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H319
　　尼采在其《出自艺术家和作家的灵魂》中谈论“荷马式幻想”西蒙尼斯“与人生嬉戏”的观念时曾说：“……据他们的‘悟性说’，生，看来是多么残酷！……他们知道，唯有艺术能化苦难为欢乐，但是作为对这种认识的惩罚，他们如此受虚妄欲望的折磨，以致在日常生活中也难以摆脱谎言和欺骗，正像一切诗化民族都爱撒谎，并且毫无罪恶感一样。邻近的民族有时真对他们感到绝望了。”读至此，不由得联想起中国文学史上诸多类似于“荷马式幻想”和西蒙尼斯“与人生嬉戏”的趣事。
　　面对苦难的现实，窦娥只能靠“六月飞雪，三年大旱”来申明她的沉冤；焦仲卿和刘兰芝只能在“双飞鸟”“连理枝”中来延续他们“磐石”之爱的梦想；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彩蝶双飞”李慧娘的“厉鬼复仇”，《长生殿》中的“蟾宫相见”等等等等。显而易见，几千年来，我们这个“诗化”的民族，正是以“与人生嬉戏”的方式，在幻想的虚妄中满足着惩恶扬善的愿望，而这恰恰是在严酷现实中无法得到满足的。可悲的是，这些在幻想的虚妄中不断得到满足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正是由于这样的“嬉戏”，自己才在封建统治的蹂躏中“醉生梦死”了几千年。
　　历史演进至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的20世纪，从“古久先生的账本”的“仁义道德”中看出了“吃人”二字的鲁迅先生，却不得不在委屈中迎合这种延续了几千年的虚妄中的满足。“为了听将令”，为了“聊以慰藉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们不惮于前驱”，为了“不愿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做着好梦的青年”，便“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凭空添上上一个花环”，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但美好的愿望往往回避不了残酷的现实。事实是：阿Q想革命而不能，最终被人拉去砍了头。夏瑜是个真正坚贞执着的革命者，他的一腔热血却成了华老栓给儿子医治痨病的“良药”。最后，两个人都被埋进了“死一般寂静”的丛冢里。还有比这更荒诞，更可悲，更让人猛醒的吗？这也正如契诃夫笔下“性情怪僻，像寄生蟹或蜗牛那样竭力缩进自己的硬壳里去”的別里科夫的毁灭，让人心中充满抑郁哀伤的情调。有了洪流般抑郁与哀伤的百般催促，读这些故事的人自然会拷問造就这些悲剧的令人窒息的社会环境，发出“不能再照这样活下去”的感慨或振臂呐喊。这就是伟大的艺术悲剧的力量，它能唤醒迷失于生活的琐碎和幻想的虚妄中的灵魂，激起抗击苦难的勇气和智慧。
　　经验过华夏千年苦难，拥有非凡洞察力的鲁迅先生是伟大的、仁慈的、真诚的、负责任的，他不甘心让这种寄托于幻想虚妄的满足继续给本来就已经很苦难的“不幸的人们”带来新的苦难和不幸，所以，在作品的最后，他毅然决然地让“铁铸一般”的、让夏四奶奶产生虚妄幻想的乌鸦“张开两翅，一挫身，直向着远处的天空，箭也似的飞去”了，从而毫不留情地撕碎了古老的“夏四奶奶”们在严酷的现实面前所怀的最后幻想与虚妄，还给“在寂寞里奔驰的”夏瑜式的猛士们一个伟大而崇高的清醒，让他们在上下不懈求索的慢慢征途中，真正背负起“脊梁”所要背负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