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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学的空白
就藏书领域而言，现在的藏书人，大致可以分为几个层面。一方面，原先的爱书人，因为所选对象的价值得到充分肯定，激起更大的收藏热情；另一方面，书价连年大幅攀升的趋势，吸引了相当一部分投资者，包括企业财团，时出大手笔；再一方面，一些初涉收藏圈的新手，以为旧书易得，投入不高，赝品尤少，也就放心地由此入门。不夸张地说，现在的古旧书市场上，真是什么书都有人去买、什么价都有人敢出。
图书收藏，与其他收藏领域一样，在摸索下海的阶段，有一些盲目性自是在所难免。有的人跟着兴趣走，有的人跟着市场走，有的人跟着传媒走，有的人跟着感觉走，只要能够自得其乐，也就无可非议。不过，一个人倘若真正有志在藏书领域中大显身手，那就或迟或早，总会去扣版本学的大门。
版本学这门学问，并不玄虚，简单地说，就是弄清世界上大致有些什么图书，它们各具有什么样的形态，在出版史上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并从中探究其特点与规律，以求对图书版本给予正确评价。由此自然也就可以明白，为什么某些书令人喜爱，某些书却让人不屑一顾；为什么有的书迟早会成为藏界的宠儿，有的书却永远难登大雅之堂。
传统的版本学，都是从图书的“人之初”开始说起，重点在宋、元，而延及明、清，论及清代道光以降的图书版本状况，往往以“衰退”二字一笔带过；对于近现代图书版本，即偶有涉及，也语焉不详。然而，今天的读者与藏书者有可能接触到的古旧书，基本上是近现代出版物；就是在拍卖场上，近现代出版物所占的比重也与日俱增，且多有不俗的表现。当代的民间藏书活动，最迫切需要的，就是在近现代图书版本上的指导。而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正统版本学，恰恰在近现代图书版本的研究上，几乎是空白。
这种理论与实践的错位，固然有理论必然后于实践的因素，但对于近现代图书版本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可能是更深层的因素。有的人误以为只有古籍才谈得上版本问题，版本学就是以古籍版本为研究对象的；有的人则认定近现代是中国图书版本的“衰退”时期，乏善可陈，自不足论。
笔者以为，所谓中国图书出版在近现代的“衰退”，只是一个基于雕版印刷技术的简单判断，并不符合出版史的实际。恰恰相反，十九世纪后半叶，西方印刷技术进入中国，此后一百余年间，是中国图书出版品种最为丰富、数量空前增加的时期，也是版本形态变化最为繁复、进步最为迅速的时期。
然而，对于近现代图书版本的讨论，多仍局限于具体与微观的角度，除了姜德明先生的《新文学版本》外，至今尚未见有人对中国近现代图书版本作宏观、系统、全面、规范地研究，未见有够份量的近现代图书版本论著问世，不能不说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遗憾。
近现代一百年，是古老中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一百年。中国的出版业，同样也面临着一场脱胎换骨的巨变。西方现代印刷技术进入中国之后，中国传统的雕版印刷技术，与新技术有一个并存的时期，但在短短几十年之间，就急剧衰退，终至完全退出出版产业；照相石印和铅字排印成为中国图书出版的主流，西式的平装和精装也取代了传统的线装形式。
同时，这一阶段中不断革新的制版印刷技术，不断提高的图书装帧艺术，不断完善的版权保护办法，产生了极其丰富的图书版本形态。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随着电脑激光照排技术的普及与提高，印刷技艺又渐趋统一。出版史上这一“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轮回，暂时告一段落。对于今天的专业研究者，梳理这一切，都是相当严峻的课题。至于普通的读者和收藏者，面对这些问题，自然会有更大的难度。
