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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性正浓”是作家荆歌于《青春》杂志主持的专栏，被评为年度“读者最喜欢的专栏”。在专栏中，荆歌邀请包括苏童、叶兆言、毕飞宇、李敬泽、王小帅、陆川在内的百名知名作家、诗人、导演讨论各种与“性”有关的话题，内容涉及网恋、异国爱情、性骚扰、外遇、变性、性描写、选美、电影分级等数十个。关于爱，关于性，他们丝丝剖析，出语不凡，互相碰撞，在对话中展示思考的魅力。
主持人：荆歌，１９６０年生于古城苏州。１９９０年开始小说创作。出版有长篇小说《枪毙》《鸟巢》《爱你有多深》《十夜谈》以及中短篇小说集《八月之旅》《牙齿的尊严》《爱与肾》《口供》等。江苏省作家协会驻会专业作家。居住于苏州南郊小城吴江。
嘉宾：苏童，生于１９６３年１月，童年和少年时代在苏州度过。现为江苏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主要作品有《妻妾成群》《红粉》《蛇为什么会飞》等。
叶兆言，１９５７年出生，南京人。主要作品有七卷本《叶兆言文集》《叶兆言作品自选集》若干种。另有长篇小说《一九三七年的爱情》《花影》《花煞》《别人的爱情》，散文集《流浪之夜》《叶兆言绝妙小品文》《叶兆言散文》《杂花生树》等。
林白，女，本名林白薇。广西人，现居北京。早期作品有《一个人的战争》，近期有《万物花开》。
毕飞宇，１９６４年１月生于江苏兴化。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开始文学创作，先诗歌，后小说。主要作品有《哺乳期的女人》《青衣》《玉米》等。现供职于江苏作协。曾两度获得鲁迅文学奖，以及冯牧文学奖等。
李敬泽，１９６４年１月生于天津，编辑、批评家，著有文集多部，现供职于《人民文学》杂志。
禁区和禁锢对于作家来说是好事
荆歌：性爱和生命是那么密不可分，它简直是死亡的一个反义词。小说中不可能没有性爱。叶兆言的新长篇《我们的心多么顽固》，莫言说它简直就是一个男人曲折混乱的性史。今天我们请来苏童、叶兆言、林白、毕飞宇四位小说家，和评论家李敬泽，专门就小说与性这个话题进行一番对话。
四位小说家的作品都是我十分爱读的，我注意到，你们都有作品涉及性爱，苏童的《米》，其中有关性爱的描写，曾引起特别的关注。根据《米》改编拍摄的电影《大鸿米店》，更是因为其“涉性”而引起争议。除了《我们的心多么顽固》，早年我还读过一本兆言的《花煞》。我至今还记得里面许多与情爱有关的细节。林白无论是早期作品《青苔》，还是最新的长篇《万物花开》，都有出色的性描写。而飞宇的《玉米》，在我看来，简直就是一部性政治与权力政治的斗争史。诸位通过写性（当然不光是性，性爱在诸位的作品中，绝对不是主流。但因为我们今天的聊天必须有所侧重，所以只能专攻一点而不及其余，对此我要特别说明，务请各位嘉宾和广大读者不要误会），揭开了人生的许多阴暗而令人惊悚的秘密，使《米》《花煞》《万物花开》《玉米》这样的作品具备了非同一般的人性深度，成为传世杰作。
毕飞宇：荆歌我不能同意你。什么“通过写性揭开了人生的许多阴暗而令人惊悚的秘密”？写性就是写性，它本身就是事件和行为。作品中的人物要上床，你还能不让他上？
荆歌：以前常常用“要看它是不是必要”这样一句话，来判定小说中的性描写该不该有。其实“有必要”和“没必要”，也是见仁见智。在我们的具体道德环境中，我觉得通常的情况是，作家觉得有必要写，但一些读者却觉得没必要。这样的错位无疑令小说家感到尴尬。
李敬泽：我觉得很简单，就是写得好不好。当然，你可以说好不好也是见仁见智，但毕竟它有一些基本的尺度，比如这个作品抽掉这一块是不是就不能成立了，或者是不是就变得简单了，不丰富了。
