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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身为北大学人的洪子诚和陈平原在文学史研究中深受北大重“史”传统的影响，都注重对于史料的发掘、整理、分析和把握。二人都有着史家之眼光，认为看问题应从“大处着眼，小处入手”，而在具体操作上，对“回到历史现场”的强调则显示了他们作为史家对于真相的执着追寻。此外，二人在拥有历史理性的同时并没有失去文人对于文学性与感性的追求。洪子诚与陈平原所具有的史家风度与史家精神和他们所坚持的“论从史出、以史证论”的治学立场，于无形中建构着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术规范。
关键词：洪子诚 陈平原 文学研究 史家风度
提及北大学者的治学方式与学术传统，最明显的莫过于最具“史”的意味。20世纪50年代作为北大教师，同时也是现代文学学科奠基人的王瑶先生一开始从事的就是中古文学史的研究，并著有影响力巨大的《中古文学史论》，后来才转而治现代文学。受古典文学研究的影响，王瑶先生特别强调史料的发掘、积累与运用，这使得其现代文学史研究也具有一种浓重而深厚的历史感。随着北大一代代学人的积累与传承，这种注重“史”的文学史研究方法也逐渐成为了北大学者的学术传统与共同趣味所在。自然，身为王瑶学生的洪子诚和陈平原也深受这一传统的熏陶与影响。观察洪子诚与陈平原的文学史叙述，虽然二人的观点、立场和论述风格各有所异，但不可否认的是二人对于史料的把握、运用和驾驭能力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他们观察文学史的视角有着史家恢弘的气度，但又不失对细节的重视与探索，有着史家理性的一面，但又不失文人对于文学性与感性的敏感和追求。
无论陈平原或是洪子诚，二人在纵览文学史时都具史家之眼光，往往从大处着眼、小处入手，先以宏观的视角进行俯瞰，再从小处切入向纵深处挖掘。陈平原自己曾说过：“没有‘大处着眼’，很容易变成之学；不想‘小处入手’，则往往变成凌空虚蹈。”①在其文章《现代中国文学的生产机制与传播方式》中，他鸟瞰现代文学与文化时选择从大众传媒这一角度来研究现代文学相比于古代文学所具有的异质性，以文学的生产机制与传播方式为切入点试图抓住现代文学的基本特征。但文学的生产及传播本身也涉及众多方面和层次的问题，于是其再次缩小范围，以1890年至1930年代的报章为中心来研究报章在晚清以降的“文学革命”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在文章开始他就明确了研究对象，对“报章”这一核心概念的内涵做出了清晰的界定和说明，之后再从发表园地、文体改造、圈子流派、垄断反垄断、文学论争等多个方面围绕中心议题进行叙述和详细的阐释。洪子诚的叙述方式也与此类似，在《谈样板戏》中，他首先对“样板戏”这个概念分别从“内外”和“前后”两个角度进行界定，并采取纵向梳理和横向比较的方式，纵向上对该词出现到正式使用的过程进行了考察和梳理，横向上将其与“经典”的概念进行对比，从而把这一原本被抽象化的概念与当时的具体语境建立起联系。之后再选择从“文本之外”与“文本之内”两个层面对样板戏的内在困境进行论述，重新接起过去研究所忽视了的文学内外之间的联系。二人的文章都采用俯瞰的视角与具体的问题相结合的方法，由此避免了可能产生的“凌空虚蹈”。
“大处着眼，小处入手”是史家的眼光，而在具体操作上，二人所反复提及的“回到历史现场”“回到具体的历史情境”则又显现出史家对于“真相”的执着追寻。陈平原在《晚清：报刊研究的视野及策略》中就提到翻阅旧报刊对于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性。只有阅读旧报刊，才能回到历史现场，使我们对那个时代的文化氛围有更为直观而具体的感受，才能在更大程度上靠近与触摸历史，从而更好地把握研究对象。在论述报刊在晚清以降的“文学革命”中所起的关键作用时，他旁征博引、信手拈来，所引用的论据全是第一手材料，如当时著名的文人学者沈从文、孙伏园、朱光潜、胡适等发表在报刊上的相关言辞及文章。随处可见的原始材料使他的文章弥漫着一股浓厚的历史感，这些材料的运用有助于我们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中，更切实深刻地感受报章与“文学革命”之间的关联，又有一种凝重感和亲切感。同时陈平原的这种言必有据的严谨审慎的态度也极大地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使读者被其学问之广博与精深所深深折服。