话说修订本
旧时严谨的学者作家，拿到新出版的样书，定要再行校读，将书中的错误一一改正，赠人时更是如此。到了现当代，也有人采取简便一些的办法，就是油印或铅印出一张勘误表来，附在书后；复印机普及以后，又出现了复印的勘误表。这样的本子，应都可以归入批校本一类。
但是，著者对原著的内容文字，进行大规模的修改订补，以供重行出版，这就越出传统批校本的涵盖范畴了。古代的修订本，通常会在序跋中加以说明，甚至直接在封面或书名上标出“增补”、“修订”字样。现代版权页产生以后，这种经过修订重版的图书，同样会在版权页上标明“修订版”、“增补版”。
一般地说，修订版的图书，从阅读、使用价值上来说，要高于未修订本。今天的藏书者往往看重初版本，轻忽再版本，其实再版本往往有再版本的可贵之处。这个道理，姜德明先生在《新文学版本》中，已经讲得很透彻。不过事情都会有例外，越改越糟的书，也不会没有。比如吴晗先生的《朱元璋传》，三改四修，后出的本子就未必比初时精当。再如王士菁先生的《鲁迅传》，民国三十七年（一九四八）一月新知书店初版，大三十二开本，五百一十八页，近四十万字；这是第一部中国人所写的鲁迅先生的传记，前有许广平先生序，后有周建人先生跋，都对此书做了充分肯定。然而一九五九年出版的同样由王士菁先生署名的《鲁迅传》，只剩下了约一半篇幅，并且在一九七七年、一九八一年两次修订重印，个中优劣，不言自明。
保留着著者大量手迹的修订底本，实际上相当于一种新的稿本，自然更应珍惜。
笔者一向留心文人学者的墨迹，但完整的修订底本，也只收得一种，就是谢成侠先生重行补校的《司牧安骥集》。此书一名《安骥集》，传为唐宗室李石所著，是幸得保存的几种重要古代兽医书籍之一，宋明以来一再翻刻，以至传本错字、漏字颇多，缺少好的校注本。谢先生在一九五六年十月，以南京图书馆所藏明弘治十七年（一五零四）重刊本为底本，将此书标点、校勘，由中华书局于一九五七年六月出版，共印三千册，其中平装本二千七百五十册，精装本仅二百五十册。在书尾《司牧安骥集跋》中，谢先生谨慎地写道：“由于时间匆促，未能作更详细的校勘，又未及作出校注，深引为憾。其中错误，希望读者多多指正。”
此书问世后，谢成侠先生并不满意。一九五九年春季，他即以初版本为底本，重行补校。一方面，是改正了数以百计的错字，有一页中就改出错字十余处的；另一方面，在每一篇文章后，都增加了数条以至数十条校记，如《三十六起卧病源图歌》一文的校记，从二条增加到三十一条，不得不加粘纸页。此外有的篇章还调整了次序。书尾粘贴有谢先生所写的《重印附记》，可惜后半佚失，只存开头一节，说明了他做此补校的原因：“这本书的付印，由于校勘工作做得很仓促，以致大部分仍照原刊本，因而其中错误仍是很多，因此一年多来老是放在心头。”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谢先生的补校工作已经完成，这一补校本却似未能出版。笔者搜检多种出版资料，都未见有此补校本出版的信息。其原因，大约是一九五九年底农业出版社已经出版了邹介正、马孝劬教授的《司牧安骥集（校正）》。谢先生所据弘治本虽称海内孤本，但仅存五卷；而邹本又根据北京图书馆藏本增加了《安骥药方》、《畜牧纂验方》等内容，成为八卷本。八卷本遂成为此书的定本。
谢成侠先生，一九一四年六月生，一九九六年十二月逝世，中国现代养马学和畜牧兽医史的奠基人，南京农业大学畜牧系教授。他在治学上精益求精，对早年的几种专著都曾进行认真修订。《中国养禽史》的修订底本，在他去世后也流散出来，被南京雅籍旧书店店主购得，后来是南方藏书家何家干先生购去。不过《中国养禽史》的修订本，一九九五年已由农业出版社出版。谢成侠先生的另一名著《中国养马史》，也由农业出版社在一九九一年出版了修订本。
