好一切？”他的脸俯向她，眼神仿佛一团火。她觉得心脏几乎要跳出胸膛，慌乱中，本子落在地上。她别过脸弯腰捡起本子，轻轻说了一句：“我是无神论者。”
她和叶夫根尼保持着不近不远的距离。时间过得飞快，六年过去了。援华专家换了三批，叶夫根尼一直没离开过。他一年比一年更频繁地去教堂。一天，她忍不住问：“那么想念，为什么不回去？”
他静静地看着她，隔了一会儿，有些愤怒：“你不知道我为什么不回去吗？”她不说话。回去的路上，他照旧把围巾解下来，垫在车后座给她坐。他们罕见地沉默了一路。
她在楼口跟他告别，他仍然一言不发。她转身准备上楼，身后传来自行车倒地的声音。他从背后抱住她，声音沉着而痛楚：“我还要等多久？”她的眼泪终于决堤。这个拥抱花了六年时间才完成。
“你早晚要回莫斯科，我不能跟你走。”“为什么？”他的双臂收得更紧。“因为我是母亲唯一的女儿，她需要我。”“我们带上母亲一起走。”“不可能。母亲说要陪着父亲，一直到百年后和他葬在一起。”
叶夫根尼没再说话，松开手，扶起自行车慢慢走了。
舍不得离开
1960年，中苏交恶，苏联撤回全部专家。
那天下午阳光普照，叶夫根尼站在楼口。他在微笑，看起来却像要哭了。他说：“我终于要走了。”她轻易就被这句话刺下眼泪。她不顾一切地抱住他，发现自己一直在暗暗期待他留下。他用七年的乡愁来陪伴她，她却期待他永远留下，根本没想过他有离开的一天。她终于发现，原来自己如此深爱这个男人。
他们紧紧相拥。叶夫根尼热烈地在她耳边说：“我们结婚吧，我不走了。”
街道办事处说现在是非常时期，使馆拒绝了他们的结婚请求。叶夫根尼的上司说，早一年还不是这么回事，现在，所有苏联专家都必须离开中国，不得与中国有任何联系。叶夫根尼在车站与她吻别，说：“我会回来的，等着我，这只是个误会。”
她一直悄悄地接到叶夫根尼通过各种几乎不可能实现的渠道发来的信。信上说：“等我，我在想办法，哪怕偷渡也会回到你身边。”
叶夫根尼走后第六年，曾作为哈尔滨城市象征的圣•尼古拉大教堂在学生运动中被拆倒。她默默地在教堂遗址上捡起一块碎石带回家。当第二座教堂被拆毁时，她在半夜惊醒。那样对待建筑的人们，当然也能那样对待他们认为的敌人。她想到叶夫根尼信上的“回来”两个字，不禁心惊肉跳。
她简短地回了一封信：“时间和距离消耗了太多的爱。叶夫根尼，我要嫁人了，不要再想着回中国的事情，再见。”短短几句俄文，她写了不下十遍，手里的笔一直在抖。仿佛已经看见他挽着别的女人，她心如刀割，哭了整整一夜。
她再也没收到过来自莫斯科的信。渐渐地，政治的重压截断了所有与叶夫根尼相关的消息渠道。“文革”期间，她被划为“苏修特务”。他们让她写悔过书，她看着眼前的纸说没什么好悔的。他们便扇她耳光，骂她卖国，不要脸。
爱漂流而下
1989年，她从电视上看见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坐到一起时，欣喜涌上心头。她开始联系过去给叶夫根尼捎信的人。她只想知道，他过得好不好。
一天，捎信的人带来一封署名谢尔盖的来信。信里写道：“身为叶夫根尼过去的上司和挚友，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叶夫根尼于1968年死于斯科沃罗季诺……”
她的牙齿“咯咯”抖个不停。她在“牛棚”关着的那些冬天都从未那么冷过。那是她生命里最冷、最绝望的一天。
