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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国名著五十篇阅读与赏评》中，主编郭定国曾对《项链》里的女主人公玛蒂尔德做出这样的评价：“一个不自量力追求享受、爱慕虚荣的小资产阶级女性的典型形象。”
林亚光之语亦大同小异：“这篇小说反映了金钱世界降临到小人物头上的悲剧，讽刺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理，表达了作者对奢靡庸俗的上流社会的反感。”
不得不承认，莫泊桑对玛蒂尔德的讽刺和嘲笑态度在小说中是显而易见的。但认同之外，也颇怀疑它不够全面深入，现在有这样一些问题得不到完满的解释？
作者既然反感的是奢靡而庸俗的上流社会，愤恨的是充斥的金钱的世界，而玛蒂尔德为什么不是这样一个浸淫在上流社会和金钱世界的典型女性？
玛蒂尔德仅仅是一个贪图享受、爱慕虚荣的女人，那她丢失项链后十年间的含辛茹苦，省吃俭用已经完全置身工人阶级，为还清巨债而表现出的英勇不屈、坚忍不拔的抗争又如何解释呢？
作者为什么让沉醉在奢华与物欲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典型女性“始终是年轻的，始终是美貌的，始终是有诱惑力的”，而本不属于资产阶级的玛蒂尔德不断抗争，却成为一个忙于“日常劳作”的“强健粗硬而且耐苦的妇人”如此落魄？
反复审慎主人公的积极抗争与角色的命运安排，一言以蔽之：是作者出自生活的长期体验，对当时法国中下层人民精神面貌的优越性敏锐捕捉后的真实再现，是对下层人民既讽刺、不满、悲悯、同情的胸襟和立场。
“生长在一个小职员的家庭里”，“嫁给了教育部的一个小科员”，然而玛蒂尔德幻想着奢华美好的生活、精美高雅的陈设、闲适优雅的清谈。而丈夫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无情地戳破了她的南柯一梦时，她“非常痛苦”。这一切对那些阔太太们来说是多么的稀松平常，而她却只能望洋兴叹，自己没能嫁给一位有钱有势的男子——这样的男子无法结识她、娶她就因为她“没有陪嫁财产，没有可以得到的遗产”。
玛蒂尔德现阶段对命运的反抗和不屈服仅源于物质和感性生活不满足，反抗的目的仅仅局限于跻身上流社会、与资产阶级的贵夫人们并驾齐驱——“风流动人，到处受欢迎”。所以，她的反抗、斗争只能是肤浅和庸俗的。这是由她的社会阶级和她的性别角色的局限性所决定的。
如果说丢失项链之前玛蒂尔德对命运的抗争是不自觉的、消极无力的，那么，她丢失项链后为还巨债而劳苦十年，始终不向命运低头，跟磨难持久抗衡并最终胜利的抗争则是自觉、积极和成绩卓著的。这表现在：
1.“她一定要把它还清”。赔项链使夫妇二人倾其所有仍债台高筑。面对令人窒息的债款，不是退缩、逃避，而是“她早已一下子英勇地拿定了主意。这笔骇人听闻的债务是必须清偿的。因此，她一定要把它还清。”即使在厄运、灾难从天而降的危难之际，玛蒂尔德仍忠实地信赖着朋友，从来怀疑过项链的真实价值，这表明她本性的善良、单纯；她诚实守信，丢了就赔，赔时从未动过造假充真、敷衍了事的狡诈念头。可以说，她善良单纯、重义轻利的性格底色是她能够与命运顽强对垒并最终胜利的深厚根基和保证。
2.“整整还了十年”。为还债，玛蒂尔德如换了一个人。“家庭里的笨重活，厨房里的腻人的工作，她都尝到了个中的滋味。”她为了一个目标而苦心孤诣、吃苦耐劳，“磨坏了她那玫瑰色的手指甲”，“穿得和一个平常老百姓的女人一样”，“对价钱是百般争论”，“而且难免挨骂”。在此重压下，她“看上去是老了。她变成了劳苦家庭里的敢作敢当的妇人，又坚强，又粗暴。”从中我们可以推知玛蒂尔德付出了怎样艰辛的劳动，她那双变得粗糙通红的双手是她不屈不挠地与命运搏斗的见证！从年轻漂亮的少妇蜕变成又老又苦的妇人，整整十年间，肉体上、心理上该经受了怎样的忍辱负重呢？面对这难能可贵的要强和坚韧，我们怎能视而不见呢？
