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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电影在当下时髦的电影类别中要么没有明确归属，要么层级偏低。我们在飞机上娱乐系统时常能看到“动作电影”或者“武侠电影”，但不会找到“体育电影”这个分类。
然而，对于体育文学、体育文艺爱好者来说，体育电影委实是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特殊典型电影。过去留给我们深刻印象的《女篮五号》《沙鸥》等影片至今让我们感慨：要看到打动人心的国产体育影片越来越难了。
近日热播的《绝杀慕尼黑》是一部引发广泛讨论的体育类型电影。其实关于慕尼黑奥运会的作品，最有影响的是《慕尼黑惨案》，重现11名以色列运动员、教练员被巴勒斯坦“黑九月”组织杀害的“慕尼黑惨案”，导演是著名的史蒂文·斯皮尔伯格，还有一部加拿大人乔治·乔纳斯执笔的纪实文学作品《天谴行动》（2016年1月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出版），这两部作品都将慕尼黑惨案及后续以色列的复仇行动作为关注点，引发了公众的探究欲望和深入思考。
《绝杀慕尼黑》这部影片的背景并不复杂，描述了苏联男篮第一次在奥运会上战胜不可一世的美国男篮获得历史上第一个男篮奥运会冠军的故事。从体育或者说男篮的角度看，这个事件放到今天来看，并没有独特的关注价值。原因很简单，1988年在韩国首尔举办的第24届奥运会上，美国人也丢掉了男篮金牌，排在他们前面的是苏联和南斯拉夫。1992年美国NBA职业队员参与奥运会以后，他们也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输给了最后获得冠军的阿根廷男篮。所以说，一次美国男篮丢掉奥运会冠军的事件，不足以引发独特的关注。然而，笔者关注的是1946年就开始职业化的美国男篮一直依靠业余的大学生运动员在奥运会上称王称霸，推行专业化体制的苏联男篮终结了他们的胜利，这种冷战时期世界体育竞技舞台上的制度较量和竞技博弈价值非同一般。
目前看来，世界上竞技体育存在业余、专业、职业、商业以及这四者的多重混合等类型，而其中的专业体制只在少数社会主义国家存在。“二战”之前的奥运会上通常是业余选手之间的竞争，“二战”以后随着苏联、南斯拉夫、匈牙利等社会主义国家专业运动员的参与，奥运会成为业余和专业选手的较量。随着1992年奥运会以后国际奥委会逐步放开对职业运动员的限制，奥运会赛场上出现的是业余、专业、职业选手的对抗。这三种选手都或多或少参与过商业赛事，以自身的运动天赋换取市场回报。1988年首尔奥运会男篮比赛堪称社会主义国家专业体育对资本主义国家业余体育的全面胜利，这届奥运会的金牌数前三名是苏联55、民主德国37、美国36，而男子篮球的冠军、亚军、季军分别是苏联、南斯拉夫、美国，是美国男篮奥运会历史上的最差排名。1992年美国职业男篮运动员登上奥运会舞台以后，他们也并非战无不胜，曾经有负于立陶宛队的经历，甚至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输给阿根廷队，直接丢掉了奥运会冠军。可以说，《绝杀慕尼黑》这部影片故事情节源于最后三秒钟的神奇逆转，其展示的两种竞技体育体制的较量背后的诸多元素成为这部体育电影的弦外之音，具有深入探究的价值。而社会主义专业体育体制的一次全面获胜（事实上慕尼黑奥运会上苏联的金牌数也大大超过美国）通过戏剧化的形式展现，成为这部电影打动人心的一个关键因素。
现在看来，即便职业化的美国男篮也并非不可战胜，而那时专业体制下的苏联男篮能战胜业余体制下的美国大学生男篮，也是一次神话般的突破。从这个意义上来解读，已经步入职业化的中国男篮，最近甚至获得和美国NBA球队过招的机会，更没有必要在所谓的体制面前妄自菲薄。竞技体育背后的情怀、智慧、机敏和勇毅、坚韧、执着，这些才是我们应该尽力挖掘和极力追求的，是赛场上的情势变幻中掌握主动的法宝和根由。当然，大约二十年前以清华大学跳水队为代表的院校竞技人才贯通化培养尝试取得的空前成功以及其后遭逢的曲折，也是我们今天审视中国竞技体育演进中的矛盾和问题时不能忽视的视角。眼下，不少有识之士呼吁大学生运动员以个体或团队身份进入全运会的国内最高竞技舞台，也可以看成是对我们竞技体育体制完善的一种热盼。对于正在备战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来说，仅仅将这部影片的推荐理由限定在精神激励层面，显然是不够的，应该还有制度完善这样的开掘空间。当然，仅有大约一年备战时间的节点来谈制度完善，或许有点来不及。但时刻在竞技训练、选材等环节乃至细节中注意完善制度性建构，或许可以成为一种可以置入头脑中的意识和理念，这对于我们竞技体育的完善和发展何时都不会晚。
