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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是中国社会的重要转型，它给人们的家庭生活所带来的重要变化，就是人们从只能关心国家大事，到可以公开地关心自己的婚姻大事了
“求婚人丁乃钧，男，未婚，四十岁，身高1米7。曾被错划为右派，已纠正。现在四川江津地区教师进修学校任数学教师，月薪四十三元五角。请应求者来函联系和附一张近影。”
这是1981年1月8日，刊登在《市场报》上的一则征婚启事。征婚人丁乃钧没想到自己竟然创造了历史。
1999年7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推出《365个第一次：共和国50年珍贵图录》。在这部为新中国成立50周年献礼的大部头图书中，编者精选了1949年以来的365个里程碑式的“第一”，这则征婚启事名列其中。
“右派”证婚
既然产品能在报纸上做广告，那么，单身的我是否也可以在报上发表征婚广告呢？
丁乃钧没有料到自己竟和征婚扯上了关系。
1939年出生在江苏淮安的丁乃钧，本是一名普通中专生。1956年中专毕业后，担任成都地质学院实验员。第二年的。“反右”运动中，他被划为“右派”，从此命途多舛。
1958年下放川西“监督劳动”，1960年开始“劳动教养”，1978年摘掉“右派”帽子，整整20年，丁乃钧蜷缩在西昌农村，婚姻大事了无着落。
本来，在1966年解除“劳教”后，丁乃钧是有机会恋爱结婚的。期间也有人介绍过对象，可他对女方的条件不甚满意。加上亲友都在淮安，他担心一旦在四川安家，就很难再回家乡。固守着简单的理由，到1978年，40岁的丁乃钧仍孑然一身。
1979年“落实政策”，丁乃钧摘除了“右派”的帽子，安排了新工作，被选到四川江津地区教师进修学院任教。
“我的专业是地质，现在教数学，要和数学系毕业的大学生同台竞争，压力可想而知。”为了在讲台上站稳，丁乃钧只得拼命工作，找对象的事无暇顾及。
很快到了1980年。年末的一天晚上，教学上已有起色的丁乃钧批改完作业，随手拿起从教研室带回的《人民日报》。看到报上的广告，丁乃钧突发奇想；既然产品能在报纸上做广告，那么，单身的我是否也可以在报上发表征婚广告呢?
丁乃钧的想法是，征婚覆盖面比较广，不像他人介绍——既有限，又受人际影响，很被动。通信联系时，还能测测对方的文化水平。
丁乃钧很兴奋，连夜提笔给《人民日报》的编辑写了封长信。信中，他向编辑解释难以找到理想配偶的苦恼。信束，他“斗胆”问编辑能否为他打一则征婚广告。
第二天一早，投完信件，丁乃钧就去上课了。
课没上完，丁乃钧就后悔了，为人师表的教员怎么能做如此出格的事呢?下了课，丁乃钧心急火燎地往邮局赶，谎称不小心装错了信，请工作人员帮忙找出来。回答说，邮车已经开走了。
丁乃钧“想哭却哭不出来”。他突然希望．那封信最好在邮递中丢失。或者，编辑看到信时，只当是某个神经病异想天开，一笑了之。
可有远方的美人寄信来?
在江津校园，因为征婚启事丁乃钧成了流氓，恶棍。
这封信还真给《人民日报》出了个难题。
当时的编辑赵立崑回忆说，接到丁乃钧的来信，情感上非常愿意帮助他，但又很为难。1949以来，中国还没有报刊公开刊登征婚启事的先例。况且，丁乃钧刚摘掉“右派”帽子，“政治影响一时难以消除”。
刊登征婚启事。必须考虑到这些政治影响，怎么办?赵立崑向领导请示。
正好这时候，社会上曾风传浙江有一位老母亲给毛泽东写了封信，说她有一个儿子，年龄很大了，还没有找到对象，要毛主席帮她找个儿媳妇。
报社领导意识到，丁乃钧的事和这位老母亲说的事，绝不是个别现象。经过讨论，报社决定支持征婚这件“新生事物”，“为百姓做点实事”，假设出了问题，由报社担责。
1981年1月8日，“第一则征婚启事”就这样出生。不过，考虑到政治风险，启事并没有刊发在《人民日报》上．而是登在人民日报社旗下刚创办不久的《市场报》上，“这符合这个伴随改革开放而创办的国内第一份经济类报纸的精神”。编辑们低调地将征婚启事放在了一个不太醒目的位置。
报纸上的丁乃钧戴着“墨镜”。他笑着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那可不是我耍酷，当时我的眼睛有点儿不好，经常戴变色镜，照相时光线太强，结果片子出来就像戴了墨镜似的。”
启事刊发时。丁乃钧刚好在探亲的路上。一上宜昌站，他就在候船室看到了那期报纸。“我很吃惊，没想到真会登出来。报纸被传来传去，全船人都在说这事，感到特稀奇。”丁乃钧对当时的情景印象深刻。
在江津校园，因为征婚启事，丁乃钧成了流氓、恶棍。许多人在背后骂他，说他给社会抹黑、污染社会主义风气。还有人带着讥讽奚落他；“丁兄，可否有远方的美人寄信给你?”