(摘自《版本杂谈》)
就藏书领域而言，现在的藏书人，大致可以分为几个层面。一方面，原先的爱书人，因为所选对象的价值得到充分肯定，激起更大的收藏热情；另一方面，书价连年大幅攀升的趋势，吸引了相当一部分投资者，包括企业财团，时出大手笔；再一方面，一些初涉收藏圈的新手，以为旧书易得，投入不高，赝品尤少，也就放心地由此入门。不夸张地说，现在的古旧书市场上，真是什么书都有人去买、什么价都有人敢出。
图书收藏，与其他收藏领域一样，在摸索下海的阶段，有一些盲目性自是在所难免。有的人跟着兴趣走，有的人跟着市场走，有的人跟着传媒走，有的人跟着感觉走，只要能够自得其乐，也就无可非议。不过，一个人倘若真正有志在藏书领域中大显身手，那就或迟或早，总会去扣版本学的大门。
版本学这门学问，并不玄虚，简单地说，就是弄清世界上大致有些什么图书，它们各具有什么样的形态，在出版史上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并从中探究其特点与规律，以求对图书版本给予正确评价。由此自然也就可以明白，为什么某些书令人喜爱，某些书却让人不屑一顾；为什么有的书迟早会成为藏界的宠儿，有的书却永远难登大雅之堂。
传统的版本学，都是从图书的“人之初”开始说起，重点在宋、元，而延及明、清，论及清代道光以降的图书版本状况，往往以“衰退”二字一笔带过；对于近现代图书版本，即偶有涉及，也语焉不详。然而，今天的读者与藏书者有可能接触到的古旧书，基本上是近现代出版物；就是在拍卖场上，近现代出版物所占的比重也与日俱增，且多有不俗的表现。当代的民间藏书活动，最迫切需要的，就是在近现代图书版本上的指导。而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正统版本学，恰恰在近现代图书版本的研究上，几乎是空白。
这种理论与实践的错位，固然有理论必然后于实践的因素，但对于近现代图书版本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可能是更深层的因素。有的人误以为只有古籍才谈得上版本问题，版本学就是以古籍版本为研究对象的；有的人则认定近现代是中国图书版本的“衰退”时期，乏善可陈，自不足论。
笔者以为，所谓中国图书出版在近现代的“衰退”，只是一个基于雕版印刷技术的简单判断，并不符合出版史的实际。恰恰相反，十九世纪后半叶，西方印刷技术进入中国，此后一百余年间，是中国图书出版品种最为丰富、数量空前增加的时期，也是版本形态变化最为繁复、进步最为迅速的时期。
然而，对于近现代图书版本的讨论，多仍局限于具体与微观的角度，除了姜德明先生的《新文学版本》外，至今尚未见有人对中国近现代图书版本作宏观、系统、全面、规范地研究，未见有够份量的近现代图书版本论著问世，不能不说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遗憾。
近现代一百年，是古老中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一百年。中国的出版业，同样也面临着一场脱胎换骨的巨变。西方现代印刷技术进入中国之后，中国传统的雕版印刷技术，与新技术有一个并存的时期，但在短短几十年之间，就急剧衰退，终至完全退出出版产业；照相石印和铅字排印成为中国图书出版的主流，西式的平装和精装也取代了传统的线装形式。
同时，这一阶段中不断革新的制版印刷技术，不断提高的图书装帧艺术，不断完善的版权保护办法，产生了极其丰富的图书版本形态。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随着电脑激光照排技术的普及与提高，印刷技艺又渐趋统一。出版史上这一“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轮回，暂时告一段落。对于今天的专业研究者，梳理这一切，都是相当严峻的课题。至于普通的读者和收藏者，面对这些问题，自然会有更大的难度。
