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雷曼最后的日子里，富尔德像一个“数字CEO”，不时在电脑上查询彭博终端（提供金融资讯的计算机系统）上的股价信息。
　　
　　62岁的理查德·富尔德（Richard Fuld)喜欢说自己流着“绿色的血”——这是“雷曼兄弟”的标志性颜色，也是美钞的颜色。这位在雷曼公司奋斗了42年的前CEO曾以投资出手凶狠、果断而被美国《商业周刊》称为“华尔街的斗牛犬”。
　　然而，富尔德的强悍形象很快因为雷曼的倒台而变得狼狈不堪。
　　华尔街流行网站Dealbreaker.com一度传言“富尔德在（周日）厚脸皮地使用雷曼健身房器材的时候被人打中了脸”。不久，《名利场》杂志编辑维姬·沃德（Vicki Ward）表示“两名雷曼高层人员”向她确认了这件事。
　　她对CNBC电视台转述：“雷曼宣布破产后……他（富尔德）到健身馆去。当时他正在跑步机上锻炼，戴着一个心跳监测器。角落里有个在做重量训练的人朝他走去，然后把他打倒在地。”“坦白说，看了（富尔德在破产听证会的表现）以后，我也会这么做。我觉得他很无耻……他的话令人震惊。他责怪每一个人，却不责怪自己。”
　　
　　尴尬的富尔德
　　
　　富尔德想不通为什么美国政府没有在关键时刻拉“兄弟”一把。
　　10月6日，富尔德应国会传召参加听证会，这也是雷曼兄弟倒闭后他第一次公开露面。对着一排摄影记者的长枪短炮，富尔德面无表情，语速略缓，回顾雷曼从脱离美国运通（American Express）后如何独立成家、发展壮大，直至在金融海啸中覆灭。
　　富尔德将雷曼的倒闭归咎于市场谣言、不合理的市场规则以及监管机构的救市反应迟钝；他坚持认定，自己当初根据手头信息所做的决策是“谨慎而适宜”的，并且愿对所采取的行动负全责。整个职业生涯都在雷曼度过的富尔德把自己称为“雷曼的人”：“我常常彻夜难眠，想着应该做出什么不同的决定来改变结局。我的余生都会为此感到痛苦。”
　　富尔德感叹无法让时光倒转，并对政府的“旁观”姿态耿耿于怀：如果美联储能及时出手，雷曼或许能幸免遇难。他异常不平地提到，雷曼倒闭后，高盛和摩根士丹利获准转为银行控股的公司；而之前数月雷曼也发出过类似请求，却无人理睬。
　　众议院监管和政府改革委员会显然对富尔德的推诿感到愤怒。委员会主席亨利·韦克斯曼（Henry Waxman）出示了一份财产证明并质问道：“2000年，你的收入是5200多万美元；2001年，你的收入增加到9800万美元；等到2006年，加上你的股票分红，这个数字达到1亿美元；现在你的公司破产，国家经济陷于危机，你却拥有4.8亿美元资产。我问你一个很基本的问题，这公平吗？”
　　富尔德沉默良久才说：“我的大部分薪酬是股份形式，公司申请破产时我仍持有这些股份……尽管我拿的薪酬是一笔大数目，但（8年来）我的现金收入只是接近6000万美元，另外2.5亿美元属于分红。”
　　韦克斯曼打断富尔德，列舉他的财产，包括价值1400万美元的向海别墅、位于滑雪胜地的度假屋等等。
　　富尔德则提出反驳，自己的薪酬是由独立薪酬委员会制定的，不与股东利益发生冲突：“作为CEO，我也是公司的大股东，我的长期利益与其他股东是一样的。公司赚钱时，我们赚钱；公司不赚钱时，我们不赚钱。”
　　“事实似乎不是这样。雷曼赚很多钱时，你赚很多钱；雷曼不赚钱时，你还在赚很多钱。现在雷曼股东却一无所有。”
　　委员会接着向富尔德出示了一份6月8日的内部备忘录，上面警告雷曼的财务状况已经不容乐观。富尔德审视了很久，憋出一句：“对这份文件我没有印象。”
　　整个听证会过程充满了火药味，富尔德一时激烈，一时沉默，回答数次被委员会打断。经历了近5个小时的对证，富尔德满面倦容，他希望自己的证词“能帮助大家了解我们是如何走到现在这个境地的，以及我们国家怎么做才能走出困境”。
　　在警察保护下，富尔德离开了听证会。国会门口站着不满的抗议者，高举写着“恶棍”的标语牌，大声叫着把富尔德关进监狱。
　　
　　拷问薪酬制度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纪思道（Nicholas D.Kristof）替富尔德算了一笔账：根据美国Equilar（管理层和董事会成员薪酬分析独立提供商）的估算，富尔德去年共进账4500万美元。这意味着什么呢？刨去一年的节假日，按每天8小时工作计算，福尔德每小时能赚1.7万美元。纪思道讽刺地写道：“想要工作吗？时薪1.7万美元，且无需担保成功。”