寄信的还真不少。自广告发表后，信件纷来，到达丁乃钧手上的就有400多封。与他当初的预料不同，应征信件多来自西南、东北等边疆地区，家乡江苏周边的应征者寥寥。
看完所有的信。丁乃钧选择了一位吉林的张姓姑娘。他说，这姑娘，字写得特别好，“还有点文采”。
景德的镇征婚童话
那时景德镇放鞭炮的结婚者当中，十有四五是通过《市场报》找到新娘的。
因为刊发了征婚启事，赵立崑和《市场报》突然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新华社就《市场报》征婚启事对外发了英文通稿后，路透社立即向全世界播发。接着朝日新闻、美联社，巴黎电台、星岛日报、华侨日报等陆续跟进。
报道把征婚启事上升到政治的高度，被认为是改革开放的象征。
看到《市场报》第一次“吃螃蟹”，不但未引发政治地震，还获得诸多好评，国内众多报刊坐不住了，纷纷复制，征婚启事开始堂而皇之流行开来。
《中国婚姻家庭非常裂变》一书称，先是《武汉青年报》开辟了。“凤求凰”征婚专栏。结果，求凤求凰者不断上门，编辑部专设了接待组，并且又加开一个版登启事。接着，《家庭》杂志创办。“爱之桥”，以“温柔恬静、清新秀丽”号称。征婚语言也用时兴的港台语。
畅销东北的《妇女》杂志。设立“鹊桥”，启事长短与其他刊物相近，却把求偶者性别以黑体标出，让读者对征婚者是男是女一目了然。《青年周刊》的“征婚启事”栏，用一色小五号字连成片，并且每则启事前都加了序号，方便众人挑选。
1984年5月，《解放军报》在第四版开出“绿色鹊桥”，中国军人征婚正式开幕。之前，专门面向残疾人读者的《三月风》也开办了“鹊桥相会终有期”，首开残疾人征婚先河。
女性杂志《中国妇女》也在这一时期开设“鹊桥”征婚专栏，并以百万份 的发行量吸引了众多征婚者。面对络绎不绝的求征者，杂志特别开办了一期“大龄青年婚姻专号”，一口气登出101则征婚启事。封面是一对男女在夕阳下的水边握手对视，“很有情调”。结果，专号增印了几万份，全告售罄后，还有小书贩纷纷上门订购。
“到2001年‘鹊桥’栏目停办，17年中。《中国妇女》共为1万多人征婚。”作为“鹊桥”编辑，王秀琴被同行戏称为“中国第一大媒婆”。
陈重伊在他所著的《中国婚姻家庭非常裂变》中说，在这个时期的中国新事物出现都得经历一番挣扎，但是。惟有征婚，却很顺利。
赵立崑给《中国新闻周刊》讲起一个例子。
江西景德镇市第一位在《市场报》上刊登征婚启事的是一名姓占的陶瓷工，只有初中文化。妻子病故后，独自带着两个孩子和一位老母亲。用老编辑赵立崑的话说．像他这种条件，在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的景德镇，肯定要做一辈子光棍。
无奈之下，这位占姓工人鼓足勇气在《市场报》刊登了一则征婚启事。他做梦也想不到的是，竟然有几百位姑娘应婚。最后，他找到一位25岁的漂亮新疆姑娘，大学文化又是国家干部。对方不但不要彩礼，还承担了所有结婚费用。
这在景德镇人看来，简直就是神话。
整个景德镇炸了。
景德镇是瓷都，当时拥有庞大的“王老五(光棍)”军团。于是，这些“王老五”仿效占姓工人，纷纷在《市场报》刊登征婚启事。当时景德镇某机构从246位刊登征婚启事者中，抽查34人，结果发现，10人已经结婚，14人正在办理结婚手续，另外10人则忙于拆阅数百封应婚信。
景德镇的人说，那时景德镇放鞭炮的结婚者当中，十有四五是通过《市场报》找到新娘的。
婚姻、情感的代际变化
“爱好文学”这几十字在征婚中出现的频率相当高。后来外国音乐进入中国，征婚者又称自己“爱好音乐”。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统计，1982年中国28～49岁的单身人口有1126万人，占同一年龄总人口的4．36％。就是说。当年28～49岁的中青年人中，每100人就超过4人未婚配。
