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儿防老，养儿防老。老了不让孩子们养着，还能让谁养？”这是坊间常见的言语。其实，古代中国社会，存在着官方或民间养老机构的。这样的地方，于北京域内便有。别个不谈，我们只来聊聊明代的救济养老措施与京城的救济养老之所。

朱元璋的养老政策

　　早在明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便下诏“民年七十之上者，许一丁侍养，与免杂泛差役”。这项诏令讲的是，百姓家若有年满70岁（虚龄）者，允许一个儿子赡养老人，且将这个孩子的一切徭役皆免除，以便其安心。当然，这只是在政策方面对于“养儿防老”的保障。如果没有儿子，或是没有子女，便无法享受。朱元璋似乎也意识到这点，于是在洪武十九年（1386年）再次下诏：“今特命有司存问于高年，恤鳏寡孤独者必得其所，笃废残疾者收入孤老，岁给所用，使得终天年。”这项诏令包含两层意思。其一，要为鳏寡孤独者开设养老机构;其二，连同笃废残疾者一道，每年给予足够数量的物资，且一直管到临终。
　　官僚社会的各项具体事宜，是需要官员们尽心去操办的。因此，朱元璋也要给各级官吏一些甜头。他下诏，凡官员父母年七十以上，许令移亲就禄侍养。这样一来，官员家中的老人，亦由政府财政赡养起来。“尽忠”与“尽孝”，算是融为一体。
　　既然是朱元璋所颁布的“祖宗之法”，后辈帝王，无论是身处南京应天府，还是北京顺天府，都需遵照执行。那么，关于顺天府境内的养老事宜究竟怎样呢？在《明实录》中，我查到了这样一条记载：成化十六年（1480年），在户部的一份奏折中提到，顺天府宛平、大兴二县收养孤老七千四百九十余人，“岁赡粮二万六千九百余石，布如人数”。“近有司不能稽察或任意侵欺，奸弊百出，使孤贫不蒙实惠及滥收冒支者亦多”。由此看来，这是一起涉及贪腐的案件。然贪腐的钱粮，又与京城的养老制度有关。这件事将成化帝彻底激怒，其责令顺天府、督察院严查相关人员，且严惩不贷。经过一轮调查，事发之地的10名县官全部连坐论罪，30名府衙人员停俸处理。
　　令我感到好奇的是，奏折之中“收养孤老”，到底是在养老机构内“收养”，还是按一定时限发放钱粮？这两种可能，都可能会出现贪腐现象。当然，弊案的另一方面，也证实了明代养老制度是存在着，且一直发挥很大作用的。

从养济院到鼓楼苑

　　明代的养老机构，在史料记载中多以“养济院”称之。关于京城养济院的记载，于明宣德元年（1426年）以前，是无法见到的。于宣德元年的诏令中，“自古仁政必先鳏寡孤独，朝廷设养济院，意正如此。近闻京师颇有残疾饥寒无依之人行乞，尔为亲民之官，何得谩不加省？其悉收入养济院，毋令失所”。依此诏中的说法，我们大可推测，养济院出现的时间，至少应在宣德元年以前。宣德朝以前，乃是永乐朝。由此看来，养济院应于永乐年间即有，且承继了洪武年间的设置。而入养济院的百姓，不仅有鳏寡孤独，还包括了“残疾饥寒无依”的行乞之人。
　　及至成化年间，朝廷进一步下令，“无问老小男女、有家无家及外来者，顺天府尽数收入养济院，记名养赡，毋令失所。”然这样一来，养济院承不下了。待到嘉靖六年（1527年），皇帝下诏“在京养济院，止收大（大兴县）宛（宛平县）二县孤老”，其余人等，皆以别的方式安置。皇帝本意是想多开设一些养济院的，无奈财力不足，只得以粥棚舍粥的方式作为替代。
　　至于明代京城养济院的位置，根据明代的史料记载：大兴养济院所在地，应为孤老胡同;宛平县养济院所在地，则在河槽西坊。在大兴、宛平县之上，还有一所顺天府的养济院。但这所养济院的位置，目前尚不可得。
　　在如今的北京胡同名录之中，并不存在一条“孤老胡同”。那么，这条孤老胡同应在哪里？其实，存在过县级养济院的孤老胡同，于清代便“不复存在”了。当然，胡同本身还在，只是名称已改。由于孤老胡同与“鼓楼”的发音相近，已经隶属于满洲镶黄旗管辖范围的孤老胡同，且于乾隆年间更名為前鼓楼院。加上一个“前”字，实乃该胡同位于明清鼓楼的前方（南侧）。及至宣统年间，这里又改称前鼓楼苑。进入民国，此名称延续下来。1965年整顿地名时，其改定为前鼓楼苑胡同。此后，在特殊年代里，该胡同又改称辉煌街八条。多年之后，其再度恢复前鼓楼苑胡同之名。及至今日，待我去胡同内寻访养济院旧址时，当地居民已经无法说清具体位置，甚至都不知道这里曾存在过养济院。
　　孤老胡同的位置确定了，河槽西坊又在哪里呢？按照侯仁之先生主编的《北京历史地图集》中所示，“河槽西坊”这一名称，亦只存在于明代。其具体位置，就在西直门内大街以南，阜成门内大街以北，朝天宫区域以东，以及“河槽”西侧。这里的“河槽”，便是后来所说的“大明濠”。
　　其所流经的区域，北起西直门内的横桥，向南流经而今的赵登禹路、白塔寺路口、太平桥大街，折向东经今三十五中门前，再向南折经民族饭店西侧，穿越今复兴门内大街，沿着佟麟阁路走向，向南从宣武门以西的新华社西侧，流入内城南城墙外的护城河，全长10多公里。作为纵贯京城内城西部的排水干渠，“大明濠”一直沿用至民国初年。及至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更名为赵登禹路、太平桥大街和佟麟阁路。而明代河槽西坊的东界，则是在北沟沿大街与西直门内大街、阜成门内大街所交汇的北大桥至马市桥一段的西侧。

