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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光远
作者为经济学博士,资深律师。学术旨趣主要在资本市场、上市公司收购和公共政策,特别关注中国的转型和法治变迁。作为中国律师,执业领域主要在上市公司收购、反垄断、公司治理和证券诉讼等方面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中国大陆的富士康和日本本田宣布加薪。对此,站在企业员工的角度,本无可厚非,但是笔者也关注到,有些专家对此忧心忡忡地表示,本田和富士康的大幅加薪,在牢不可破的工薪界限上打开了缺口,必将逐步影响其他企业,外企加薪潮或将至。这样将使中国人力成本优势的丧失,导致产业向越南、印度等地转移。
实事求是而言,上述专家的担心的确不无道理,而且每每在劳工与企业主之间博弈的法律天平向劳工倾斜的时候,这种论调更是喧嚣一片——《劳动合同法》实施的时候,我们听到过这种论调。的确,提高劳动者的报酬,肯定会影响企业的利润空间,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制造在全球大行其道的一个根本原因的确是劳动力成本的低廉。近年来,各界都在呼吁中国经济的转型,要求提高中国在全球产业链的地位和改变中国在利润的最低端的冷酷现实,但比较优势和产业转移的路径依赖告诉我们,中国要想在短期内改变在全球产业链的地位恐怕不太现实,诸如富士康之类的能够吸收大量劳动力的“代工”企业在中国依然具有存在的必要。问题的关键是,一个中国制造的大蛋糕,被国外分走了90%,国内生产者只分享了10%,我们需要讨论的是,在剩下的10%里,劳工只分得其中的1%究竟合理不合理。国外的90%与国内的10%,属于国际分工问题,而10%与1%,则属于真正的分配问题。
事实上,三组数据的历史变化可以一目了然地揭示政府、企业与民众的分配关系真相。一是改革开放30年,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7.2%;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7.1%。 都远远低于GDP年均增速。这说明经济成果大部分归于国家。二是近十年来,就投资、消费、进出口三驾马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论,消费在GDP里的贡献从60%下滑到目前的36%,不仅远远落后于诸多发达国家,更是落后于“金砖四国”的其他国家。三是1997-2007年,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降至39.74%;资本收入占比持续上升,企业营业盈余占GDP的比重从21.23%升至31.29%,利润挤占工资的现象突出。
从收入分配的基本特征看,一是政府的收入过快增长挤压了居民的收入,二是企业的利润增长挤压了工资的上涨空间,中国经济的增长建立在一个企业和政府双双挤压劳动者报酬的扭曲分配结构基础上。依靠劳动力低廉的成本优势的“中国模式”虽然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但这种模式显然建立在“利润挤压工资”的畸形分配基础上。低劳动成本一方面的确降低了产品的成本,获得了价格的竞争优势,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收入太低,势必导致居民购买力的低下,从而导致消费不振。在外需旺盛的情况下,这种分配的弊端不会出现,但当外需大幅度下滑的时候,通过挤压居民工资创造竞争优势的模式必然导致所谓的“产能过剩”和内需不振。
如果不是完全依赖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提前进行产业升级和技术改进,我们今天就不会面临如此转型的困境。退一步讲,提高普通劳动者的待遇,就真的导致中国的劳动力优势的丧失吗?持这种危言耸听的结论者,一方面罔顾我国的人均收入排名在全球都在100多位之后的事实,将个别几个根本和中国不具有可比性的国家视为参照对象,另一方面,也没有看到产业可以从东部转移到中国西部的事实。而且,从小时最低工资看,我国平均只有0.2美元,而欧美等国是25到30美元,是我们的100多倍,和很多东南亚国家比,我们的人均收入依然是很低的,何来优势的丧失?
