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的社会主义与道义的社会主义
　　
　　体制的社会主义——即建立在国有企业和计划经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现阶段已经被证明是失败的。我不是一个哈耶克的崇拜者，但赞同哈耶克对体制社会主义的批评，即它无法解决如何为计划收集必要的信息的问题。哈耶克预测，体制的社会主义必然导致一条“通往奴役之路”，历史不幸被他言中。我们已经放弃了计划经济，因此可以避免“通往奴役之路”。
　　体制的社会主义失败了，但道义的社会主义仍然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所谓道义的社会主义，就是回到《共产党宣言》，创造一个充分发挥每个人能力的社会。个人能力有差别，但阻碍个人能力发挥作用的不是个人能力本身，而是个人所掌握的资源，包括物质资源、社会资源和政治资源。道义的社会主义的目标，就是要使个人能力免受资源的约束。市场无法做到这一点，事实上，市场往往放大资源约束。这就要求国家进行再分配，以矫正资源的不平等分配对个人能力的约束。(据姚洋文)
　　
　　国有经济唱主角阻碍经济转型
　　
　　国有经济和私有经济这两种不同的安排，带来两种不同的产品需求结构，由此引申的发展机会和产业结构当然会不同。这就是为什么私有制经济往往能带来对第三产业和对轻工业的发展，而现在的和过去的国有制经济都经历了轻工业、第三产业严重落后的局面。需求结构在私有制和国有制安排中出现的这种差别，最后演变成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结构，所以在国有制下的国有经济结构必然把重心放在工业上，放在高污染、高资源消耗的重化工业上。而私有制经济必然会更偏重于轻工业、消费品和第三产业。任何国家的经济结构都是它的需求结构所致。需求结构，会决定整个经济的供给结构。如果按照这个思路去想，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只要国有经济唱主角的局面不改变，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就不可能改变，就只能靠重化工业、靠投资然后靠出口市场来发展。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只能是一种愿望。(据陈志武文)
　　
　　发展中国家陷入“比较优势陷阱”
　　
　　“比较优势”似乎是经济学的基本规律，然而发展中国家要是一味地发挥“比较优势”，势必陷入“比较优势陷阱”，即陶醉于自然资源的比较优势不能自拔，固化于产业链的低端。最终丧失竞争力，并影响经济发展。(据李义平文)
　　
　　加快复苏必须提高经济体的弹性
　　
　　所谓经济体的弹性，是指一个经济体应对外部环境变化或冲击的能力。“最快的速度”与“最低的成本”概括了复苏的理想状态。
　　从大萧条的教训来看，过度运用政府干预而忽视经济体自身弹性是导致衰退延长的重要因素。有研究表明，“新政”(包括胡佛新政与罗斯福新政)中的劳动与产业政策应该对部门性高工资、扭曲的劳动力市场，以及压抑的就业、消费与投资负责。这些政策大约能够解释美国经济复苏乏力(或衰退延长)的60％。而且，正是这些政策的取消带来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经济的强劲复苏。
　　加快中国经济的复苏必须重视和提高经济体的弹性。强调经济体的弹性意味着要重视市场机制的作用。在中国，如何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仍是非常艰巨的任务。(据张晓晶文)
　　
　　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的刚性增大
　　
　　从一种体制转换成另一种体制，称作制度调整。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引起了西方各国人民对自由市场经济机制和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的新思考。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西欧国家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的速度在经历了几十年或快或慢的进展后，从现在起速度有可能逐渐加快，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的刚性或不可逆性也会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可以作出如下的推测：在这次全球严重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之后，资本主义的制度调整会以比以前更快的速度进行，而且制度调整的刚性或不可逆性也会比以前表现得更加突出。(据厉以宁文)
　　
　　民主的适用范围也是有限度的
　　
　　取消不必要的民主也可以是政治改革的内容。历史是开放的，民主化并不见得就是唯一的发展方向。即使在西方民主国家，民主的适用范围也是有限度的，基本上限于政治官员的产生。很多地方不仅不需要民主，引入民主反而有害。例如，司法、军队和学术研究单位等等，专业和职业精神而非民主选举应当是占主导地位的。就是说，这些组织应当是用绩效来选拔人才的。中国很多这样的组织引入了民主，大大损害了专业精神的提高。专业、职业精神低下是中国行政效率低下的又一个重要根源。(据郑永年文)
　　
　　中国的“关系”为何无法成为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是在物质资本、技术资本、人力资本基础上提出的一种新型的研究社会网络的理论，它的出现说明了良好的社会运行机制不但要靠政府及其正式制度，而且还要有公共领域、社区意识与公民参与。
　　在中国，由于家庭及其扩大家庭无法构成公民社会的基础，人们更加关心的就是他的切身利益与其无选择性群体之间的关系。其逻辑起点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生存依赖性问题。固守乡土生活的人们将自己依附于家庭、亲属与老乡，生活在城市的人们将自己依托于家庭、同学与单位，处在社会流动中或求职的人们将自己依附于亲朋好友。而在此社会网络之外再寻求什么社团或组织，已经成为多余。中国社会中的个体在没有打算拥有社会网络的时候，别人在道义上就是他的潜在资源，而无论他愿意与否，他本身也是别人的可利用者。如果一个人的社会网络不用争取就能天然拥有，他在利用这一网络时无需考虑他的责任，必须履行的义务，他更多地会依赖性地滥用关系，而不会考虑家庭之外的另一套社会规范以及利用关系同这套规范是否相符，这是潜规则在中国大行其道的主要原因。(据翟学伟文)
　　
　　一个社会好不好，或有没有希望，有多大希望，不仅看官员们是些怎样的官员，富人们是些怎样的富人，各类精英是些怎样的精英；也还要看民间是怎样的民间。依我的眼睛看来，“五四”至今，不那么令人心冷的中国的民间，正是当下之民间。
　　——中国作家梁晓声认为，一个理性且伸张正义的民间正在中国成熟着。
　　中國的学术水平跟美国还相差甚远，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学术水平不足是无从领导世界的，差一点可以，差太多不成。
　　——经济学家张五常
　　内外相权，形成了中国这一不存在自然禀赋条件下的世界工厂。
　　——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金岩石
　　每次在中国楼市和股市行至重大十字路口时，精英们的屁股为什么就屡屡坐不到地方呢?
　　——有评论者提出将房地产话题排斥在近日举行的全球智库峰会之外，只能表明中国顶级智囊对“身边经济学”的冷淡和漠视，也折射出房地产研究“生态环境”的恶劣。
　　国企的垄断利润应当有相当部分用于“社会分红”。
　　——在近日举行的全球智库峰会上，有经济学家提出中央企业如果通过分红的方式，将企业利润转移给政府和民众，将对储蓄率降低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