印度电影《摔跤吧！爸爸》以及眼下这部《绝杀慕尼黑》映衬出的一个尴尬现实是：国人怀念过去的带有时代强音和印记的诸多优秀的体育影片，呼唤优质国产体育电影的出现，一年一度的北京国际体育电影周，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往往是欧美体育电影，国产优秀作品凤毛麟角。那么，为什么我们现在很少能产出优秀体育电影呢？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苟仲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经专门提及，中国急需开门办体育、面向社会办体育，这是一种顺应时势的积极选择。我们也从近几年来的体育改革中看到了社会力量参与体育事务的积极取向。作为一名狂热的体育爱好者，笔者看到过很多优秀的体育报告文学乃至小说，也了解作者们深入体育工作者群体中获得鲜活的第一手资料的情况。不得不说，这些年中国体育电影的优秀作品不多，就与缺乏深入实际、深入生活的编剧、导演、演员等有着直接的關系。没有运动的本体感觉、没有运动员实际生活的体验、没有竞技场内外情感跌宕的体悟、没有指挥决策中艰难时刻的观摩，是无法诞生优秀的体育电影作品的。而中国竞技体育目前取得的辉煌成绩以及背后宝贵的精神财富，正需要这样的有准备、有情怀、有水准的电影人来展示和传达。袁伟民、陈忠和、郎平创造的女排辉煌、中国乒乓球队的国球荣耀、中国跳水队的孤独求败，无一不是可以生发出深刻的体育情怀和独特的竞技智慧乃至时代精神的电影素材。
选取经典赛事场景来挖掘戏剧化的背景，通过典型人物性格和故事的刻画来展示人文情怀和竞技精神，这是体育类型电影的一般套路。我们的不少体育影片就在这个方面欠缺不少，所以好作品罕见。这背后的原因或许正与影片的创作人员团队缺乏足够的深入体验和思考有关。所以，要想出现优质的体育电影，电影人的深入生活和深度挖掘还需要体育界的主动开放和积极配合，两者缺一不可。
（作者系温州大学教授，知名体育学者，奥林匹克研究专家；北京体育大学、江西财经大学博士生导师。）
然而，对于体育文学、体育文艺爱好者来说，体育电影委实是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特殊典型电影。过去留给我们深刻印象的《女篮五号》《沙鸥》等影片至今让我们感慨：要看到打动人心的国产体育影片越来越难了。
近日热播的《绝杀慕尼黑》是一部引发广泛讨论的体育类型电影。其实关于慕尼黑奥运会的作品，最有影响的是《慕尼黑惨案》，重现11名以色列运动员、教练员被巴勒斯坦“黑九月”组织杀害的“慕尼黑惨案”，导演是著名的史蒂文·斯皮尔伯格，还有一部加拿大人乔治·乔纳斯执笔的纪实文学作品《天谴行动》（2016年1月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出版），这两部作品都将慕尼黑惨案及后续以色列的复仇行动作为关注点，引发了公众的探究欲望和深入思考。
《绝杀慕尼黑》这部影片的背景并不复杂，描述了苏联男篮第一次在奥运会上战胜不可一世的美国男篮获得历史上第一个男篮奥运会冠军的故事。从体育或者说男篮的角度看，这个事件放到今天来看，并没有独特的关注价值。原因很简单，1988年在韩国首尔举办的第24届奥运会上，美国人也丢掉了男篮金牌，排在他们前面的是苏联和南斯拉夫。1992年美国NBA职业队员参与奥运会以后，他们也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输给了最后获得冠军的阿根廷男篮。所以说，一次美国男篮丢掉奥运会冠军的事件，不足以引发独特的关注。然而，笔者关注的是1946年就开始职业化的美国男篮一直依靠业余的大学生运动员在奥运会上称王称霸，推行专业化体制的苏联男篮终结了他们的胜利，这种冷战时期世界体育竞技舞台上的制度较量和竞技博弈价值非同一般。