而洪子诚在研究当代文学史时有感于整体研究中存在重现状批评而历史感欠缺的状况，因此主张把作家作品、文学现象、思潮等放回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之中，以此去观察某一作家作品、文学现象、思潮等有什么样的和历史相关联的特征以及这种特征的演化情况，并提供相应的原始材料，以增加靠近历史的可能性。他在《1956：百花时代》中就提道：“能整理、保留更多一点的材料，供读者了解当时的状况，能稍稍接近‘历史’，也许是更为重要的。”②由此，他在当代文学史研究中尤其侧重对于文学史资料的挖掘和对文学史知识的叙述。在《当代文学与俄苏文学》里，他也于文章开始时就从作家、理论、创作、批评等各个方面详细论述了当代文学与俄苏文学之间存在联系的历史事实，列举了大量丰富的史料，还引用了《人民日报》一系列具体统计数据，从而给读者一种明晰的历史真实感。
大量史料的运用对于“回到历史现场”是大有益处的，但与此同时二人也没有忽视细节在文学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在“触摸历史”时强调理性之外的感性认识。洪子诚在《问题与方法》中谈到对历史的概括叙述是有必要的，但也会漏掉许多细节，“我们相信‘历史’是可以被处理为条分缕析、一目了然的；但是，有许多具体的情景、事实在不同人的情感上、心理上留下的一切，却不那么容易讲清楚。许多细节、许多体验，有时可能比概括性的结论更重要。”③本书中洪子诚在谈论自己的治学方法时就不时穿插引入当时历史环境下自己的经历、体验和感悟，并将此纳入研究视野中。洪子诚这种学者的人间情怀于书中隐约可见，虽然时常即兴发挥、思绪飞扬，却收发自如，自始至终不游离于话题中心。陈平原也在《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中自言所采用的方法是“于文本中见历史，于细节处显精神”④，“借助细节，重建现场；借助文本，钩沉思想；借助个案，呈现进程”⑤。细节对于文学史研究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但二人并没有因此沉迷于细节中而不可自拔。陈平原提出文学研究不仅仅止于细节之上，而是在欣赏细节的同时必须有问题意识以及综合把握的能力，必须带进文化史的眼光、文学场的思路等，才能见其大，否则细节就是一地鸡毛。洪子诚在注重历史细节与体验的同时也重视文学现象、文学运动、文学环境和文学生产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作用，侧重文学现象出现和变迁的过程，追寻这种种现象产生与变迁的社会政治及历史文化背景，力求构建出社会史、思想史和文学史相交融的宏大图景。
关键词：洪子诚 陈平原 文学研究 史家风度
提及北大学者的治学方式与学术传统，最明显的莫过于最具“史”的意味。20世纪50年代作为北大教师，同时也是现代文学学科奠基人的王瑶先生一开始从事的就是中古文学史的研究，并著有影响力巨大的《中古文学史论》，后来才转而治现代文学。受古典文学研究的影响，王瑶先生特别强调史料的发掘、积累与运用，这使得其现代文学史研究也具有一种浓重而深厚的历史感。随着北大一代代学人的积累与传承，这种注重“史”的文学史研究方法也逐渐成为了北大学者的学术传统与共同趣味所在。自然，身为王瑶学生的洪子诚和陈平原也深受这一传统的熏陶与影响。观察洪子诚与陈平原的文学史叙述，虽然二人的观点、立场和论述风格各有所异，但不可否认的是二人对于史料的把握、运用和驾驭能力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他们观察文学史的视角有着史家恢弘的气度，但又不失对细节的重视与探索，有着史家理性的一面，但又不失文人对于文学性与感性的敏感和追求。
无论陈平原或是洪子诚，二人在纵览文学史时都具史家之眼光，往往从大处着眼、小处入手，先以宏观的视角进行俯瞰，再从小处切入向纵深处挖掘。陈平原自己曾说过：“没有‘大处着眼’，很容易变成之学；不想‘小处入手’，则往往变成凌空虚蹈。”①在其文章《现代中国文学的生产机制与传播方式》中，他鸟瞰现代文学与文化时选择从大众传媒这一角度来研究现代文学相比于古代文学所具有的异质性，以文学的生产机制与传播方式为切入点试图抓住现代文学的基本特征。但文学的生产及传播本身也涉及众多方面和层次的问题，于是其再次缩小范围，以1890年至1930年代的报章为中心来研究报章在晚清以降的“文学革命”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在文章开始他就明确了研究对象，对“报章”这一核心概念的内涵做出了清晰的界定和说明，之后再从发表园地、文体改造、圈子流派、垄断反垄断、文学论争等多个方面围绕中心议题进行叙述和详细的阐释。洪子诚的叙述方式也与此类似，在《谈样板戏》中，他首先对“样板戏”这个概念分别从“内外”和“前后”两个角度进行界定，并采取纵向梳理和横向比较的方式，纵向上对该词出现到正式使用的过程进行了考察和梳理，横向上将其与“经典”的概念进行对比，从而把这一原本被抽象化的概念与当时的具体语境建立起联系。之后再选择从“文本之外”与“文本之内”两个层面对样板戏的内在困境进行论述，重新接起过去研究所忽视了的文学内外之间的联系。二人的文章都采用俯瞰的视角与具体的问题相结合的方法，由此避免了可能产生的“凌空虚蹈”。
