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斯的公道

　　香港作家也斯病逝，梁文道在电话访谈里提到“数年前”跟也斯先生的笔战，不知道是记者听错了抑或他听错了，其实那已经是，唉，16年前的事情了。没错，是1997年，我从美国毕业后回港工作的那一年，进入《明报》副刊，开拓了“世纪版”的书写空间，获得许多人的支持，其中包括，梁秉钧。
　　那场笔战好像关乎一本叫作《狂城乱马》的影射讽世小说的写作伦理哲学之类，加入讨论的人还有董启章和其他几位作家，沸腾了一阵子，没下文了。香港一直有太多事情以极快的速度发生着，没有人——尤其文化人——有长久的耐性。
　　笔战归笔战，大家终究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小小的城市，总会碰见，更重要的是大家终究是香港人，情绪恩怨是一回事，公道公平又是另一回事，从来不像内地或台湾的文学界那般山头对垒、互相攻击。所以仍会交流，仍会合作，仍会以不同的方式在相同的平台上共同实践某些大家都相信的美好事情。这是香港式的和平理性。
　　印象中的也斯是个公道公平的人。对人对事他都有他的判断标准，也有他的私底下的冷嘲热讽，但当涉及文化界文学界甚至学术界的是非取舍，他都不会回避，该加入的会议一定加入，该表达的意见一定表达，该联合的人物一定联合，该写的文章一定执笔，只求把事情做成做好，其余纠结，江湖事江湖了，别来妨碍大方向的善良追求。
　　所以当读报得悉也斯的遗愿是“希望香港文学能够得到平反”，我忍不住对自己说，果然是也斯，生念之死念之，始终如一，生死如一。这既是他的文学见解，其实更是他的性格展现，他总渴望事情结局是公道的公平的，万事万物得到恰如其份的对待。如果真有也斯式的人间滋味，这味道的最大特质应该在于公道二字。
　　最后一次见也斯是去年6月，和他去广州演讲。他极认真，准备了ppt，跟数百位听众一起念自己的诗。他把广东话入诗，写时间，写食物，用意亦是引导听众了解香港文学处境的特殊性和暧昧性。他一再重复多年来说了又说的一句话，大意是，香港故事不易说不好说，却必须说坚持说，让大家看清楚什么才是、也是香港。他当时用普通话发言，我调侃他，舌头功夫进步不少，可能跟常往内地觅食有关。
　　戴着鸭舌帽的也斯像年轻人般笑得灿烂。那是文学式的纯真笑容，而从此，人间告别也斯滋味。

书写专栏的理由

　　那一回在广州，我跟也斯聊了好几小时，我对他开玩笑道，香港年度作家这荣誉早就应该给你了。也斯笑道，现在给也不迟，还来得及，还来得及……
　　我没答腔，只跟他相视而笑。他的笑声很尖亢，非常相衬于他惯常的尖锐谈话语调，忽然，我暗觉自己跟他有几分相似。
　　尖锐当然并不表示全无温暖。说过了，他是公道的人，尖锐归尖锐，该提出鼓励的时候他仍毫不吝啬。所以好几回他都认真地对我说，家辉，看你的专栏文字，你应该是能够写出好小说的人，写吧，快写，别懒惰。我是感动的。只有4个人鼓励过我写小说，一是也斯，二是叶辉，三是杨照，四是张家瑜，我都感念，只是不一定表达出来，更不一定来得及表达出来。向别人表达感恩，原来真的要快。至少，别慢。
　　也斯给我的启发，除了语言鼓励，也在于他的创作示范，诗、小说、摄影、论述，皆有善敏而准确的揭示。我特别记忆深刻的是他关于专栏写作的经验回顾，因为我向来着迷于专栏书写，但看了他的分析，始明白专栏的文化意义。他于1968年已经开始用心书写专栏，据他说， 理由是：
　　“早期香港专栏作者不少是南来文人，也带来了部分上海小报的遗风。在缅怀霞飞道风光之余，很少正视英皇道的现实，而且因为思想形态的不同，往往对本地的新生事物采取嘲讽的态度：不是骂年轻人留长头发，就是骂年轻人写新诗。我初写专栏时，很感觉到那种旧文字背后的旧思想。我自己也留长头发，也写新诗，真是势单力薄，但也只能用自己的方法去表达了。我没有故乡的回忆，只想看清楚眼前的事物。我生活其中的城市当时正在逐渐变化，这现代生活，该用怎样的方法去透视去说出来呢？我只好绕过艳丽的辞藻，寻找定见以外的看法。我只好不理别人习惯的说法，好好看清这个世界，由零开始去重组文字。写专栏的散文，对我来说也变成一种观看和反省这个世界的过程了。”
　　也斯可能是首位把专栏和散文挂钩对看的人，但他终究是明白人，故亦知道“不光是报章上的专栏才是文学啊！报章上的专栏并不都是文学啊”。在文学与不文学之间，也斯花了一辈子省思寻觅，舌燥唇干，想必累了，休息一下，亦是好的。