3.作为一个“面庞儿好，风韵也好”的美少妇，在舞会上大显交际才能，连“部长也注意了她”的美人，如果她纯粹是一个爱慕虚荣和浮华的享乐主义者，为了还债不择手段，那她想在当时荒淫糜烂的法国中上层社会捞足还债的钱财绝不是无机可乘，她只要愿意像《珠宝》中的朗丹夫人那样，完全不必付出十年辛劳的惨重代价。然而，她“英勇”而毅然地选择了做“苦役”，选择了用辛劳和汗水移开命运设置的拦路大山。因此，面对“古怪”和“变化莫测”的命运、时有不测风云和旦夕祸福的生活，玛蒂尔德勇往直前，终于以人的主观能动力量对抗了命运的捉弄，这种对命运的正面斗争是自觉的、积极主动的，是充分显示了人的价值和力量的。
或许恰是因为玛蒂尔德的虚荣和作者的讽刺太一目了然了，才使传统评论家们“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忽视了对小说的深层研读和分析，以点带面。事实上，作者通过玛蒂尔德形象流露出的对小资产阶级反抗精神的肯定态度，并不是偶然的和牵强附会的。这种肯定、同情和对玛蒂尔德的讽刺、嘲弄一样，可在作者自身的社会生活经历和创作实践中找到确实可靠的来源和佐证。
奠泊桑出身破落贵族，约有十年的光景一直在海军部任小职员。他亲身参加过普法战争，对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道德沦丧、放荡淫逸、虚伪无耻等腐朽本质有着深刻的认识。同样，对于小资产阶级受资本主义花花世界的浸染所表现出的许多不良习气，如自私、势利、爱慕虚荣，向往豪华享受的生活等与资产阶级上流社会人士如出一辙的思想和行径，他的和鞭挞也是毫不留情的。另一方面，长期作为小资产阶级中的一员，莫泊桑熟悉中下层人民的生存环境、生活状况、思想感情和精神状态等各个方面，对他们的痛苦和愿望有深入的体晤。因此，他对这个阶层的人物虽不免讽刺和嘲笑，却又对他们的苦难深表怜悯和同情。
“小说中饱含憎恨与愤怒的痛苦讥关，要比幽默大师的欢笑声更为响亮。莫泊桑像福楼拜一样揭露庸俗习气，并且对备受这种庸俗习气之害者的悲惨孤独处境深深表示同情。”（郭家申泽《法国文学简史》）《项链》正是这一相反相成的思想感情完美结合的典型。
莫泊桑的同情具体体现在他对玛蒂尔德不向坎坷命运妥协，而是顽强持久反抗的充分肯定上。这种强烈的反抗意识不止是玛蒂尔德个人的性格格，而是对当时法国整个中下层阶层人民的思想意识、精神面貌深刻体悟后的真实展现。长期处于社会下层的小职员的辛酸经历，使作者自身不可能没有反抗的要求；作为一个对时代风云和芸芸众生有着秘极关注和敏锐触角的作家，下层人民的反抗呼声、斗争精神深入作者的意识中，从而在作品中有所反映是自然而然的。正如下文所说，“奠泊桑的民主主义倾向最鲜明不过的表现在他不仅怜悯被压迫者，谴责有产阶级，而且正如我们在《羊脂球》里所看到的，他还力图表现社会下层群众在精神面貌上的优越陛。”（郭家申译《法国文学简史》） 那时的莫泊桑不可能像马克思正确认识到劳苦大众真正的矛头所向，认识到他们不幸的深层社会根源在于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从而把玛蒂尔德痛苦和气愤的原因归结为命运安排的不公。这样，玛蒂尔德英勇顽强的反抗不可能上升到反对社会制度的高度。尽管莫泊桑笔下下层人物的这种反抗斗争是不彻底的、有局限性的，但他毕竟敏锐深刻地反映出下层人民强烈迫切的内在要求和真实复杂的思想面貌。比之单纯的表现对小资产阶级的讽刺或同情，这种渗透着同情、肯定的讽刺的出场无疑体现出作者艺术技巧的炉火纯青和思想深度的重大提高，更值得我们关注。