荆歌：许多时候，性爱的描写成全了整个作品。比如沈从文，他作品中的性爱，使我们感到性是一种多么美好的东西，很健康，很正常，生机勃勃的。但有时候，性描写，会毁了一部作品。我觉得贾平凹的《废都》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我是十分喜欢《废都》这部作品的。我觉得它是２０世纪末的绝唱，很多年以后，人们可以在《废都》中深刻了解中国２０世纪末的社会面貌和世俗精神。但是，这部作品因为有大量露骨的性描写（我无法判定它是有必要还是没必要），让它授人攻讦诟病以把柄。人们可以单凭这一点就把这部作品灭了。就像以前灭一个人，说他“生活作风”有问题，这个人就无论如何也崇高不起来了。其实，《废都》有没有性描写，我以为都无损于它的优秀。
叶兆言：《废都》当然是因为有了性更优秀。作者做了一道美味佳肴，很多人不是用嘴去品尝，而是在谈它应该不应该写性，讨论应该不应该有方框，太可惜了。
李敬泽：《废都》里的那些框框有一种反讽效果，它拓展了意义空间，指涉着禁制，躲闪，也指涉着禁制、躲闪的历史，它与主人公的经验有一种紧张关系。如果去掉，这部小说就少了一重意思。
荆歌：性描写在新中国小说中的长期缺席，或者说长期成为禁区，是我们意识形态轻视肉身、压制个性的一种体现。在我看来，身体的痛苦与欢乐，与精神的苦乐，对人是同样重要的。甚至许多时候，精神的苦闷，恰是从肉体而来。我们的传统文化，历来不太重视，甚至是刻意回避身体的感受，把身体感受视为低级的，卑下的，甚至是可耻的。在这样的文化传统面前，在这样的阅读环境里，我们在小说写作中涉及性，处境也就常常是尴尬的。
李敬泽：不对，性描写“长期缺席”，这是一个问题，至于我们的传统文化如何如何，是另一个问题。古人没有那么压抑，中国古人对身体的态度很大程度上是享乐主义的，明代的色情小说比同时代的西方厉害得多。也许正是因为骨子里有这种肉体的享乐主义传统，一旦放开，中国人才会学得如此之快、之彻底。
最近看韩少功一篇文章，谈“存天理，灭人欲”，讲朱熹的原意并不是让大家不过性生活，他的“人欲”宽泛得多；我读《孟子》，开篇就讲“上下交征利”，国将不国，这也成了五四以后知识分子攻击儒家的口实，但真正读了，觉得他说得不错，如果两千年前中国没人说这样的话那才真的可悲，我们恐怕现在还在茹毛饮血。
所以，文明之所以成立，总是有一个对身体、对欲望的禁制机制，中国如此，西方更烈。实际上，朱夫子的话权威性还不大，在西方，这种禁制是上帝出面，它更为有力。现在大家动辄就谈身体，从福柯那儿来的，但我们的背景和福柯不太一样，此时的中国恐怕不是精神过剩，而是身体过剩，身体的解放如果没有一个精神向度，我们就会把荒凉当成解放。
林白：性描写现在已经没什么禁区了，电影有，文字没有。现在还有“下半身”，当然“下半身”不见得是专写性的。不管上半身还是下半身，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承认，身体不是别的什么可耻的玩意儿，而是我们面临的第一处境。
叶兆言：这个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禁区和禁锢对于作家来说是好事，只有这样，才可能产生一种饥饿感。没有了，反而找不到北。
李敬泽：写性写得好的作品通常都有一个强大禁制的背景，偷偷摸摸胆战心惊或者挑战性的，否则两口子日常生活有什么好写的？它是一个事件，既是身体的，更是精神的。
最高级的性描写是把性熔化了
荆歌：兆言曾说：“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性永远不应该是个写不写的问题，而只是一个写好和没写好的问题。”那么，什么样的写性是写得好？而什么样的写性又是写得不好？诸位，你们觉得哪些作家在写性这一方面，特别令你赞赏？
苏童：我很赞成兆言这个观点，写作没有要不要写性的问题，如果是一部常规的描写常规生活的小说，性描写也是常规，不写反而是奇怪的，令人生疑的。性从来不是生活或者文学创作的佐料，它也是人类生活的主题之一，当然也就是文学的主题之一。好的性描写与好的风景描写一样陶冶阅读者的性情。好的性描写不一定描写性器官和性特征，就像《包法利夫人》中艾玛和她那些情人，从头到尾可见性的挣扎，苦痛和快乐，每个人都能听见爱玛在黑暗中的喘息，但福楼拜从没告诉你艾玛的乳房是什么样的。所以，最高级的性描写是把性熔化了，就像温水化盐，人们需要盐，但不吞食盐粒，都喝盐水的。