她去了漠河，在火车上一直拿着一张很久以前叶夫根尼留给她的俄罗斯地图。红笔圈画的地方是叶夫根尼的故乡莫斯科。她想象着接到她要结婚的信件后，叶夫根尼是怎样焦急和悲伤地从莫斯科换车到叶卡捷琳堡，再冒着严寒穿过西伯利亚，沿黑龙江顺流而下。最后，他停留在斯科沃罗季诺时已是春天。江河刚刚融化，他试图游过黑龙江来到中国边境漠河，却没躲过哨兵。他被追赶到江边，情急中跳进江水，被冰冷的激流吞没。
在江边，她烧化了那张地图，对江水说：“我终于等到你了。”
（摘自《今日女报》图/傅树清）
第一次见到叶夫根尼，天上飘着鹅毛大雪。
她穿一件蓝灰色的厚棉袄。大街上有人拦住她，用蹩脚的普通话问：“同志，中央大街怎么走？”她抬起头——一个年轻的老毛子。哈尔滨人管俄国人叫老毛子，对苏联人沿用这个叫法。那阵子，街上忽然多了很多老毛子，据说是支援社会主义建设的专家。她指了一个方向，用俄语告诉他怎么走。那个人离去时，深深地看了她一眼。
几天后，她从几位苏联专家里辨认出那双沉静深邃的眼睛。他经过时，朝她点头微笑。身边的女工窃窃私语：“老毛子长得真好看。”
那个年代流行联欢舞会，厂里举行了好几场有苏联专家参加的舞会。一天晚上，她坐在角落里，有人在她身边坐下，问：“不去跳舞吗？”蹩脚浓重的外国口音让她耳根发热。他微笑着伸出手：“我是叶夫根尼。”她脸一热，与他握手。
他凝视着她，指指自己的嘴唇边说：“你这儿有个标志，很让人难忘。”是说她嘴唇旁边那颗痣。那时的中国，男人随便夸女人的相貌，简直是一种冒犯。
“能请你跳支舞吗？”他转头看舞池中的人群，再回头邀舞时，身旁的座位空了。
第三天，叶夫根尼在厂部大院门口截住她，小心翼翼地说：“对不起。我想了两天，虽然不明白怎么了，但还是向你道歉。那天好像说了令你不高兴的话。”她望着他，轻轻说：“不关你的事。”叶夫根尼漂亮的眼睛里弥漫着疑惑。
她那天走开，只因有种奇怪的直觉告诉她，跟他跳舞很危险。
六年后拥抱
哈尔滨的冬季十分漫长。松花江旁的斯大林公园落成后，江边比从前更热闹。一天，她独自沿着中央大街往前走，经过圣•索菲亚教堂时，有人喊她的名字。
叶夫根尼推着自行车走过来，问：“你也来看教堂吗？”她忽然笑了。他跟她所有的对话，都从问句开始。叶夫根尼呆呆地看着她，说：“这是你第一次对我微笑。你是不是讨厌我？”她摇头说不：“有时，不笑不代表讨厌，笑也不代表喜欢。”
“你是个很难懂的中国人。”他拍拍身边的自行车，“一起去看教堂吧。”
从那天开始，她跟着他看遍哈尔滨的教堂。圣•尼古拉大教堂是哈尔滨第一座东正教教堂，圣•索菲亚教堂是随军教堂，哈尔滨有十几座教堂，有些是沙俄入侵中国，为安抚思乡的士兵而建造的。谈起这些时，叶夫根尼回头朝她欠身：“有罪的是人，但建筑是无罪的。”
在布拉格维音斯卡娅教堂里，他望着她说：“你信不信冥冥中神已经安排好一切？”他的脸俯向她，眼神仿佛一团火。她觉得心脏几乎要跳出胸膛，慌乱中，本子落在地上。她别过脸弯腰捡起本子，轻轻说了一句：“我是无神论者。”
她和叶夫根尼保持着不近不远的距离。时间过得飞快，六年过去了。援华专家换了三批，叶夫根尼一直没离开过。他一年比一年更频繁地去教堂。一天，她忍不住问：“那么想念，为什么不回去？”
他静静地看着她，隔了一会儿，有些愤怒：“你不知道我为什么不回去吗？”她不说话。回去的路上，他照旧把围巾解下来，垫在车后座给她坐。他们罕见地沉默了一路。