也斯不老

　　第一次读也斯作品应是在台北新生南路的小书店里。80年代初，我是大学生，他好像刚从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回港教书，洪范的版本，散文，我站着把书读了一本，口袋的钞票不够，没买。还记得扉页上有他的黑白照片，浓浓密密的头发，“飞仔头”，戴着黑框眼镜，眉毛亦是浓而黑，厚嘴唇，典型的广东佬脸容，却有香港仔罕见的书卷味。还记得那书店是桂冠书店，看店的小姐每天见到我，聊熟了，让我从早到晚免费阅读；十多年后听老友们提到那书店，关门了，看店小姐患了癌病，回南部老家疗养，状况很不妥当。
　　第二次读也斯是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东亚图书馆，在昏暗的书架前坐着读，亦是散文，读不完，借回家。写论文时累了，再读，或因知道是香港人，在异域寒地里读来多了一份额外的亲切感。
　　其后回港了，1997年，在青文书屋第一次见到也斯。那时候罗志华（香港青文书屋老板，2008年除夕夜前，在货仓整理书籍时，被二十多箱图书压住身体失救致死，14天后才被发现遗体）仍然活在书堆里，未曾预见那些残旧的书本跟自己生命终结之间的血腥关系。那时候他们出版了青文丛书，有也斯有游静有黄碧云有陈冠中有罗贵祥，都是正典港女港男港文港诗，开了小小的book launch 派对，我以报纸编辑的身份被邀请参加，吃过什么聊过什么都不记得了，只记得大家的笑容那时候仍未算老，大家都笑得热情开心，大家都把忧伤暂时忘记。 　　16年了，初生的特区早现颓败，中年以后的文学人却愈战愈勇，继续以文以诗以影像记录世界甚至仍然企图改造世界，即使初老，依然提着钢笔按着键盘捧着相机，从未停止对于生命艺术的探索；这是文学的魅力，也是文学人的魅力，现实废墟永远走在艺术后头，远远比不上创作宇宙的精致幽微。
　　也斯是个很活泼的“文学长辈”，经常跟年轻人谈文谈诗兼吃喝吹水， 只要稍稍用心，Facebook 上可以看见很多 tag 他的照片，几乎每一张都是招牌的眯眼笑容，甚至模仿年轻人于自拍时把嘴脸嘟起来。 60岁出头的人变回16岁，文学不老， 脸容不老， 有年轻的心的人，更不老。
　　所以活在书页里， 也斯不老。

作家的时间维度

　　上回是什么时候约这位作家朋友见面的呢？
　　约了一位女作家晚上7点在九龙塘会合，然后，一起前往港岛，去北角，出席也斯的丧礼，跟他告别。于是忽然想起这个问号，但其实也很容易想起答案，嗯，上回见面，好像又是一起出席一位朋友的丧礼，那朋友叫罗志华。
　　16年前罗志华那个派对上，因为读过彼此的文字，明明是初识，却有错觉是老朋友，至少不必由零开始，谈笑聊天，宛若故旧，完全没有陌生感。
　　不知道有多少作家在交往时会谈及死亡和死亡之后的事情。作家相交，初识时占了时间的便宜，省下了热身的需要，立即进入熟络阶段，而当一人故去，亦会写悼文，撰挽联，开追悼会，出纪念册之类，等于把离世者的人间身影拉阔延长，又是“赚”得了时间。作家们的时间维度跟其他工作岗位的人显然有别，不能不算是写作行业的“特殊利益”，你绝非为此写作，却可由写作而得此效。
　　作家面对死亡，常有独特的处理方式。台湾有一位女作家于廿年前患上癌症，自估命不久矣，乃邀文友们先撰悼文让她阅读，更举办一个模拟丧礼，请他们前来，对其“遗体”鞠躬致意，她则活生生地站在灵堂上跟他们握手道别，最后，礼成，一起去吃宵夜并喝金门高粱。这是很通达的“文化活动”，但让人稍稍感到尴尬的是，女作家继续活了十多年，有些文友先她而去，她要倒过来替文友写悼文。
　　这个晚上，出席也斯丧礼，我送了挽联：“人间滋味，苦亦甜，辣复酸，点点行行留彩笔；蝉声雷鸣，春未至，秋先来，嘈嘈切切也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