荆歌：不过嘴巴里“淡出鸟来”的时候，倒也想直接弄点儿盐来含着。我特别喜欢《十日谈》，卜伽丘的写性，不管是恋爱，还是偷情，真是让人感受到欢乐、喜悦，觉得生而为人，真是天大的福分。我还读过一本巴尔扎克的《风月趣谈》，在这上头，一点都不比卜伽丘逊色。而《金瓶梅》和其他一些古书，像《肉蒲团》《株林野史》《闹花丛》等，我觉得在性描写上，都不如卜伽丘和巴尔扎克。
李敬泽：《十日谈》有特殊的背景，鼠疫、黑死病后的欧洲，人人劫后余生，觉得活着真好啊，基督教的禁制放松，人文主义来了。你看《金瓶梅》，看到最后觉得活着是没意思的，《肉蒲团》里也讲道德，但那完全是两分法，身体和道德不搭界，各搞各的，这个也反映了我们的古人对这件事的态度，享乐完了，换一副脸再讲道德，他那个“性”并没有面临真实的道德考验，这样的“性”总是虚无的，它最后走向对人生的否定。
苏童：写性有个心态，《十日谈》《坎特伯雷故事集》里面的性是快乐的性，因为创作者对性的理解很单纯很民间，写性的态度是快乐的，文字自然也快乐，快乐的文字看上去天生是自然的，惹人喜爱的。
毕飞宇：据说萨冈是个不入流的作家。但是，她写性我非常喜欢。她描写男人和女人的做爱，“像一条船颠簸在海上，简单极了”。我读到“简单极了”这四个字的时候，心里格登了一下。我不知道还有谁的性描写比这四个字更出色，都有了。
荆歌：还有郁达夫的写性，我觉得也达到了很高的境界。性的苦闷，与人生的苦闷，连带那些迷茫、挣扎，凝在一起，很难分割。我以为他在这一点上是堪称伟大的。人们在摆脱了基本生存压力（温饱）之后，绝对解决不了的两大生存难题，就是死亡和性。生活中许多的苦恼和焦虑，根子都在性上。性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就苦闷；一旦满足了，就感到空虚无聊，还伴随着堕落感——郁达夫就经常在这两点之间钟摆一样晃荡。
真实的经历，远不如想像生动迷人
荆歌：我个人有个很奇怪的感受，那就是，如果木子美长得漂亮一点，那么她写性的文字就会让我爱看。我因此想到，所谓美女作家前一时期很令人瞩目地走红，她们走红的原因，应该说跟她们写性是不无关系的。而男作家也写性，就未必能引起如此关注。比如同样是七十年代出生的李师江，就远不如卫慧、九丹著名。这么一想，我就可以认为，我那种“奇怪”的感受，其实还是有普遍性的。也就是说，许多读者也都像我一样，对于是谁写性，是很在乎的。美女大胆写性，就有很强的可看性。
叶兆言：如果我是看小说，作者什么样，无所谓。我没那种见了鸡蛋，非得看看鸡屁眼的毛病。
林白：爱看美女写性，这只是男读者的毛病，在男人的意识里，很容易对美女有性幻想，美女作家写的性感受，可以把这种性幻想变得更直接更真实，他们对不漂亮的女人不产生幻想，当然就不想看了。这也没什么可进行道德谴责的，这只是一种人性，是从基因里携带来的，低级趣味都算不上。
但女读者肯定没这个毛病，非要是“美男”写的性才爱看。
荆歌：但我亲耳听到一个爱慕飞宇的年轻女读者说，毕飞宇的写作非常“性感”，说她读《玉秧》，读到其中性描写的部分，生理上都有反应。
这让我想起这么一个老问题：经常会听到有人问作家，你作品中写得那么真实生动，是不是你的亲身体验啊？而被问的作家，常常是不肯承认是亲身体验的，必定要说，许多经验，是间接经验。也是，许多事，真实的经历，是远不如想像生动迷人。对一个作家来说，写自己的亲身经历，不见得就一定写得好。而写自己对这种经验的想像，反倒非常感性，或者说性感。飞宇的写作所以能让读者动情，我想，他的性想像远远大于他的性经验。推而广之，在写人性，写阴谋，写斗争，写饥饿，写其他的种种方面，也是这样吧。
毕飞宇：荆歌说得对，如果一个人的想像不能够大于他的经验，他可以干别的，但肯定不配做作家。这差不多可以看成尺度，至少是尺度之一。