　　其实在美国，有关商界高管薪酬是否过高的问题已经争论了多年。一般来说，商业公司高管的薪酬由基本工资、奖金、股票分红等部分组成。30年前，CEO的薪酬是普通员工的30——40倍；去年，一家大型公司的CEO酬劳是员工平均薪资的344倍。雷曼的倒闭，让富尔德的收入看上去特别扎眼。美国在酝酿7000亿美元救市计划的时候，高管收入上限成为关注焦点。
　　来自马里兰州的民主党议员以利亚·卡明（Elijah E.Cumming）说：“在巴尔的摩市，如果人们工作表现不佳，就会被解雇，而且一分钱红利都拿不到。”
　　投资大师巴菲特曾说过：“衡量美国股份公司是否严肃对待改革，CEO的薪酬最能说明问题。”
　　当CEO带领公司取得成功的时候，收获高薪是可以理解的；但为什么在他们出现失误的时候还支取如此高的薪水呢？前美林CEO斯坦利·奥尼尔（Stanley O’Neal）去年离职后，带走了1.61亿美元。
　　问题不在于薪酬数额的多少。纪思道认为，篮球明星、投行经理和对冲基金经理人都能赚到这么多钱，只要是通过公平交易，谁都没有什么话好讲，毕竟是自由市场模式作主。但CEO的薪酬是通过董事会的协商而定的。这种协商更像是枕边谈话，关系暧昧不清，缺乏可信性；换而言之，董事会对高管过于放纵。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曾经如此解释高管高薪：“一家大型企业主管的工资不是根据其业绩而定。本质上，往往是他个人对自己温柔地大笔一挥。”
　　高管过分高薪现象似乎不光是董事会的纵容造成的。华盛顿政治研究所在9月初发表了一项调查报告，发现税法中有5大块地方“鼓励”了高管过分高薪，例如美国税法给予持股超过一年零一天的股东重大税项减免。可以说，高管的部分收入来自于纳税人的津贴，纳税人每年要为此多缴纳200亿美元。
　　纪思道感叹，200亿美元足够为世界上每一个孩子做驱虫治疗，能够减少全球三分之二的孕产妇死亡率，为上百万孩子提供加碘盐。
　　
　　“数字交易员”退场
　　
　　美国作家肯·欧列塔（Ken Auletta）在《华尔街的贪婪与光荣》一书中描绘富尔德是一个“数字交易员”，这个体格健壮、少有笑容的人不是经常对着交易屏就是在敲击键盘，已经不像一个普通人。
　　《财富》杂志给富尔德起了个绰号叫“大猩猩”，一来指这个举重爱好者做投资决定快准狠，二来也指其刚愎自用的性格。一位雷曼合伙人则形容富尔德是个“像钉子一样坚硬的聪明家伙”。80年代，在富尔德的领导下，证券部为雷曼兄弟带来的收益竟占到整个公司收益的2/3，创下纪录。
　　要想在雷曼公司文化中幸存下来，坚硬是必须具备的特质。在过去40年里，雷曼至少4次遭遇不测风雨，但都显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和抗风险能力，经济学家戏称，如果华尔街上的著名投资银行是“有９条命的猫”，那么雷曼兄弟就有19条命。80年代初雷曼处于低谷的时候，很多人都选择了离开，但富尔德坚守了下来。
　　1994年，雷曼从美国运通（American Express）脱离出来后，富尔德成为第一任CEO。之后，这位舵手便驾着历史悠久的雷曼大船冲过重重风浪，包括9·11事件，并成功将雷曼转型成为美国四大投行之一。富尔德曾自信地说：“我们曾经经历不幸，但每次过后我们都变得更强壮。”
　　这一次，奇迹却没有发生。
　　今年6月，雷曼宣布了第一笔次贷投资亏损情况，高层开始坐立不安。富尔德加大了集资力度，并且更换了数名高级执行官，但公司股价依旧一跌不回头。富尔德对一个朋友抱怨：“在你认识我的28年里，你看到有谁比我为股东、客户、职员流血（付出）更多的吗？”美国铁狮门房地产公司（Tishman Speyer）的联合首席执行官杰瑞·斯贝尔（Jerry I.Speyer)说：“我想任何一个处于他（富尔德）位置的人都会对眼前状况感到无措，就像飓风中飘摇的一艘帆船。”
　　在雷曼最后的日子里，富尔德像一个“数字CEO”，不时在电脑上查询彭博终端（提供金融资讯的计算机系统）上的股价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