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中国几乎都被公认为最爱“学习”的国度之一。老一辈会常常念叨“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的古训，课本里也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式的教导。
　　尽管时代和学习内容在变化，中国人对“学到老”的认可和向往并没有发生多少改变，最近几年似乎还有了愈演愈烈之势。
　　在2019年9月刊封面报道《学习的国度》中，我们就探讨了当下中国人对于学习这件事的“疯狂”，上到征战商场的企业家，下到学业已然繁重的儿童，都想通过额外受教育的方式实现“弯道超车”。
　　而这种在人生各个阶段、生活各个层面渴望被指引的需求，不仅大大拓展了学习的含义与范围，也催生出一批新的以“导师”为title的职业。
　　这些或全职或兼职的导师，不同于学校里教授通用知识或是某项具体技能的老师。他们教授的内容并非纯知识性的，听上去或许还有些“玄妙”。因为他们会从复杂多变的世事中抽取出一些通用的方法论，针对你的问题，为你提供建议，甚至帮助你“重塑思维方式”。
　　其中的一些导师还有些“不按常理出牌”。他们会以“外行人”的角度，用“跳脱性思维”指导“内行人”。
　　2018年7月，IDG资本宣布邀请科幻小说《三体》的作者刘慈欣出任公司“首席畅想官”。在很多人看来，这项合作品牌代言价值大于战略合作价值，但在中国，科幻小说家被邀请到公司担任“畅想导师”正在成为一个新潮流。或多或少，他们和公司聘请的顾问一样，也会为公司的发展战略提供“指导”。
　　的确，规模再大的公司，也需要不断面向未来搜寻新的商业机会。对于那些已经走在时代和技术前沿的技术大公司来说，最担心的就是因为前方没有标的而看不到未来的轮廓——畅想导师试图解决的就是这类问题。
　　在科幻作家陈楸帆2019年的工作项目里，与公司打交道的项目占了十余条。此前，他当然也会和公司接触，但合作形式还是以内容创作为主，也就是所谓的“采风”。比如陈楸帆曾以蚂蚁金服的业务为原型，写了一篇名为《无债之人》的科幻小说。有时，他也根据合作企业的新产品写一些剧本。
　　不过今年，陈楸帆成了“畅想导师”。几个月前，他被邀请加入创新工场举办的“DeeCamp”人工智能训练营，为即将跨入AI行业的600名学员讲述科幻伦理，以及怎样用科幻思维实现创新。
　　他还曾被一家研究自动驾驶项目的公司邀请，去探讨自动驾驶广泛应用后可能产生的问题：比如黑客干扰汽车会怎样，出现极端天气或自然灾害会怎样，机器突然掉线了无法接入云端会怎样……“这些都很可能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但也都是非常‘科幻’的想象。”陈楸帆对《第一财经》杂志说，“当然，你不能像写小说那样过于天马行空地去构想，要遵循一定的商业规律。”
　　帮助科学从业者从人文伦理的角度，更多元地思考人类和技术的关系，这是陈楸帆对于“畅想导师”一职的描述。公司需要针对一些未来技术可能产生危害的情景提前准备防御机制，而这些颇具戏剧化的极端想象，以及推导因此产生的连锁反应，恰恰是科幻作家在创作时经常思考的。
　　当然，在成为畅想导师之前，陈楸帆需要先做一回学生——公司会邀请相关领域的科学家们先给他上几节技术解读课。在此之前，技术公司更多从高校人文学科教授那听取建议，但反馈下来的效果并不理想。
　　对于这一新角色，陈楸帆或许有些天然的优势。作为中国科幻小说银河奖、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的获奖者，他在成为全职作家前，曾在百度、Google等技术公司就职，也见证了早期中国技术公司与科幻文学界的“触电”。
　　其实2016年的愚人节，当时还在百度担任首席科学家的吴恩达带头发起了一个名为“凡尔纳计划”的项目，就曾邀请包括刘慈欣、刘宇昆、姚海军、陈楸帆在内的知名科幻作家加入，同科学家一起探讨人工智能。
　　而技术公司向科幻作家“取经”，在美国早已不是一件新鲜事，甚至还诞生了一家专门以此为业的公司Scifuture，它成立于2012年，签约了200多位科幻作家，为企业定制“未来模型”。其商业模式很简单，企业客户支付给Scifuture数万美元的初始费用后，几十位科幻作家会根据相应的方向构思故事，这些故事将被从知识产权、新奇感和技术可操作性等维度被评判，Scifuture将优秀的故事反馈给企业客户，并进一步收取费用。
