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中國现有的农村土地制度是国家稳定的基础。中国目前的制度安排，既是历史形成的，也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的，它使我们没有像拉美的巴西、亚洲的印尼那样出现贫民窟或社会动荡。即使在两次金融危机引发的大量农民工返乡潮中也没出现大的动荡，原因在于中国农民拥有自己的一块地，为应对风险提供了一条退路。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那些比农民工物质待遇还好的城市人群经常成为群体性事件的主体，而农民工却不是。农民工个人的退路上升到国家层面，强化了国家的战略纵深，使中国接连能够从容应对百年不遇的洪灾、地震、冰雪灾害。
　　第二，中国城乡一体化的关键在于发展好镇域和县域经济。中国未来的城乡一体化不是简单的、传统的城市化，而是发展城与乡之间的县域经济，在村、镇、县这样一个层面来解决城乡的融合、互补、容纳。中国所处的基本国情和世情，决定了中国不可能走西方那种依靠对外移民、殖民、侵略、扩张和发动战争来转移城乡矛盾的道路，只能走不同于西方制度的城乡协同发展道路。
　　第三，西部的城乡一体化应充分重组社会和文化等公共资源。公共资源不是资本，不是被占有和被买卖的。西部应在利用好现有的自然和生态资源、经济资源（如财政资源）的基础上，重组和激活社会公共资源和文化公共资源的配置，深入挖掘价值资源（比如“唱红”），让人看到发展的希望，形成发展的凝聚力，从而形成发展的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