正是《项链》对讽刺与同情这一对立关系因素的兼容，使小说显示出一种可贵的“包容性”、丰富性和深刻性。这是小说脍炙人口的重要原因之一。文学史表明，具有包容性的“圆形人物”常常是伟大之作不可或缺的要素。不朽的典型阿Q那多层次的、对立统一的性格系统无疑具有博大的包容性。阿Q性格的这种包容性与作者对阿Q既“怒其不争”，又“哀其不幸”的复杂感情是有很大关系的。正如徐岱先生所言，“作品能否具有‘包容性’，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创作主体本身是否具有一种悲天悯人的胸襟气度。”伟大的戏剧家莎士比亚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在他的剧作中，我们处处都能感受到这种胸怀和气度。
“有一种感情，只有莎士比亚在舞台上才加以表现，那便是怜悯，一种对受难者并不带有赞赏之意的怜悯，一种对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的怜悯，有时甚至是对卑鄙角色的怜悯。”例如《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诗人普希金在把他与莫里哀的名剧《悭吝人》里的主角阿巴恭比较后发现：“莫里哀的悭吝人只是悭吝而已；而莎士比亚的夏洛克却是悭吝、机灵、复仇心重、热爱子女，而且敏锐多智。”这种人物形象的丰富性、包容性使得莎剧比亚《悭吝人》显出真正的审美力度和大家风采。因此，讽刺和同情非但可以不相互排斥，而且可以如莫泊桑的老师福楼拜所指出的：“讽刺并不妨碍同情，正相反，如果分寸掌握得好，讽刺往往也加强了哀戚的一面。”其名作《包法利夫人》正是成功实践这一观点的范例。恰如纳博科夫所说：“福楼拜的小说将讽刺与悲悯相当精妙地融会在一起。”在写作的诸多方而颇得恩师真传的莫泊桑也毫不逊色。短短一篇《项链》中，讽刺越无情，肯定越有力，二者相反相成、相得益彰，显露出深刻、丰富、辩证的包容性，折射出作者深沉厚重、悲天悯人的博大襟怀。这正是《项链》一百多年来仍余音绕粱、魅力永驻的深层思想价值所在。
作品中不断的充斥着嘲笑——笑里可以藏着锋利的刀，也可以藏着莫泊桑饱经磨难、不断思索的人生，藏着一代文学大师那颗充满抗争与悲悯的心。
（作者电话：13885128081；信箱：liaoll66@sina.com）
林亚光之语亦大同小异：“这篇小说反映了金钱世界降临到小人物头上的悲剧，讽刺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理，表达了作者对奢靡庸俗的上流社会的反感。”
不得不承认，莫泊桑对玛蒂尔德的讽刺和嘲笑态度在小说中是显而易见的。但认同之外，也颇怀疑它不够全面深入，现在有这样一些问题得不到完满的解释？
作者既然反感的是奢靡而庸俗的上流社会，愤恨的是充斥的金钱的世界，而玛蒂尔德为什么不是这样一个浸淫在上流社会和金钱世界的典型女性？
玛蒂尔德仅仅是一个贪图享受、爱慕虚荣的女人，那她丢失项链后十年间的含辛茹苦，省吃俭用已经完全置身工人阶级，为还清巨债而表现出的英勇不屈、坚忍不拔的抗争又如何解释呢？
作者为什么让沉醉在奢华与物欲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典型女性“始终是年轻的，始终是美貌的，始终是有诱惑力的”，而本不属于资产阶级的玛蒂尔德不断抗争，却成为一个忙于“日常劳作”的“强健粗硬而且耐苦的妇人”如此落魄？
反复审慎主人公的积极抗争与角色的命运安排，一言以蔽之：是作者出自生活的长期体验，对当时法国中下层人民精神面貌的优越性敏锐捕捉后的真实再现，是对下层人民既讽刺、不满、悲悯、同情的胸襟和立场。
“生长在一个小职员的家庭里”，“嫁给了教育部的一个小科员”，然而玛蒂尔德幻想着奢华美好的生活、精美高雅的陈设、闲适优雅的清谈。而丈夫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无情地戳破了她的南柯一梦时，她“非常痛苦”。这一切对那些阔太太们来说是多么的稀松平常，而她却只能望洋兴叹，自己没能嫁给一位有钱有势的男子——这样的男子无法结识她、娶她就因为她“没有陪嫁财产，没有可以得到的遗产”。
