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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后美国历史上，有一个“冷战”色彩浓厚的组织像不断复活的“僵尸”一样，曾四次出现在政治舞台上，这就是“当前危险委员会”（Committee on the Present Danger）。尽管不同时期的“当前危险委员会”目标不尽相同，但做法基本一致：渲染美国面临的威胁，提出应对战略和政策。
首个“当前危险委员会”成立于1950年12月，主要成员是杜鲁门政府一些高级国家安全专业人员，由曾参与核武开发的詹姆斯·科南特、陆军部副部长特雷西·沃利斯等人领导，成员包括50多名专家学者和知名人士，比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倡导者瓦尔内尔·布什、中央情报局前身战时情报局的局长威廉·多诺万等。这个委员会成立的目的是为了支持杜鲁门总统的国家安全政策，其所认定的“当前危险”就是“苏联的扩张性战略”。
这一版的“当前危险委员会”积极寻求国会对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的支持。这是一份战略计划文件，要求美国国防开支增加两倍。为此，“当前危险委员会”成员们精心筹划了一系列发表演讲、国会作证等活动。在他们的积极游说下，美国国会做出了回应，国防支出大幅度增加。
第二个“当前危险委员会”成立于1976年11月，目标同样是应对苏联“威胁”，主要由一批不满福特政府和卡特政府对苏政策的两党“鹰派”人士组成，核心成员包括民主党的亨利·杰克逊和共和党的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这届委员会试图阻止对苏联关系的缓和并扭转越南战争之后美国军事开支不断调低的趋势。为此，它与媒体建立关系，派出成员巡回演讲，大造舆论，逼迫白宫做出让步。在卡特任内，“当前危险委员会”本质上是个“影子”外交政策内阁。里根当选总统后，“当前危险委员会”的46名成员向其候任团队提供政策建议，其中33人成为里根政府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班底的重要成员，比如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理查德·艾伦、国务卿乔治·舒尔茨、中情局局长威廉·凯西、常驻联合国代表珍妮·柯克帕特里克。
第三个“当前危险委员会”成立于2004年7月，由前国务卿舒尔茨和中情局前局长伍尔西共同担任主席，名誉主席包括“鹰派”参议员约瑟夫·利伯曼（民主党）、约翰·基尔（共和党），成员同样云集了美政界和智库保守主义名人，如前常驻联合国代表柯克帕特里克、刚卸任国防部副部长的道夫·扎克海姆、前众议长纽特·金里奇等，他们与“新美国世纪计划”联系密切，后者在推动小布什政府发动第二次伊拉克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该委员会公开宣称，其“单一任务”是倡导旨在打赢全球反恐战争的政策。这一版“当前危险委员会”坚决主张在宗教和思想领域开展反恐战争。利伯曼和基尔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的联合专栏文章中将反恐战争比作冷战，称“太多人没有充分意识到敌人在世界范围内的邪恶设计，敌人包括对所有美国人发动圣战并在中东建立了极权主义的宗教帝国”。
2019年3月25日，在中美竞争和摩擦日趋激烈的氛围中，第四个“当前危险委员会”在华盛顿成立。与前三个不同的是，第四个委员会在自己的名称中直接加注了“中国”，即“当前危险委员会：中国”（Committee on the Present Danger：China）。委员会的构成也更为复杂，不仅新老保守主义名人共济一堂，还有华裔骨干分子混迹其中。委员会正副主席分别是美国战略集团总裁布莱恩·肯尼迪和前国防部副部长弗兰克·加夫尼，骨干成员包括特朗普的前战略策划师史蒂夫·班农、前众议长金里奇、前中情局局长詹姆斯·伍尔西、美国之音中文部前主任龚小夏等。
该委员会毫不避讳，其成立目的就是“教育政策制定者和美国人民”，让他们“了解中国共产党构成的致命威胁”。该委员会认为，中国与过去的苏联一样，对美国和自由世界构成了意识形态上的严重威胁，必须建议和倡导能够击败中国、保持美国和自由世界强大与安全的战略和政策。针对新版“当前危险委员会”的成立，美国安全政策中心在同一天发文称：40年前，“当前危险委员会”曾帮助里根总统击败美国的冷战对手苏联;今天，新的委员会将帮助特朗普总统以同样的“成就”应对中共对美国构成的“威胁”。