叶兆言：真要有那么多经历，还写它干什么。小说是写的不可能的可能。
荆歌：但是我想话也不能反过来讲，经历越少就写得越好。或者说，写得越好的人，经历定是越少的。
（据《文汇读书周报》）
主持人：荆歌，１９６０年生于古城苏州。１９９０年开始小说创作。出版有长篇小说《枪毙》《鸟巢》《爱你有多深》《十夜谈》以及中短篇小说集《八月之旅》《牙齿的尊严》《爱与肾》《口供》等。江苏省作家协会驻会专业作家。居住于苏州南郊小城吴江。
嘉宾：苏童，生于１９６３年１月，童年和少年时代在苏州度过。现为江苏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主要作品有《妻妾成群》《红粉》《蛇为什么会飞》等。
叶兆言，１９５７年出生，南京人。主要作品有七卷本《叶兆言文集》《叶兆言作品自选集》若干种。另有长篇小说《一九三七年的爱情》《花影》《花煞》《别人的爱情》，散文集《流浪之夜》《叶兆言绝妙小品文》《叶兆言散文》《杂花生树》等。
林白，女，本名林白薇。广西人，现居北京。早期作品有《一个人的战争》，近期有《万物花开》。
毕飞宇，１９６４年１月生于江苏兴化。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开始文学创作，先诗歌，后小说。主要作品有《哺乳期的女人》《青衣》《玉米》等。现供职于江苏作协。曾两度获得鲁迅文学奖，以及冯牧文学奖等。
李敬泽，１９６４年１月生于天津，编辑、批评家，著有文集多部，现供职于《人民文学》杂志。
禁区和禁锢对于作家来说是好事
荆歌：性爱和生命是那么密不可分，它简直是死亡的一个反义词。小说中不可能没有性爱。叶兆言的新长篇《我们的心多么顽固》，莫言说它简直就是一个男人曲折混乱的性史。今天我们请来苏童、叶兆言、林白、毕飞宇四位小说家，和评论家李敬泽，专门就小说与性这个话题进行一番对话。
四位小说家的作品都是我十分爱读的，我注意到，你们都有作品涉及性爱，苏童的《米》，其中有关性爱的描写，曾引起特别的关注。根据《米》改编拍摄的电影《大鸿米店》，更是因为其“涉性”而引起争议。除了《我们的心多么顽固》，早年我还读过一本兆言的《花煞》。我至今还记得里面许多与情爱有关的细节。林白无论是早期作品《青苔》，还是最新的长篇《万物花开》，都有出色的性描写。而飞宇的《玉米》，在我看来，简直就是一部性政治与权力政治的斗争史。诸位通过写性（当然不光是性，性爱在诸位的作品中，绝对不是主流。但因为我们今天的聊天必须有所侧重，所以只能专攻一点而不及其余，对此我要特别说明，务请各位嘉宾和广大读者不要误会），揭开了人生的许多阴暗而令人惊悚的秘密，使《米》《花煞》《万物花开》《玉米》这样的作品具备了非同一般的人性深度，成为传世杰作。
毕飞宇：荆歌我不能同意你。什么“通过写性揭开了人生的许多阴暗而令人惊悚的秘密”？写性就是写性，它本身就是事件和行为。作品中的人物要上床，你还能不让他上？
荆歌：以前常常用“要看它是不是必要”这样一句话，来判定小说中的性描写该不该有。其实“有必要”和“没必要”，也是见仁见智。在我们的具体道德环境中，我觉得通常的情况是，作家觉得有必要写，但一些读者却觉得没必要。这样的错位无疑令小说家感到尴尬。
李敬泽：我觉得很简单，就是写得好不好。当然，你可以说好不好也是见仁见智，但毕竟它有一些基本的尺度，比如这个作品抽掉这一块是不是就不能成立了，或者是不是就变得简单了，不丰富了。
荆歌：许多时候，性爱的描写成全了整个作品。比如沈从文，他作品中的性爱，使我们感到性是一种多么美好的东西，很健康，很正常，生机勃勃的。但有时候，性描写，会毁了一部作品。我觉得贾平凹的《废都》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我是十分喜欢《废都》这部作品的。我觉得它是２０世纪末的绝唱，很多年以后，人们可以在《废都》中深刻了解中国２０世纪末的社会面貌和世俗精神。但是，这部作品因为有大量露骨的性描写（我无法判定它是有必要还是没必要），让它授人攻讦诟病以把柄。人们可以单凭这一点就把这部作品灭了。就像以前灭一个人，说他“生活作风”有问题，这个人就无论如何也崇高不起来了。其实，《废都》有没有性描写，我以为都无损于它的优秀。