“大处着眼，小处入手”是史家的眼光，而在具体操作上，二人所反复提及的“回到历史现场”“回到具体的历史情境”则又显现出史家对于“真相”的执着追寻。陈平原在《晚清：报刊研究的视野及策略》中就提到翻阅旧报刊对于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性。只有阅读旧报刊，才能回到历史现场，使我们对那个时代的文化氛围有更为直观而具体的感受，才能在更大程度上靠近与触摸历史，从而更好地把握研究对象。在论述报刊在晚清以降的“文学革命”中所起的关键作用时，他旁征博引、信手拈来，所引用的论据全是第一手材料，如当时著名的文人学者沈从文、孙伏园、朱光潜、胡适等发表在报刊上的相关言辞及文章。随处可见的原始材料使他的文章弥漫着一股浓厚的历史感，这些材料的运用有助于我们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中，更切实深刻地感受报章与“文学革命”之间的关联，又有一种凝重感和亲切感。同时陈平原的这种言必有据的严谨审慎的态度也极大地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使读者被其学问之广博与精深所深深折服。而洪子诚在研究当代文学史时有感于整体研究中存在重现状批评而历史感欠缺的状况，因此主张把作家作品、文学现象、思潮等放回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之中，以此去观察某一作家作品、文学现象、思潮等有什么样的和历史相关联的特征以及这种特征的演化情况，并提供相应的原始材料，以增加靠近历史的可能性。他在《1956：百花时代》中就提道：“能整理、保留更多一点的材料，供读者了解当时的状况，能稍稍接近‘历史’，也许是更为重要的。”②由此，他在当代文学史研究中尤其侧重对于文学史资料的挖掘和对文学史知识的叙述。在《当代文学与俄苏文学》里，他也于文章开始时就从作家、理论、创作、批评等各个方面详细论述了当代文学与俄苏文学之间存在联系的历史事实，列举了大量丰富的史料，还引用了《人民日报》一系列具体统计数据，从而给读者一种明晰的历史真实感。
大量史料的运用对于“回到历史现场”是大有益处的，但与此同时二人也没有忽视细节在文学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在“触摸历史”时强调理性之外的感性认识。洪子诚在《问题与方法》中谈到对历史的概括叙述是有必要的，但也会漏掉许多细节，“我们相信‘历史’是可以被处理为条分缕析、一目了然的；但是，有许多具体的情景、事实在不同人的情感上、心理上留下的一切，却不那么容易讲清楚。许多细节、许多体验，有时可能比概括性的结论更重要。”③本书中洪子诚在谈论自己的治学方法时就不时穿插引入当时历史环境下自己的经历、体验和感悟，并将此纳入研究视野中。洪子诚这种学者的人间情怀于书中隐约可见，虽然时常即兴发挥、思绪飞扬，却收发自如，自始至终不游离于话题中心。陈平原也在《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中自言所采用的方法是“于文本中见历史，于细节处显精神”④，“借助细节，重建现场；借助文本，钩沉思想；借助个案，呈现进程”⑤。细节对于文学史研究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但二人并没有因此沉迷于细节中而不可自拔。陈平原提出文学研究不仅仅止于细节之上，而是在欣赏细节的同时必须有问题意识以及综合把握的能力，必须带进文化史的眼光、文学场的思路等，才能见其大，否则细节就是一地鸡毛。洪子诚在注重历史细节与体验的同时也重视文学现象、文学运动、文学环境和文学生产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作用，侧重文学现象出现和变迁的过程，追寻这种种现象产生与变迁的社会政治及历史文化背景，力求构建出社会史、思想史和文学史相交融的宏大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