“当前危险委员会：中国”成立后，迅速在美各地展开活动，影响比较大的有：2019年4月，在华盛顿举办以“应对中国挑战”为主题的高层论坛，在纽约举行面向商业和金融界高端人士的“应对中国经济挑战”研讨会;6月，在芝加哥以“中国对美国制造商发起的超限战”为题举办面向1200多名企业界人士的会议。此外，还在南、北卡罗来纳、马里兰、得克萨斯等州举行多场活动，向当地精英和民众介绍“日益增强的中国威胁”。新冠疫情在美大流行后，“当前危险委员会”转而举办线上活动，继续加紧渲染“中国威胁论”。
首先，呼吁美国社会“警醒”，认清美国面对的真正主要威胁来自哪里。金里奇说，美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还在睡大觉，“没有醒来，不清楚自己面前的最大问题是什么，也不清楚问题有多严重”，所以未能形成能有效对付中国的政治基础。
2019年3月25日美国“外交”网站发表题为《冷战回来了》的文章，介绍“应对当前危险委员会：中国”的成立背景。文章配图中的人物即为前白宫首席战略师班农。
其次，认定美国与中国的竞争是一场“文明间的冲突”。金里奇直指美中正在进行的“是不同文明间的较量”。前国务院政策规划司主任基隆·斯金纳对此深表赞同，认为美中之间的“文明和意识形态冲突”论其范畴是远远超出国家利益差异的。斯金纳本人曾在美国国务院根据国务卿彭佩奥的授意主持制定对华政策文件，基调便是将美国与中国的矛盾定性为“文明冲突”，这个文件因遭遇美国战略界的强烈质疑而中途流产。
再者，宣称中国过去几十年来一直在使用不对称的金融、经济、网络、间谍、政治手段以及其他非常规技术，对美国进行一场“超限战”，不断削弱美国的创新能力。该委员会主办的一些论坛危言耸听地说，一旦中国通过“超限战”获得压倒性的创新能力，美国将沦为中国的经济附庸。
该委员会还造谣说，中国共产党一直试图通过控制海外华人社群、影响西方媒体和学术界、窃取美国公民信息等手段，从内部破坏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颠覆美国人的观念和行为。
“當前危险委员会：中国”的出现反映了美国对外战略深陷冷战思维、欲针对中国挑起“新冷战”的严酷现实。这个委员会极力在美国社会制造新的“红色恐慌”，大声呼吁美国放弃长期以来的所谓“绥靖政策”，在各个领域反击来自中国的“威胁”，甚至扬言“只要共产党继续在中国执政，美中就不可能共存”。不过，对于这个委员会散布的论调，很多美国资深的战略界人士并不认同，《美国保守派》杂志资深编辑丹尼尔·拉里森、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中国问题专家谢淑丽就认为，该委员会是由一批“大惊小怪者”组成的。表示，这个委员会的做法会破坏两国之间仅存的一点善意，对美中关系来说才是真正的危险所在。
（作者为浙江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世界史所教授）
前世：不断渲染冷战氛围
首个“当前危险委员会”成立于1950年12月，主要成员是杜鲁门政府一些高级国家安全专业人员，由曾参与核武开发的詹姆斯·科南特、陆军部副部长特雷西·沃利斯等人领导，成员包括50多名专家学者和知名人士，比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倡导者瓦尔内尔·布什、中央情报局前身战时情报局的局长威廉·多诺万等。这个委员会成立的目的是为了支持杜鲁门总统的国家安全政策，其所认定的“当前危险”就是“苏联的扩张性战略”。
这一版的“当前危险委员会”积极寻求国会对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的支持。这是一份战略计划文件，要求美国国防开支增加两倍。为此，“当前危险委员会”成员们精心筹划了一系列发表演讲、国会作证等活动。在他们的积极游说下，美国国会做出了回应，国防支出大幅度增加。
第二个“当前危险委员会”成立于1976年11月，目标同样是应对苏联“威胁”，主要由一批不满福特政府和卡特政府对苏政策的两党“鹰派”人士组成，核心成员包括民主党的亨利·杰克逊和共和党的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这届委员会试图阻止对苏联关系的缓和并扭转越南战争之后美国军事开支不断调低的趋势。为此，它与媒体建立关系，派出成员巡回演讲，大造舆论，逼迫白宫做出让步。在卡特任内，“当前危险委员会”本质上是个“影子”外交政策内阁。里根当选总统后，“当前危险委员会”的46名成员向其候任团队提供政策建议，其中33人成为里根政府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班底的重要成员，比如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理查德·艾伦、国务卿乔治·舒尔茨、中情局局长威廉·凯西、常驻联合国代表珍妮·柯克帕特里克。