叶兆言：《废都》当然是因为有了性更优秀。作者做了一道美味佳肴，很多人不是用嘴去品尝，而是在谈它应该不应该写性，讨论应该不应该有方框，太可惜了。
李敬泽：《废都》里的那些框框有一种反讽效果，它拓展了意义空间，指涉着禁制，躲闪，也指涉着禁制、躲闪的历史，它与主人公的经验有一种紧张关系。如果去掉，这部小说就少了一重意思。
荆歌：性描写在新中国小说中的长期缺席，或者说长期成为禁区，是我们意识形态轻视肉身、压制个性的一种体现。在我看来，身体的痛苦与欢乐，与精神的苦乐，对人是同样重要的。甚至许多时候，精神的苦闷，恰是从肉体而来。我们的传统文化，历来不太重视，甚至是刻意回避身体的感受，把身体感受视为低级的，卑下的，甚至是可耻的。在这样的文化传统面前，在这样的阅读环境里，我们在小说写作中涉及性，处境也就常常是尴尬的。
李敬泽：不对，性描写“长期缺席”，这是一个问题，至于我们的传统文化如何如何，是另一个问题。古人没有那么压抑，中国古人对身体的态度很大程度上是享乐主义的，明代的色情小说比同时代的西方厉害得多。也许正是因为骨子里有这种肉体的享乐主义传统，一旦放开，中国人才会学得如此之快、之彻底。
最近看韩少功一篇文章，谈“存天理，灭人欲”，讲朱熹的原意并不是让大家不过性生活，他的“人欲”宽泛得多；我读《孟子》，开篇就讲“上下交征利”，国将不国，这也成了五四以后知识分子攻击儒家的口实，但真正读了，觉得他说得不错，如果两千年前中国没人说这样的话那才真的可悲，我们恐怕现在还在茹毛饮血。
所以，文明之所以成立，总是有一个对身体、对欲望的禁制机制，中国如此，西方更烈。实际上，朱夫子的话权威性还不大，在西方，这种禁制是上帝出面，它更为有力。现在大家动辄就谈身体，从福柯那儿来的，但我们的背景和福柯不太一样，此时的中国恐怕不是精神过剩，而是身体过剩，身体的解放如果没有一个精神向度，我们就会把荒凉当成解放。
林白：性描写现在已经没什么禁区了，电影有，文字没有。现在还有“下半身”，当然“下半身”不见得是专写性的。不管上半身还是下半身，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承认，身体不是别的什么可耻的玩意儿，而是我们面临的第一处境。
叶兆言：这个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禁区和禁锢对于作家来说是好事，只有这样，才可能产生一种饥饿感。没有了，反而找不到北。
李敬泽：写性写得好的作品通常都有一个强大禁制的背景，偷偷摸摸胆战心惊或者挑战性的，否则两口子日常生活有什么好写的？它是一个事件，既是身体的，更是精神的。
最高级的性描写是把性熔化了
荆歌：兆言曾说：“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性永远不应该是个写不写的问题，而只是一个写好和没写好的问题。”那么，什么样的写性是写得好？而什么样的写性又是写得不好？诸位，你们觉得哪些作家在写性这一方面，特别令你赞赏？
苏童：我很赞成兆言这个观点，写作没有要不要写性的问题，如果是一部常规的描写常规生活的小说，性描写也是常规，不写反而是奇怪的，令人生疑的。性从来不是生活或者文学创作的佐料，它也是人类生活的主题之一，当然也就是文学的主题之一。好的性描写与好的风景描写一样陶冶阅读者的性情。好的性描写不一定描写性器官和性特征，就像《包法利夫人》中艾玛和她那些情人，从头到尾可见性的挣扎，苦痛和快乐，每个人都能听见爱玛在黑暗中的喘息，但福楼拜从没告诉你艾玛的乳房是什么样的。所以，最高级的性描写是把性熔化了，就像温水化盐，人们需要盐，但不吞食盐粒，都喝盐水的。