　　在明代的相关史料中，对宛平县养济院的规模有所记录：大体能容纳两千余人。
　　除了上述的两所养济院外，在嘉靖六年（1527年），朝廷颁旨“在京五城地方各设养济院一区，尽数收养”。关于这些养济院的位置，在清代中叶的《日下旧闻考》中便说“旧址无考”了。而在明代嘉靖年间的张爵《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一书中，也曾提及与养济院相关的两坊：西城的金城坊，与北城的昭回靖恭坊。 　　金城坊的位置，是在阜成门街以南、阜成门至内城西南角楼之间的城垣以东，曲子胡同之北，河槽以西。其中，曲子胡同又是个消失了数百年的胡同名称。此胡同于明代晚期，即被称为“邱子（丘处机）胡同”，大概是而今的金融街吕祖宫距此不远。待到清朝，胡同更名为“邱祖胡同”，且一直沿用至被拆除。
　　昭回靖恭坊的位置，则在大兴县养济院所在之地。或许，这处养济院所指的，就是大兴县养济院。

夕阳生活的“免费饭票”

　　除了養济院之外，京城之中还另外设有饭堂，以解决一部分救济与养老问题。根据史料中的记载，在顺天府域内，至少有两处寺庙是用作饭堂的。一处，名曰旛竿寺;另一处，则名为蜡烛寺。旛竿寺位于中城的保大坊，而蜡烛寺则位于西城的阜财坊。这两处寺庙曾被京城民众称之为“东西舍饭寺”。
　　旛竿寺（也叫“舍饭旛竿寺”）的名称，只存在于明代至清代前期。此后，其被更名为兴福寺。寺庙的所在地，乃是东城区弓弦胡同和翠花胡同之间。而今，此庙所在区域，早已演变为民居。
　　至于蜡烛寺，在侯仁之先生主编的《北京历史地图集》中称“舍饭寺”，于清顺治六年（1649年）改称为法光寺。其山门前（南侧）的胡同，于明清时期被称为“舍饭蜡烛寺胡同”“舍饭寺胡同”。1965年定为民丰胡同。法光寺旧址就在民丰胡同21号（此前为舍饭寺8号），而今亦为民宅。有资料显示，在居民院内的东北角，目前尚存法光寺题名碑。而院内过道的东墙壁上，还存有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重建碑记。至于舍饭蜡烛寺山门前的舍饭寺胡同，则东起西单北大街，西至小磨盘胡同。

　　数月前，京城某个文保公益组织聚会。当在座诸位各报家门的时候，以收集北京史料报刊而闻名的黄玉庆，向众人言道：“我是生长在舍饭寺胡同的。”这一句话，把我的兴致挑了起来。
　　“距离西单菜市场不远，就是舍饭寺胡同。以前它叫法光寺。”黄老气定神闲地说着。现在呢？舍饭寺胡同还在吗？“早已就给拆啦。什么都没留下。”
　　舍饭寺就这样彻底消失了？“还有块碑。我小时候淘气，把腿磕破了，还留下疤瘌，就是那块碑。”碑在哪儿？ “以前在我们院里，后来搬家了。碑上刻着‘法光寺’字样。”黄老默然，我亦默然。或许，这便是舍饭寺的“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