第三个“当前危险委员会”成立于2004年7月，由前国务卿舒尔茨和中情局前局长伍尔西共同担任主席，名誉主席包括“鹰派”参议员约瑟夫·利伯曼（民主党）、约翰·基尔（共和党），成员同样云集了美政界和智库保守主义名人，如前常驻联合国代表柯克帕特里克、刚卸任国防部副部长的道夫·扎克海姆、前众议长纽特·金里奇等，他们与“新美国世纪计划”联系密切，后者在推动小布什政府发动第二次伊拉克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该委员会公开宣称，其“单一任务”是倡导旨在打赢全球反恐战争的政策。这一版“当前危险委员会”坚决主张在宗教和思想领域开展反恐战争。利伯曼和基尔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的联合专栏文章中将反恐战争比作冷战，称“太多人没有充分意识到敌人在世界范围内的邪恶设计，敌人包括对所有美国人发动圣战并在中东建立了极权主义的宗教帝国”。
今生：制造新的“红色恐慌”
2019年3月25日，在中美竞争和摩擦日趋激烈的氛围中，第四个“当前危险委员会”在华盛顿成立。与前三个不同的是，第四个委员会在自己的名称中直接加注了“中国”，即“当前危险委员会：中国”（Committee on the Present Danger：China）。委员会的构成也更为复杂，不仅新老保守主义名人共济一堂，还有华裔骨干分子混迹其中。委员会正副主席分别是美国战略集团总裁布莱恩·肯尼迪和前国防部副部长弗兰克·加夫尼，骨干成员包括特朗普的前战略策划师史蒂夫·班农、前众议长金里奇、前中情局局长詹姆斯·伍尔西、美国之音中文部前主任龚小夏等。
该委员会毫不避讳，其成立目的就是“教育政策制定者和美国人民”，让他们“了解中国共产党构成的致命威胁”。该委员会认为，中国与过去的苏联一样，对美国和自由世界构成了意识形态上的严重威胁，必须建议和倡导能够击败中国、保持美国和自由世界强大与安全的战略和政策。针对新版“当前危险委员会”的成立，美国安全政策中心在同一天发文称：40年前，“当前危险委员会”曾帮助里根总统击败美国的冷战对手苏联;今天，新的委员会将帮助特朗普总统以同样的“成就”应对中共对美国构成的“威胁”。
“当前危险委员会：中国”成立后，迅速在美各地展开活动，影响比较大的有：2019年4月，在华盛顿举办以“应对中国挑战”为主题的高层论坛，在纽约举行面向商业和金融界高端人士的“应对中国经济挑战”研讨会;6月，在芝加哥以“中国对美国制造商发起的超限战”为题举办面向1200多名企业界人士的会议。此外，还在南、北卡罗来纳、马里兰、得克萨斯等州举行多场活动，向当地精英和民众介绍“日益增强的中国威胁”。新冠疫情在美大流行后，“当前危险委员会”转而举办线上活动，继续加紧渲染“中国威胁论”。
在这些活动中，该委员会极力散布以下观点：
首先，呼吁美国社会“警醒”，认清美国面对的真正主要威胁来自哪里。金里奇说，美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还在睡大觉，“没有醒来，不清楚自己面前的最大问题是什么，也不清楚问题有多严重”，所以未能形成能有效对付中国的政治基础。
其次，认定美国与中国的竞争是一场“文明间的冲突”。金里奇直指美中正在进行的“是不同文明间的较量”。前国务院政策规划司主任基隆·斯金纳对此深表赞同，认为美中之间的“文明和意识形态冲突”论其范畴是远远超出国家利益差异的。斯金纳本人曾在美国国务院根据国务卿彭佩奥的授意主持制定对华政策文件，基调便是将美国与中国的矛盾定性为“文明冲突”，这个文件因遭遇美国战略界的强烈质疑而中途流产。
再者，宣称中国过去几十年来一直在使用不对称的金融、经济、网络、间谍、政治手段以及其他非常规技术，对美国进行一场“超限战”，不断削弱美国的创新能力。该委员会主办的一些论坛危言耸听地说，一旦中国通过“超限战”获得压倒性的创新能力，美国将沦为中国的经济附庸。
该委员会还造谣说，中国共产党一直试图通过控制海外华人社群、影响西方媒体和学术界、窃取美国公民信息等手段，从内部破坏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颠覆美国人的观念和行为。
“當前危险委员会：中国”的出现反映了美国对外战略深陷冷战思维、欲针对中国挑起“新冷战”的严酷现实。这个委员会极力在美国社会制造新的“红色恐慌”，大声呼吁美国放弃长期以来的所谓“绥靖政策”，在各个领域反击来自中国的“威胁”，甚至扬言“只要共产党继续在中国执政，美中就不可能共存”。不过，对于这个委员会散布的论调，很多美国资深的战略界人士并不认同，《美国保守派》杂志资深编辑丹尼尔·拉里森、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中国问题专家谢淑丽就认为，该委员会是由一批“大惊小怪者”组成的。表示，这个委员会的做法会破坏两国之间仅存的一点善意，对美中关系来说才是真正的危险所在。
（作者为浙江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世界史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