荆歌：不过嘴巴里“淡出鸟来”的时候，倒也想直接弄点儿盐来含着。我特别喜欢《十日谈》，卜伽丘的写性，不管是恋爱，还是偷情，真是让人感受到欢乐、喜悦，觉得生而为人，真是天大的福分。我还读过一本巴尔扎克的《风月趣谈》，在这上头，一点都不比卜伽丘逊色。而《金瓶梅》和其他一些古书，像《肉蒲团》《株林野史》《闹花丛》等，我觉得在性描写上，都不如卜伽丘和巴尔扎克。
李敬泽：《十日谈》有特殊的背景，鼠疫、黑死病后的欧洲，人人劫后余生，觉得活着真好啊，基督教的禁制放松，人文主义来了。你看《金瓶梅》，看到最后觉得活着是没意思的，《肉蒲团》里也讲道德，但那完全是两分法，身体和道德不搭界，各搞各的，这个也反映了我们的古人对这件事的态度，享乐完了，换一副脸再讲道德，他那个“性”并没有面临真实的道德考验，这样的“性”总是虚无的，它最后走向对人生的否定。
苏童：写性有个心态，《十日谈》《坎特伯雷故事集》里面的性是快乐的性，因为创作者对性的理解很单纯很民间，写性的态度是快乐的，文字自然也快乐，快乐的文字看上去天生是自然的，惹人喜爱的。
毕飞宇：据说萨冈是个不入流的作家。但是，她写性我非常喜欢。她描写男人和女人的做爱，“像一条船颠簸在海上，简单极了”。我读到“简单极了”这四个字的时候，心里格登了一下。我不知道还有谁的性描写比这四个字更出色，都有了。
荆歌：还有郁达夫的写性，我觉得也达到了很高的境界。性的苦闷，与人生的苦闷，连带那些迷茫、挣扎，凝在一起，很难分割。我以为他在这一点上是堪称伟大的。人们在摆脱了基本生存压力（温饱）之后，绝对解决不了的两大生存难题，就是死亡和性。生活中许多的苦恼和焦虑，根子都在性上。性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就苦闷；一旦满足了，就感到空虚无聊，还伴随着堕落感——郁达夫就经常在这两点之间钟摆一样晃荡。
真实的经历，远不如想像生动迷人
荆歌：我个人有个很奇怪的感受，那就是，如果木子美长得漂亮一点，那么她写性的文字就会让我爱看。我因此想到，所谓美女作家前一时期很令人瞩目地走红，她们走红的原因，应该说跟她们写性是不无关系的。而男作家也写性，就未必能引起如此关注。比如同样是七十年代出生的李师江，就远不如卫慧、九丹著名。这么一想，我就可以认为，我那种“奇怪”的感受，其实还是有普遍性的。也就是说，许多读者也都像我一样，对于是谁写性，是很在乎的。美女大胆写性，就有很强的可看性。
叶兆言：如果我是看小说，作者什么样，无所谓。我没那种见了鸡蛋，非得看看鸡屁眼的毛病。
林白：爱看美女写性，这只是男读者的毛病，在男人的意识里，很容易对美女有性幻想，美女作家写的性感受，可以把这种性幻想变得更直接更真实，他们对不漂亮的女人不产生幻想，当然就不想看了。这也没什么可进行道德谴责的，这只是一种人性，是从基因里携带来的，低级趣味都算不上。
但女读者肯定没这个毛病，非要是“美男”写的性才爱看。
荆歌：但我亲耳听到一个爱慕飞宇的年轻女读者说，毕飞宇的写作非常“性感”，说她读《玉秧》，读到其中性描写的部分，生理上都有反应。
这让我想起这么一个老问题：经常会听到有人问作家，你作品中写得那么真实生动，是不是你的亲身体验啊？而被问的作家，常常是不肯承认是亲身体验的，必定要说，许多经验，是间接经验。也是，许多事，真实的经历，是远不如想像生动迷人。对一个作家来说，写自己的亲身经历，不见得就一定写得好。而写自己对这种经验的想像，反倒非常感性，或者说性感。飞宇的写作所以能让读者动情，我想，他的性想像远远大于他的性经验。推而广之，在写人性，写阴谋，写斗争，写饥饿，写其他的种种方面，也是这样吧。
毕飞宇：荆歌说得对，如果一个人的想像不能够大于他的经验，他可以干别的，但肯定不配做作家。这差不多可以看成尺度，至少是尺度之一。
叶兆言：真要有那么多经历，还写它干什么。小说是写的不可能的可能。
荆歌：但是我想话也不能反过来讲，经历越少就写得越好。或者说，写得越好的人，经历定是越少的。
（据《文汇读书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