按照“库茨涅茨曲线”,在经济发展到某一个点,一定会有一个跳跃,这个跳跃首先就表现在对劳工的保护上,只有完成了这个跳跃,我们的社会才会往前进一大步。今天,中国经济也好,中国社会也好,正处在这个关键的跳跃点上,如果我们依然罔顾经济伦理,以牺牲劳工利益谋求经济的增长的话,中国经济只能在依赖出口和低端产业链的恶性循环中止步不前。
作者为经济学博士,资深律师。学术旨趣主要在资本市场、上市公司收购和公共政策,特别关注中国的转型和法治变迁。作为中国律师,执业领域主要在上市公司收购、反垄断、公司治理和证券诉讼等方面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中国大陆的富士康和日本本田宣布加薪。对此,站在企业员工的角度,本无可厚非,但是笔者也关注到,有些专家对此忧心忡忡地表示,本田和富士康的大幅加薪,在牢不可破的工薪界限上打开了缺口,必将逐步影响其他企业,外企加薪潮或将至。这样将使中国人力成本优势的丧失,导致产业向越南、印度等地转移。
实事求是而言,上述专家的担心的确不无道理,而且每每在劳工与企业主之间博弈的法律天平向劳工倾斜的时候,这种论调更是喧嚣一片——《劳动合同法》实施的时候,我们听到过这种论调。的确,提高劳动者的报酬,肯定会影响企业的利润空间,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制造在全球大行其道的一个根本原因的确是劳动力成本的低廉。近年来,各界都在呼吁中国经济的转型,要求提高中国在全球产业链的地位和改变中国在利润的最低端的冷酷现实,但比较优势和产业转移的路径依赖告诉我们,中国要想在短期内改变在全球产业链的地位恐怕不太现实,诸如富士康之类的能够吸收大量劳动力的“代工”企业在中国依然具有存在的必要。问题的关键是,一个中国制造的大蛋糕,被国外分走了90%,国内生产者只分享了10%,我们需要讨论的是,在剩下的10%里,劳工只分得其中的1%究竟合理不合理。国外的90%与国内的10%,属于国际分工问题,而10%与1%,则属于真正的分配问题。
事实上,三组数据的历史变化可以一目了然地揭示政府、企业与民众的分配关系真相。一是改革开放30年,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7.2%;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7.1%。 都远远低于GDP年均增速。这说明经济成果大部分归于国家。二是近十年来,就投资、消费、进出口三驾马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论,消费在GDP里的贡献从60%下滑到目前的36%,不仅远远落后于诸多发达国家,更是落后于“金砖四国”的其他国家。三是1997-2007年,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降至39.74%;资本收入占比持续上升,企业营业盈余占GDP的比重从21.23%升至31.29%,利润挤占工资的现象突出。
从收入分配的基本特征看,一是政府的收入过快增长挤压了居民的收入,二是企业的利润增长挤压了工资的上涨空间,中国经济的增长建立在一个企业和政府双双挤压劳动者报酬的扭曲分配结构基础上。依靠劳动力低廉的成本优势的“中国模式”虽然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但这种模式显然建立在“利润挤压工资”的畸形分配基础上。低劳动成本一方面的确降低了产品的成本,获得了价格的竞争优势,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收入太低,势必导致居民购买力的低下,从而导致消费不振。在外需旺盛的情况下,这种分配的弊端不会出现,但当外需大幅度下滑的时候,通过挤压居民工资创造竞争优势的模式必然导致所谓的“产能过剩”和内需不振。
如果不是完全依赖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提前进行产业升级和技术改进,我们今天就不会面临如此转型的困境。退一步讲,提高普通劳动者的待遇,就真的导致中国的劳动力优势的丧失吗?持这种危言耸听的结论者,一方面罔顾我国的人均收入排名在全球都在100多位之后的事实,将个别几个根本和中国不具有可比性的国家视为参照对象,另一方面,也没有看到产业可以从东部转移到中国西部的事实。而且,从小时最低工资看,我国平均只有0.2美元,而欧美等国是25到30美元,是我们的100多倍,和很多东南亚国家比,我们的人均收入依然是很低的,何来优势的丧失?
按照“库茨涅茨曲线”,在经济发展到某一个点,一定会有一个跳跃,这个跳跃首先就表现在对劳工的保护上,只有完成了这个跳跃,我们的社会才会往前进一大步。今天,中国经济也好,中国社会也好,正处在这个关键的跳跃点上,如果我们依然罔顾经济伦理,以牺牲劳工利益谋求经济的增长的话,中国经济只能在依赖出口和低端产业链的恶性循环中止步不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