大量大龄未婚青年的存在，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在1984年专门对大龄女青年问题做过谈话，提出关心大龄女青年的婚姻问题。也从那时起，主流媒体上开始出现“大龄青年”的称谓。
在上海政法学院社会学教授陈晓敏看来，人们从只能关心国家大事，到可以公开地关心自己的婚姻大事，这是改革开放所带来的重要变化。
1984年，27岁的洛阳知青范光亮回城后几经辗转，进入当地一家大型机械厂，厂里有许多同事是大龄青年。他经常听到同事们说“×××回家找老婆去了，在《妇女生活》里找的。”
范光亮说，他是1985年才开始留意报刊里的征婚启事的，像《妇女生活》《婚姻与家庭》等刊物，每期都不少于10则。在征婚语言里，他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爱好文学”这几个字当时出现的频率相当高。他还发现，后来外国音乐进入中国以后，征婚者又称自己“爱好音乐”。
“当时学历吃香得很，一名大学生后面跟一群人。”范光亮说。
在洛阳老党员宋建卢的印象里，改革开放之初，党员、团员等政治面貌常在征婚启事中出现。当中国刮起“女排旋风”，征婚启事中便有了“运动员”字眼，后来流行“油门一踩，黄金万两”，征婚启事中找驾驶员的突然增多。
这印证了陈晓敏的判断，人们对婚姻和情感态度的变化是，越来越物质化。
到了1980年代后期，社会不断开放。常有“年轻貌美，皮肤白皙”的女青年，青睐“有海外关系”者，与以前坚定地宣称“无海外关系”形成天壤之别。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海外归来，不仅是新潮的表现，更是能力和财富的象征。
再后来，学历、身高、家庭背景等重要要素的变化中。经济收入成为唯一呈正增长态势的要素，“钱”成为征婚中的要件。
这不难解释，到了1990年代以后，“有房、有车、有经济基础”的私企老板、经理们，成了“钻石王老五”。
“求婚人丁乃钧，男，未婚，四十岁，身高1米7。曾被错划为右派，已纠正。现在四川江津地区教师进修学校任数学教师，月薪四十三元五角。请应求者来函联系和附一张近影。”
这是1981年1月8日，刊登在《市场报》上的一则征婚启事。征婚人丁乃钧没想到自己竟然创造了历史。
1999年7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推出《365个第一次：共和国50年珍贵图录》。在这部为新中国成立50周年献礼的大部头图书中，编者精选了1949年以来的365个里程碑式的“第一”，这则征婚启事名列其中。
“右派”证婚
既然产品能在报纸上做广告，那么，单身的我是否也可以在报上发表征婚广告呢？
丁乃钧没有料到自己竟和征婚扯上了关系。
1939年出生在江苏淮安的丁乃钧，本是一名普通中专生。1956年中专毕业后，担任成都地质学院实验员。第二年的。“反右”运动中，他被划为“右派”，从此命途多舛。
1958年下放川西“监督劳动”，1960年开始“劳动教养”，1978年摘掉“右派”帽子，整整20年，丁乃钧蜷缩在西昌农村，婚姻大事了无着落。
本来，在1966年解除“劳教”后，丁乃钧是有机会恋爱结婚的。期间也有人介绍过对象，可他对女方的条件不甚满意。加上亲友都在淮安，他担心一旦在四川安家，就很难再回家乡。固守着简单的理由，到1978年，40岁的丁乃钧仍孑然一身。
1979年“落实政策”，丁乃钧摘除了“右派”的帽子，安排了新工作，被选到四川江津地区教师进修学院任教。
“我的专业是地质，现在教数学，要和数学系毕业的大学生同台竞争，压力可想而知。”为了在讲台上站稳，丁乃钧只得拼命工作，找对象的事无暇顾及。
很快到了1980年。年末的一天晚上，教学上已有起色的丁乃钧批改完作业，随手拿起从教研室带回的《人民日报》。看到报上的广告，丁乃钧突发奇想；既然产品能在报纸上做广告，那么，单身的我是否也可以在报上发表征婚广告呢?