话说修订本
旧时严谨的学者作家，拿到新出版的样书，定要再行校读，将书中的错误一一改正，赠人时更是如此。到了现当代，也有人采取简便一些的办法，就是油印或铅印出一张勘误表来，附在书后；复印机普及以后，又出现了复印的勘误表。这样的本子，应都可以归入批校本一类。
但是，著者对原著的内容文字，进行大规模的修改订补，以供重行出版，这就越出传统批校本的涵盖范畴了。古代的修订本，通常会在序跋中加以说明，甚至直接在封面或书名上标出“增补”、“修订”字样。现代版权页产生以后，这种经过修订重版的图书，同样会在版权页上标明“修订版”、“增补版”。
一般地说，修订版的图书，从阅读、使用价值上来说，要高于未修订本。今天的藏书者往往看重初版本，轻忽再版本，其实再版本往往有再版本的可贵之处。这个道理，姜德明先生在《新文学版本》中，已经讲得很透彻。不过事情都会有例外，越改越糟的书，也不会没有。比如吴晗先生的《朱元璋传》，三改四修，后出的本子就未必比初时精当。再如王士菁先生的《鲁迅传》，民国三十七年（一九四八）一月新知书店初版，大三十二开本，五百一十八页，近四十万字；这是第一部中国人所写的鲁迅先生的传记，前有许广平先生序，后有周建人先生跋，都对此书做了充分肯定。然而一九五九年出版的同样由王士菁先生署名的《鲁迅传》，只剩下了约一半篇幅，并且在一九七七年、一九八一年两次修订重印，个中优劣，不言自明。
保留着著者大量手迹的修订底本，实际上相当于一种新的稿本，自然更应珍惜。
笔者一向留心文人学者的墨迹，但完整的修订底本，也只收得一种，就是谢成侠先生重行补校的《司牧安骥集》。此书一名《安骥集》，传为唐宗室李石所著，是幸得保存的几种重要古代兽医书籍之一，宋明以来一再翻刻，以至传本错字、漏字颇多，缺少好的校注本。谢先生在一九五六年十月，以南京图书馆所藏明弘治十七年（一五零四）重刊本为底本，将此书标点、校勘，由中华书局于一九五七年六月出版，共印三千册，其中平装本二千七百五十册，精装本仅二百五十册。在书尾《司牧安骥集跋》中，谢先生谨慎地写道：“由于时间匆促，未能作更详细的校勘，又未及作出校注，深引为憾。其中错误，希望读者多多指正。”
此书问世后，谢成侠先生并不满意。一九五九年春季，他即以初版本为底本，重行补校。一方面，是改正了数以百计的错字，有一页中就改出错字十余处的；另一方面，在每一篇文章后，都增加了数条以至数十条校记，如《三十六起卧病源图歌》一文的校记，从二条增加到三十一条，不得不加粘纸页。此外有的篇章还调整了次序。书尾粘贴有谢先生所写的《重印附记》，可惜后半佚失，只存开头一节，说明了他做此补校的原因：“这本书的付印，由于校勘工作做得很仓促，以致大部分仍照原刊本，因而其中错误仍是很多，因此一年多来老是放在心头。”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谢先生的补校工作已经完成，这一补校本却似未能出版。笔者搜检多种出版资料，都未见有此补校本出版的信息。其原因，大约是一九五九年底农业出版社已经出版了邹介正、马孝劬教授的《司牧安骥集（校正）》。谢先生所据弘治本虽称海内孤本，但仅存五卷；而邹本又根据北京图书馆藏本增加了《安骥药方》、《畜牧纂验方》等内容，成为八卷本。八卷本遂成为此书的定本。
谢成侠先生，一九一四年六月生，一九九六年十二月逝世，中国现代养马学和畜牧兽医史的奠基人，南京农业大学畜牧系教授。他在治学上精益求精，对早年的几种专著都曾进行认真修订。《中国养禽史》的修订底本，在他去世后也流散出来，被南京雅籍旧书店店主购得，后来是南方藏书家何家干先生购去。不过《中国养禽史》的修订本，一九九五年已由农业出版社出版。谢成侠先生的另一名著《中国养马史》，也由农业出版社在一九九一年出版了修订本。
(摘自《版本杂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