　　随着中国科幻文学的“出圈”，以及中国技术公司对“脑洞”的迫切需求，“畅想导师”一职也开始流行起来，不过能够胜任的只有几位头部科幻作家而已。
　　“我最近在思考的问题是，能不能把科幻写作中一些与创意相关的框架性的东西提炼出来，转化成一个企业做产品设计的工具，可以用来做培训或咨询，这是比‘畅想’更加落地的事情。”陈楸帆说道，最近他正在翻译一本与之相关的书，并尝试总结出自己的方法论。
　　如果说技术公司焦虑于10年后自己的产品是否还能踩准商业脉搏，那对于个体的公司人来说，更迫切的是为当下的生存而斗争。其中创业者的“生存焦虑”尤甚。
　　过去的一年或许对大多数创业者来说，都是一个不想回首的艰难之年，也许他们都曾读过本·霍洛维茨的《创业维艰》，但在公司发展不顺时，除了绞尽脑汁改良经营和管理，创业者通常还会对自己再次发出“灵魂拷问”：我为什么要创业？
　　朱丹自称是一位帮助创业者寻找这个答案的人。2018年年底，她成为混沌大学首批领教之一，如今她的照片被放置在混沌大学官网领教员列表的首行，照片下標注的身份是“心灵导师”。 　　“我目前的职业还是有点特别，既不是传统的培训师，也不是企业顾问，这是一个新职业。”朱丹告诉《第一财经》杂志，她对自己所授课程的描述是：以探寻人生使命为目标，而本质上是寻找自我，让人们从外在评价系统回到内在评价系统里，从而找回自己最真实的动力。
　　朱丹认为，提升创业人的心智才是促进经营的一条“捷径”。所以她总会如此告诉自己的学员：“当我们拥有一定金钱的时候，目前这个工作你可以选择做还是不做，是有选择自由的，而不是多了无数的‘不得不’，这偏离了我们当初赚钱的初衷，我认识的人，有的最后进了监狱，有的跳楼自杀，所以我们要清晰地知道，‘钱’真正的意义是什么。”

　　大学毕业后，朱丹先在一家上市公司任职，后来选择自己创业。为学习更多的管理知识，2011年，彼时35岁的她去北京大学攻读EMBA，却发现很多企业家的生活状态并非如自己所向往的那样。在学习心理学后，朱丹意识到，人到了35岁，正在经历“第二次成长期”，这时，人们开始向内探索，进而形成真正的独立意识。
　　于是从2015年，朱丹开始为创业者提供顾问服务，她的学生们，收入和职位都胜于她。“也许在其他人眼里，我离成功非常远，我没有巨额财富，没有显赫的身份，但是我拥有一个相对自由的内心。只要我们具有看透事物的本质的能力，就能教好这门课，和年龄没有关系。”朱丹对自己教授的内容很自信。
　　朱丹除了负责混沌大学创新院、创投营、高管教练等项目的部分课程外，自己还开设了“使命工作坊”项目，一个月讲8天课，听课者多为30到50岁的创业者或公司高管。她也总结出一些有趣现象：在开设“理性与感性的融合”课上，朱丹发现2/3的学员是男性，在“个人成长课”上，则大部分学员为女性。
　　通常来讲，课堂一开始，朱丹会先讲一些理论知识，比如心理学、复杂性科学、管理学，以及哲学中关于使命或人格动力等等内容，未来她打算把这部分内容移到线上。她认为，课程中最重要的部分还是要带领学员做“体验式”训练。
　　比如在讲解如何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对立时，朱丹会让学员先把自己对一个人的不满写下来，这个人可能是自己的上司或者配偶，然后再换位到对方的身份上吐槽批评一下自己，最后学员们会发现，其实自己对他人的要求与对自己的要求是一样的，于是便产生了同理心。她将这种化解冲突的方法称为“一念之转”——指责他人，指责自己，同理自己，同理他人。
　　2020年，朱丹的目标是写一本书，让自己的课程和理论能够传递给企业家之外更多的普通人。
　　事实上，除了当“导师”，朱丹自己也会定期做“学员”。比如参加绘画疗愈课等有利于心智提升的课程。近几年，这些针对普通人心理状况的课程越来越多，而与其一起增长的，还有开设这些课程的各种新“导师”。
　　一个人即便没有开办公司，他的烦恼或许也不会比一个创业者少。
　　尤其是即将迈入不惑之年和而立之年的80后、90后，借助互联网的发展，他们总能最快速接触到当下最流行，也最令人焦虑的话题——996、资本寒冬、公司裁员、失眠秃头、原生家庭之痛等。