丁乃钧的想法是，征婚覆盖面比较广，不像他人介绍——既有限，又受人际影响，很被动。通信联系时，还能测测对方的文化水平。
丁乃钧很兴奋，连夜提笔给《人民日报》的编辑写了封长信。信中，他向编辑解释难以找到理想配偶的苦恼。信束，他“斗胆”问编辑能否为他打一则征婚广告。
第二天一早，投完信件，丁乃钧就去上课了。
课没上完，丁乃钧就后悔了，为人师表的教员怎么能做如此出格的事呢?下了课，丁乃钧心急火燎地往邮局赶，谎称不小心装错了信，请工作人员帮忙找出来。回答说，邮车已经开走了。
丁乃钧“想哭却哭不出来”。他突然希望．那封信最好在邮递中丢失。或者，编辑看到信时，只当是某个神经病异想天开，一笑了之。
可有远方的美人寄信来?
在江津校园，因为征婚启事丁乃钧成了流氓，恶棍。
这封信还真给《人民日报》出了个难题。
当时的编辑赵立崑回忆说，接到丁乃钧的来信，情感上非常愿意帮助他，但又很为难。1949以来，中国还没有报刊公开刊登征婚启事的先例。况且，丁乃钧刚摘掉“右派”帽子，“政治影响一时难以消除”。
刊登征婚启事。必须考虑到这些政治影响，怎么办?赵立崑向领导请示。
正好这时候，社会上曾风传浙江有一位老母亲给毛泽东写了封信，说她有一个儿子，年龄很大了，还没有找到对象，要毛主席帮她找个儿媳妇。
报社领导意识到，丁乃钧的事和这位老母亲说的事，绝不是个别现象。经过讨论，报社决定支持征婚这件“新生事物”，“为百姓做点实事”，假设出了问题，由报社担责。
1981年1月8日，“第一则征婚启事”就这样出生。不过，考虑到政治风险，启事并没有刊发在《人民日报》上．而是登在人民日报社旗下刚创办不久的《市场报》上，“这符合这个伴随改革开放而创办的国内第一份经济类报纸的精神”。编辑们低调地将征婚启事放在了一个不太醒目的位置。
报纸上的丁乃钧戴着“墨镜”。他笑着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那可不是我耍酷，当时我的眼睛有点儿不好，经常戴变色镜，照相时光线太强，结果片子出来就像戴了墨镜似的。”
启事刊发时。丁乃钧刚好在探亲的路上。一上宜昌站，他就在候船室看到了那期报纸。“我很吃惊，没想到真会登出来。报纸被传来传去，全船人都在说这事，感到特稀奇。”丁乃钧对当时的情景印象深刻。
在江津校园，因为征婚启事，丁乃钧成了流氓、恶棍。许多人在背后骂他，说他给社会抹黑、污染社会主义风气。还有人带着讥讽奚落他；“丁兄，可否有远方的美人寄信给你?”
寄信的还真不少。自广告发表后，信件纷来，到达丁乃钧手上的就有400多封。与他当初的预料不同，应征信件多来自西南、东北等边疆地区，家乡江苏周边的应征者寥寥。
看完所有的信。丁乃钧选择了一位吉林的张姓姑娘。他说，这姑娘，字写得特别好，“还有点文采”。
景德的镇征婚童话
那时景德镇放鞭炮的结婚者当中，十有四五是通过《市场报》找到新娘的。
因为刊发了征婚启事，赵立崑和《市场报》突然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新华社就《市场报》征婚启事对外发了英文通稿后，路透社立即向全世界播发。接着朝日新闻、美联社，巴黎电台、星岛日报、华侨日报等陆续跟进。
报道把征婚启事上升到政治的高度，被认为是改革开放的象征。
看到《市场报》第一次“吃螃蟹”，不但未引发政治地震，还获得诸多好评，国内众多报刊坐不住了，纷纷复制，征婚启事开始堂而皇之流行开来。
《中国婚姻家庭非常裂变》一书称，先是《武汉青年报》开辟了。“凤求凰”征婚专栏。结果，求凤求凰者不断上门，编辑部专设了接待组，并且又加开一个版登启事。接着，《家庭》杂志创办。“爱之桥”，以“温柔恬静、清新秀丽”号称。征婚语言也用时兴的港台语。
畅销东北的《妇女》杂志。设立“鹊桥”，启事长短与其他刊物相近，却把求偶者性别以黑体标出，让读者对征婚者是男是女一目了然。《青年周刊》的“征婚启事”栏，用一色小五号字连成片，并且每则启事前都加了序号，方便众人挑选。
1984年5月，《解放军报》在第四版开出“绿色鹊桥”，中国军人征婚正式开幕。之前，专门面向残疾人读者的《三月风》也开办了“鹊桥相会终有期”，首开残疾人征婚先河。