目前看来，世界上竞技体育存在业余、专业、职业、商业以及这四者的多重混合等类型，而其中的专业体制只在少数社会主义国家存在。“二战”之前的奥运会上通常是业余选手之间的竞争，“二战”以后随着苏联、南斯拉夫、匈牙利等社会主义国家专业运动员的参与，奥运会成为业余和专业选手的较量。随着1992年奥运会以后国际奥委会逐步放开对职业运动员的限制，奥运会赛场上出现的是业余、专业、职业选手的对抗。这三种选手都或多或少参与过商业赛事，以自身的运动天赋换取市场回报。1988年首尔奥运会男篮比赛堪称社会主义国家专业体育对资本主义国家业余体育的全面胜利，这届奥运会的金牌数前三名是苏联55、民主德国37、美国36，而男子篮球的冠军、亚军、季军分别是苏联、南斯拉夫、美国，是美国男篮奥运会历史上的最差排名。1992年美国职业男篮运动员登上奥运会舞台以后，他们也并非战无不胜，曾经有负于立陶宛队的经历，甚至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输给阿根廷队，直接丢掉了奥运会冠军。可以说，《绝杀慕尼黑》这部影片故事情节源于最后三秒钟的神奇逆转，其展示的两种竞技体育体制的较量背后的诸多元素成为这部体育电影的弦外之音，具有深入探究的价值。而社会主义专业体育体制的一次全面获胜（事实上慕尼黑奥运会上苏联的金牌数也大大超过美国）通过戏剧化的形式展现，成为这部电影打动人心的一个关键因素。
现在看来，即便职业化的美国男篮也并非不可战胜，而那时专业体制下的苏联男篮能战胜业余体制下的美国大学生男篮，也是一次神话般的突破。从这个意义上来解读，已经步入职业化的中国男篮，最近甚至获得和美国NBA球队过招的机会，更没有必要在所谓的体制面前妄自菲薄。竞技体育背后的情怀、智慧、机敏和勇毅、坚韧、执着，这些才是我们应该尽力挖掘和极力追求的，是赛场上的情势变幻中掌握主动的法宝和根由。当然，大约二十年前以清华大学跳水队为代表的院校竞技人才贯通化培养尝试取得的空前成功以及其后遭逢的曲折，也是我们今天审视中国竞技体育演进中的矛盾和问题时不能忽视的视角。眼下，不少有识之士呼吁大学生运动员以个体或团队身份进入全运会的国内最高竞技舞台，也可以看成是对我们竞技体育体制完善的一种热盼。对于正在备战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来说，仅仅将这部影片的推荐理由限定在精神激励层面，显然是不够的，应该还有制度完善这样的开掘空间。当然，仅有大约一年备战时间的节点来谈制度完善，或许有点来不及。但时刻在竞技训练、选材等环节乃至细节中注意完善制度性建构，或许可以成为一种可以置入头脑中的意识和理念，这对于我们竞技体育的完善和发展何时都不会晚。
印度电影《摔跤吧！爸爸》以及眼下这部《绝杀慕尼黑》映衬出的一个尴尬现实是：国人怀念过去的带有时代强音和印记的诸多优秀的体育影片，呼唤优质国产体育电影的出现，一年一度的北京国际体育电影周，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往往是欧美体育电影，国产优秀作品凤毛麟角。那么，为什么我们现在很少能产出优秀体育电影呢？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苟仲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经专门提及，中国急需开门办体育、面向社会办体育，这是一种顺应时势的积极选择。我们也从近几年来的体育改革中看到了社会力量参与体育事务的积极取向。作为一名狂热的体育爱好者，笔者看到过很多优秀的体育报告文学乃至小说，也了解作者们深入体育工作者群体中获得鲜活的第一手资料的情况。不得不说，这些年中国体育电影的优秀作品不多，就与缺乏深入实际、深入生活的编剧、导演、演员等有着直接的關系。没有运动的本体感觉、没有运动员实际生活的体验、没有竞技场内外情感跌宕的体悟、没有指挥决策中艰难时刻的观摩，是无法诞生优秀的体育电影作品的。而中国竞技体育目前取得的辉煌成绩以及背后宝贵的精神财富，正需要这样的有准备、有情怀、有水准的电影人来展示和传达。袁伟民、陈忠和、郎平创造的女排辉煌、中国乒乓球队的国球荣耀、中国跳水队的孤独求败，无一不是可以生发出深刻的体育情怀和独特的竞技智慧乃至时代精神的电影素材。
选取经典赛事场景来挖掘戏剧化的背景，通过典型人物性格和故事的刻画来展示人文情怀和竞技精神，这是体育类型电影的一般套路。我们的不少体育影片就在这个方面欠缺不少，所以好作品罕见。这背后的原因或许正与影片的创作人员团队缺乏足够的深入体验和思考有关。所以，要想出现优质的体育电影，电影人的深入生活和深度挖掘还需要体育界的主动开放和积极配合，两者缺一不可。
（作者系温州大学教授，知名体育学者，奥林匹克研究专家；北京体育大学、江西财经大学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