玛蒂尔德现阶段对命运的反抗和不屈服仅源于物质和感性生活不满足，反抗的目的仅仅局限于跻身上流社会、与资产阶级的贵夫人们并驾齐驱——“风流动人，到处受欢迎”。所以，她的反抗、斗争只能是肤浅和庸俗的。这是由她的社会阶级和她的性别角色的局限性所决定的。
如果说丢失项链之前玛蒂尔德对命运的抗争是不自觉的、消极无力的，那么，她丢失项链后为还巨债而劳苦十年，始终不向命运低头，跟磨难持久抗衡并最终胜利的抗争则是自觉、积极和成绩卓著的。这表现在：
1.“她一定要把它还清”。赔项链使夫妇二人倾其所有仍债台高筑。面对令人窒息的债款，不是退缩、逃避，而是“她早已一下子英勇地拿定了主意。这笔骇人听闻的债务是必须清偿的。因此，她一定要把它还清。”即使在厄运、灾难从天而降的危难之际，玛蒂尔德仍忠实地信赖着朋友，从来怀疑过项链的真实价值，这表明她本性的善良、单纯；她诚实守信，丢了就赔，赔时从未动过造假充真、敷衍了事的狡诈念头。可以说，她善良单纯、重义轻利的性格底色是她能够与命运顽强对垒并最终胜利的深厚根基和保证。
2.“整整还了十年”。为还债，玛蒂尔德如换了一个人。“家庭里的笨重活，厨房里的腻人的工作，她都尝到了个中的滋味。”她为了一个目标而苦心孤诣、吃苦耐劳，“磨坏了她那玫瑰色的手指甲”，“穿得和一个平常老百姓的女人一样”，“对价钱是百般争论”，“而且难免挨骂”。在此重压下，她“看上去是老了。她变成了劳苦家庭里的敢作敢当的妇人，又坚强，又粗暴。”从中我们可以推知玛蒂尔德付出了怎样艰辛的劳动，她那双变得粗糙通红的双手是她不屈不挠地与命运搏斗的见证！从年轻漂亮的少妇蜕变成又老又苦的妇人，整整十年间，肉体上、心理上该经受了怎样的忍辱负重呢？面对这难能可贵的要强和坚韧，我们怎能视而不见呢？
3.作为一个“面庞儿好，风韵也好”的美少妇，在舞会上大显交际才能，连“部长也注意了她”的美人，如果她纯粹是一个爱慕虚荣和浮华的享乐主义者，为了还债不择手段，那她想在当时荒淫糜烂的法国中上层社会捞足还债的钱财绝不是无机可乘，她只要愿意像《珠宝》中的朗丹夫人那样，完全不必付出十年辛劳的惨重代价。然而，她“英勇”而毅然地选择了做“苦役”，选择了用辛劳和汗水移开命运设置的拦路大山。因此，面对“古怪”和“变化莫测”的命运、时有不测风云和旦夕祸福的生活，玛蒂尔德勇往直前，终于以人的主观能动力量对抗了命运的捉弄，这种对命运的正面斗争是自觉的、积极主动的，是充分显示了人的价值和力量的。
或许恰是因为玛蒂尔德的虚荣和作者的讽刺太一目了然了，才使传统评论家们“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忽视了对小说的深层研读和分析，以点带面。事实上，作者通过玛蒂尔德形象流露出的对小资产阶级反抗精神的肯定态度，并不是偶然的和牵强附会的。这种肯定、同情和对玛蒂尔德的讽刺、嘲弄一样，可在作者自身的社会生活经历和创作实践中找到确实可靠的来源和佐证。
奠泊桑出身破落贵族，约有十年的光景一直在海军部任小职员。他亲身参加过普法战争，对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道德沦丧、放荡淫逸、虚伪无耻等腐朽本质有着深刻的认识。同样，对于小资产阶级受资本主义花花世界的浸染所表现出的许多不良习气，如自私、势利、爱慕虚荣，向往豪华享受的生活等与资产阶级上流社会人士如出一辙的思想和行径，他的和鞭挞也是毫不留情的。另一方面，长期作为小资产阶级中的一员，莫泊桑熟悉中下层人民的生存环境、生活状况、思想感情和精神状态等各个方面，对他们的痛苦和愿望有深入的体晤。因此，他对这个阶层的人物虽不免讽刺和嘲笑，却又对他们的苦难深表怜悯和同情。
“小说中饱含憎恨与愤怒的痛苦讥关，要比幽默大师的欢笑声更为响亮。莫泊桑像福楼拜一样揭露庸俗习气，并且对备受这种庸俗习气之害者的悲惨孤独处境深深表示同情。”（郭家申泽《法国文学简史》）《项链》正是这一相反相成的思想感情完美结合的典型。