　　焦虑和对未知的恐惧或许是人与生俱来的弱点，不过与前人不同的是，这一代的年轻人更热衷于主动寻求一些新的排解方法，比如群体性自嘲，再比如，“学习”些新东西，哪怕是星座、塔罗牌等具有“形而上”意味的东西。

　　“我一直认为人的命运不是早就注定的，生命最重要的就是创造力。如果存在宿命，为什么还需要我们去活出这个生命呢？所以我从来不会说自己是算命的。”汪汝徽告诉《第一财经》杂志，她曾就职于媒体和艺术机构，后来从事品牌营销和创意工作，但作为一名“斜杠青年”，她的另一个身份是疗愈师。
　　“疗愈师”是汪汝徽思考了很久，最终才勉强找到的一个词，也有人称他们为灵性导师，即协助他人让其心灵获得成长的人。在汪汝徽看来，这是一个游走于虚实之间的职业，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并不十分在意方法本身是虚是实，只要能解开心中的困惑和纠结，他们都愿意尝试，这也正是人们需要灵性导师的原因。
　　通常来讲，汪汝徽会请咨询者来到自己专门设置的工作室，根据对方的生日生辰得出一组数字，进而勾画出一幅“地图”，然后询问对方最近遇到的问题，在沟通交流的过程中，再选择相应的“疗愈”手段及切入时机。有时，她还会用到类似催眠的方式，引导对方解开心结，这些心结通常有关亲情、爱情等亲密关系，或者职场和人生方向。“然而很多时候，产生心结的问题核心是在沟通和疗愈过程中才逐渐浮现。”她解释道。
　　由于从小对神话、心理学和神秘主义抱有兴趣，从2007年进人大学开始，汪汝徽先后接触了塔罗牌、占星、水晶疗愈、风水、数字学等，甚至考取了心理咨询师执照——尽管她读的是工科类专业。
　　“其实这些学说在我看来都是工具，是了解一个人时可以使用的‘地图’。针对不同情况的个案，我会用不同的工具去解读，现在比较常用的是数字学方法。”汪汝徽说。她表示，这个职业所接触到的咨询者，往往与疗愈师本身的社交圈有关。目前，来找汪汝徽的咨询者主要是30岁以上的女性，并且受教育程度大多在本科以上，其中不乏有留学背景的人。
　　她反复强调，她所从事的职业与“算命师”不同。“对于一名疗愈师来说，更重要的是一起找寻答案的过程，而非直接告诉对方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阐释每个隐喻符号其实都是一个伴随直觉和灵感的创造性过程。如果一个人仅仅想知道这些数字和塔罗牌的标签化含义是什么，他完全可以自己查书。”汪汝徽说道。
　　疗愈师群体的一部分从业者来自心理咨询师，但汪汝徽认为，二者其实也有着本质不同——这也是她当年考取了心理咨询执照却没有入行的理由：“对我而言，心理咨询依托的理论体系太强调实证，但世间本身就有太多不可证实的事物，一切都要强调实证是很难的。”
　　不过相比心理咨询师或者占星、塔罗等行业，无论被称为疗愈师还是灵性导师，这都还是一个新兴群体，其本身定义和教授的内容都没有明确的规定和标准。
　　“很多类似机构的主要收入并不靠给个案提供咨询服务，而是办培训班，一个5天的课程，有时能卖到上万元，很多爱好者学习类似的课程是会上瘾的，有的机构隔段时间就会推一个新的学说课程，吸引这些人报名。”汪汝徽说。尽管其中不乏招摇撞骗者，勾勒出的是这个新兴行业的乱象，从某种角度，也反映出普通人对这一类“导师”的需求。
　　“其实很多疗愈师最开始想的都是治愈自己，我有一个双胞胎妹妹，从星盘和数字的角度看，我们都太像了，但为什么我们的人生还会如此不同？所以解读人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是多维度的。”汪汝徽说。
　　现在，汪汝徽会每天早上起来为自己抽一张塔罗牌，然后忘记它，度过正常的一天，到了晚上再拿出来看看。“这只是一种生活的仪式感，不会对我产生什么心理暗示，我已经跳脱出来了。”她说。

　　学员们可能不会这么“洒脱”。之所以还有那么多人需要这些新型导师，必然是其提供的“方法论”戳中了某个痛点——比如公司创新力不足，个人职业发展瓶颈，或者仅仅是琐碎生活中的一些焦虑。
　　尽管贩卖焦虑如今已成为嘲讽知识付费的一个流行词汇，但不得不承认，随着越来越多物理和心理上的新需求被激发出来，我们可能永远不会摆脱焦虑，也永远需要幫助我们排解——哪怕只是转移——这些焦虑的“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