女性杂志《中国妇女》也在这一时期开设“鹊桥”征婚专栏，并以百万份 的发行量吸引了众多征婚者。面对络绎不绝的求征者，杂志特别开办了一期“大龄青年婚姻专号”，一口气登出101则征婚启事。封面是一对男女在夕阳下的水边握手对视，“很有情调”。结果，专号增印了几万份，全告售罄后，还有小书贩纷纷上门订购。
“到2001年‘鹊桥’栏目停办，17年中。《中国妇女》共为1万多人征婚。”作为“鹊桥”编辑，王秀琴被同行戏称为“中国第一大媒婆”。
陈重伊在他所著的《中国婚姻家庭非常裂变》中说，在这个时期的中国新事物出现都得经历一番挣扎，但是。惟有征婚，却很顺利。
赵立崑给《中国新闻周刊》讲起一个例子。
江西景德镇市第一位在《市场报》上刊登征婚启事的是一名姓占的陶瓷工，只有初中文化。妻子病故后，独自带着两个孩子和一位老母亲。用老编辑赵立崑的话说．像他这种条件，在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的景德镇，肯定要做一辈子光棍。
无奈之下，这位占姓工人鼓足勇气在《市场报》刊登了一则征婚启事。他做梦也想不到的是，竟然有几百位姑娘应婚。最后，他找到一位25岁的漂亮新疆姑娘，大学文化又是国家干部。对方不但不要彩礼，还承担了所有结婚费用。
这在景德镇人看来，简直就是神话。
整个景德镇炸了。
景德镇是瓷都，当时拥有庞大的“王老五(光棍)”军团。于是，这些“王老五”仿效占姓工人，纷纷在《市场报》刊登征婚启事。当时景德镇某机构从246位刊登征婚启事者中，抽查34人，结果发现，10人已经结婚，14人正在办理结婚手续，另外10人则忙于拆阅数百封应婚信。
景德镇的人说，那时景德镇放鞭炮的结婚者当中，十有四五是通过《市场报》找到新娘的。
婚姻、情感的代际变化
“爱好文学”这几十字在征婚中出现的频率相当高。后来外国音乐进入中国，征婚者又称自己“爱好音乐”。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统计，1982年中国28～49岁的单身人口有1126万人，占同一年龄总人口的4．36％。就是说。当年28～49岁的中青年人中，每100人就超过4人未婚配。
大量大龄未婚青年的存在，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在1984年专门对大龄女青年问题做过谈话，提出关心大龄女青年的婚姻问题。也从那时起，主流媒体上开始出现“大龄青年”的称谓。
在上海政法学院社会学教授陈晓敏看来，人们从只能关心国家大事，到可以公开地关心自己的婚姻大事，这是改革开放所带来的重要变化。
1984年，27岁的洛阳知青范光亮回城后几经辗转，进入当地一家大型机械厂，厂里有许多同事是大龄青年。他经常听到同事们说“×××回家找老婆去了，在《妇女生活》里找的。”
范光亮说，他是1985年才开始留意报刊里的征婚启事的，像《妇女生活》《婚姻与家庭》等刊物，每期都不少于10则。在征婚语言里，他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爱好文学”这几个字当时出现的频率相当高。他还发现，后来外国音乐进入中国以后，征婚者又称自己“爱好音乐”。
“当时学历吃香得很，一名大学生后面跟一群人。”范光亮说。
在洛阳老党员宋建卢的印象里，改革开放之初，党员、团员等政治面貌常在征婚启事中出现。当中国刮起“女排旋风”，征婚启事中便有了“运动员”字眼，后来流行“油门一踩，黄金万两”，征婚启事中找驾驶员的突然增多。
这印证了陈晓敏的判断，人们对婚姻和情感态度的变化是，越来越物质化。
到了1980年代后期，社会不断开放。常有“年轻貌美，皮肤白皙”的女青年，青睐“有海外关系”者，与以前坚定地宣称“无海外关系”形成天壤之别。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海外归来，不仅是新潮的表现，更是能力和财富的象征。
再后来，学历、身高、家庭背景等重要要素的变化中。经济收入成为唯一呈正增长态势的要素，“钱”成为征婚中的要件。
这不难解释，到了1990年代以后，“有房、有车、有经济基础”的私企老板、经理们，成了“钻石王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