莫泊桑的同情具体体现在他对玛蒂尔德不向坎坷命运妥协，而是顽强持久反抗的充分肯定上。这种强烈的反抗意识不止是玛蒂尔德个人的性格格，而是对当时法国整个中下层阶层人民的思想意识、精神面貌深刻体悟后的真实展现。长期处于社会下层的小职员的辛酸经历，使作者自身不可能没有反抗的要求；作为一个对时代风云和芸芸众生有着秘极关注和敏锐触角的作家，下层人民的反抗呼声、斗争精神深入作者的意识中，从而在作品中有所反映是自然而然的。正如下文所说，“奠泊桑的民主主义倾向最鲜明不过的表现在他不仅怜悯被压迫者，谴责有产阶级，而且正如我们在《羊脂球》里所看到的，他还力图表现社会下层群众在精神面貌上的优越陛。”（郭家申译《法国文学简史》） 那时的莫泊桑不可能像马克思正确认识到劳苦大众真正的矛头所向，认识到他们不幸的深层社会根源在于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从而把玛蒂尔德痛苦和气愤的原因归结为命运安排的不公。这样，玛蒂尔德英勇顽强的反抗不可能上升到反对社会制度的高度。尽管莫泊桑笔下下层人物的这种反抗斗争是不彻底的、有局限性的，但他毕竟敏锐深刻地反映出下层人民强烈迫切的内在要求和真实复杂的思想面貌。比之单纯的表现对小资产阶级的讽刺或同情，这种渗透着同情、肯定的讽刺的出场无疑体现出作者艺术技巧的炉火纯青和思想深度的重大提高，更值得我们关注。
正是《项链》对讽刺与同情这一对立关系因素的兼容，使小说显示出一种可贵的“包容性”、丰富性和深刻性。这是小说脍炙人口的重要原因之一。文学史表明，具有包容性的“圆形人物”常常是伟大之作不可或缺的要素。不朽的典型阿Q那多层次的、对立统一的性格系统无疑具有博大的包容性。阿Q性格的这种包容性与作者对阿Q既“怒其不争”，又“哀其不幸”的复杂感情是有很大关系的。正如徐岱先生所言，“作品能否具有‘包容性’，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创作主体本身是否具有一种悲天悯人的胸襟气度。”伟大的戏剧家莎士比亚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在他的剧作中，我们处处都能感受到这种胸怀和气度。
“有一种感情，只有莎士比亚在舞台上才加以表现，那便是怜悯，一种对受难者并不带有赞赏之意的怜悯，一种对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的怜悯，有时甚至是对卑鄙角色的怜悯。”例如《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诗人普希金在把他与莫里哀的名剧《悭吝人》里的主角阿巴恭比较后发现：“莫里哀的悭吝人只是悭吝而已；而莎士比亚的夏洛克却是悭吝、机灵、复仇心重、热爱子女，而且敏锐多智。”这种人物形象的丰富性、包容性使得莎剧比亚《悭吝人》显出真正的审美力度和大家风采。因此，讽刺和同情非但可以不相互排斥，而且可以如莫泊桑的老师福楼拜所指出的：“讽刺并不妨碍同情，正相反，如果分寸掌握得好，讽刺往往也加强了哀戚的一面。”其名作《包法利夫人》正是成功实践这一观点的范例。恰如纳博科夫所说：“福楼拜的小说将讽刺与悲悯相当精妙地融会在一起。”在写作的诸多方而颇得恩师真传的莫泊桑也毫不逊色。短短一篇《项链》中，讽刺越无情，肯定越有力，二者相反相成、相得益彰，显露出深刻、丰富、辩证的包容性，折射出作者深沉厚重、悲天悯人的博大襟怀。这正是《项链》一百多年来仍余音绕粱、魅力永驻的深层思想价值所在。
作品中不断的充斥着嘲笑——笑里可以藏着锋利的刀，也可以藏着莫泊桑饱经磨难、不断思索的人生，藏着一代文学大师那颗充满抗争与悲悯的心。
（作者电话：13885128081；信箱：liaoll66@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