她在楼口跟他告别，他仍然一言不发。她转身准备上楼，身后传来自行车倒地的声音。他从背后抱住她，声音沉着而痛楚：“我还要等多久？”她的眼泪终于决堤。这个拥抱花了六年时间才完成。
“你早晚要回莫斯科，我不能跟你走。”“为什么？”他的双臂收得更紧。“因为我是母亲唯一的女儿，她需要我。”“我们带上母亲一起走。”“不可能。母亲说要陪着父亲，一直到百年后和他葬在一起。”
叶夫根尼没再说话，松开手，扶起自行车慢慢走了。
舍不得离开
1960年，中苏交恶，苏联撤回全部专家。
那天下午阳光普照，叶夫根尼站在楼口。他在微笑，看起来却像要哭了。他说：“我终于要走了。”她轻易就被这句话刺下眼泪。她不顾一切地抱住他，发现自己一直在暗暗期待他留下。他用七年的乡愁来陪伴她，她却期待他永远留下，根本没想过他有离开的一天。她终于发现，原来自己如此深爱这个男人。
他们紧紧相拥。叶夫根尼热烈地在她耳边说：“我们结婚吧，我不走了。”
街道办事处说现在是非常时期，使馆拒绝了他们的结婚请求。叶夫根尼的上司说，早一年还不是这么回事，现在，所有苏联专家都必须离开中国，不得与中国有任何联系。叶夫根尼在车站与她吻别，说：“我会回来的，等着我，这只是个误会。”
她一直悄悄地接到叶夫根尼通过各种几乎不可能实现的渠道发来的信。信上说：“等我，我在想办法，哪怕偷渡也会回到你身边。”
叶夫根尼走后第六年，曾作为哈尔滨城市象征的圣•尼古拉大教堂在学生运动中被拆倒。她默默地在教堂遗址上捡起一块碎石带回家。当第二座教堂被拆毁时，她在半夜惊醒。那样对待建筑的人们，当然也能那样对待他们认为的敌人。她想到叶夫根尼信上的“回来”两个字，不禁心惊肉跳。
她简短地回了一封信：“时间和距离消耗了太多的爱。叶夫根尼，我要嫁人了，不要再想着回中国的事情，再见。”短短几句俄文，她写了不下十遍，手里的笔一直在抖。仿佛已经看见他挽着别的女人，她心如刀割，哭了整整一夜。
她再也没收到过来自莫斯科的信。渐渐地，政治的重压截断了所有与叶夫根尼相关的消息渠道。“文革”期间，她被划为“苏修特务”。他们让她写悔过书，她看着眼前的纸说没什么好悔的。他们便扇她耳光，骂她卖国，不要脸。
爱漂流而下
1989年，她从电视上看见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坐到一起时，欣喜涌上心头。她开始联系过去给叶夫根尼捎信的人。她只想知道，他过得好不好。
一天，捎信的人带来一封署名谢尔盖的来信。信里写道：“身为叶夫根尼过去的上司和挚友，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叶夫根尼于1968年死于斯科沃罗季诺……”
她的牙齿“咯咯”抖个不停。她在“牛棚”关着的那些冬天都从未那么冷过。那是她生命里最冷、最绝望的一天。
她去了漠河，在火车上一直拿着一张很久以前叶夫根尼留给她的俄罗斯地图。红笔圈画的地方是叶夫根尼的故乡莫斯科。她想象着接到她要结婚的信件后，叶夫根尼是怎样焦急和悲伤地从莫斯科换车到叶卡捷琳堡，再冒着严寒穿过西伯利亚，沿黑龙江顺流而下。最后，他停留在斯科沃罗季诺时已是春天。江河刚刚融化，他试图游过黑龙江来到中国边境漠河，却没躲过哨兵。他被追赶到江边，情急中跳进江水，被冰冷的激流吞没。
在江边，她烧化了那张地图，对江水说：“我终于等到你了。”
（摘自《今日女报》图/傅树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