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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党百年之际，笔者来到闽西北革命老区考察，在将乐、清流、大田和华安等地，看了一处又一处当年红军的战场，读了一条又一条当年红军的标语，听了一个又一个红军故事，还品读了毛主席的壮丽诗篇《如梦令·元旦》，遥想“风展红旗如画”，心中感慨万千。
6月7日清晨，朋友从济南打来电话，说103岁的苏毅然老书记去世了。
苏老是我最敬重的老红军。20世纪80年代，虽然针对十年动乱的拨乱反正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是，因“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各行各业种种青黄不接的问题仍很严重，包括干部任用上的老中青衔接问题、人才队伍中的中青年断档问题、历史记述上的正本清源问题，等等。根据中央领导同志和共青团中央的指示，各级共青团组织都在抢救性地编写党领导下的青年运动历史。当时，我进入山东团省委班子后，就主管这项工作。
那时，研究青运史工作的主要方法就是访老、查档，也就是访问那些健在的、青年时期参加革命工作和青年运动的老革命，查阅过去的各类档案，包括期刊、报纸等。为此，我和团省委的向禺同志、燕翔同志多次拜访过时任中顾委委员、山东省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苏毅然。
在我的记忆中，每次到苏老那里访谈，他都会从自己15岁参加红军开始讲起。
苏毅然，原名王安邦，出身于四川省苍溪县一个农民家庭。尽管家境并不宽裕，但深知读书才能兴家治国的母亲还是省吃俭用供苏毅然上了4年私塾，这也是后来他多次在履历表中填写的最高学历。当年，苏老参加红军，不是像许多老红军那样是因为生活所迫，而是被红军的歌声和为民行为所打动吸引后毅然作出的选择。初创的红军队伍中以农民工人居多，总体文化程度不高，红军对有文化的人才是极其渴求的。因此，有文化的蘇毅然刚参加红军，就被分配担任“红军税官”，负责为部队筹粮筹款。两年后，红军被迫长征时曾经有过指示，部队中的那些孩子兵可以回家留在当地。但苏毅然决绝地表示，参加红军是他永不动摇的选择，红军到哪里，他就到哪里，要革命到底！
可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长征的艰辛是难以用文字表述的。长征给苏毅然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他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谈到他的救命恩人杜长天。那是在红军过渭河时，他一不留神，脚下一滑，眼看就要落入激流。幸好身边的战友杜长天眼疾手快，一把将他牢牢抓住，他才幸免被冲走。几十年来，他始终对此念念不忘。
长征途中，苏毅然负责筹粮筹款。经过藏区时，他向首长提出过一个大胆的建议：用枪支与藏民换马换粮。那时候，一匹马可以救伤员的命，红小鬼和女战士拉着马尾巴行走就可以省下活命的气力。而每一粒青稞，对于艰难行军的红军指战员来说，都是生命的力量。那些藏民特别喜欢他这个讲信用的“红小鬼”，而每次交换也都得到了首长的肯定。苏老对我们说，他做经济工作就是从长征中开始的，到陕北后还被任命为“税务所长”。
对于苏老来说，经济工作是他经常研究又特别关注的，我也从他那里学到了许多经济思想和工作方法。
1987年，受中共山东省委安排，我到临邑县委挂职任副书记，补“三门干部”之课，分管乡镇企业和经济工作。当时，苏老任山东省顾问委员会主任。他到临邑调研，我与县委主要负责同志一起陪同。汇报中，我经常引用一些GDP、财政收入、社会商品零售额等术语和数字。但说真的，当时我对这些数字之间的关联，特别是和群众收入的关联研究得不够深入，有些不甚了了。苏老认真倾听，还特别叮嘱我们既要重视生产，也要重视消费。特别是要关注农民的收入，农民有钱花、舍得花钱，就是最大的发展动力。
2001年，我在安徽省安庆市委书记的岗位上又一次接待了苏老，那年他已经83岁了。这是他有计划安排的一次长途外出，坐火车先到安庆，再到湖北。这也是苏老第一次故地重游。1949年，他曾从张家口南下到安徽工作，先后任省公安厅厅长、副省长兼计委主任、省委常委、省委候补书记等职，安徽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合肥市长江路的修建、20世纪50年代末以淠史杭灌区为标志的一批重大水利工程的建设，都凝聚着他的心血。直到1960年，他才被调往山东任省委书记处书记兼副省长。虽然离开安徽多年，但他仍十分挂念为革命作出牺牲而长期贫困的大别山区，特意让身边工作人员告诉我，一定要看看深山区的岳西县。
我精心安排他在安庆的行程，还特意请出原安庆地委书记康兆郁同志一路陪同。康兆郁是当年跟随苏毅然从晋察冀南下的老干部。老战友重逢，相见甚欢。
我向苏老汇报了应对1998年、1999年大水之后的长江及其支流治理工作，他听后说：“我们国家现在有能力解决长江水患问题了，过去这里是靠天吃饭。安庆怕涝，民间有‘大旱小丰收，小旱大丰收’的说法。你们要特别注意水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我陪他到长江大堤上察看正在建设中的长江大桥，他特别询问了大桥的净空高度和长江的岸线管理，说：“长江是黄金水道，关键是岸线的管理使用，水运的成本要比陆路运输低得多。山东发展得快一点，胶济铁路和青岛港是发挥了大作用的，有人称作路港经济学。”苏老离开安庆时，给我留下了一幅墨宝“联系群众办实事，艰苦奋斗奔小康”，这句话一直在激励着我奋进！
2012年，我参加党的十八大，苏老是山东选出的十八大代表，又是十八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我去看望他，他听说我已经调到国家林业局工作之后，非常高兴。他回忆道：“长征途中在藏区筹粮时，首长奖励给我一个用梭梭木制作的木碗，伴随我走过了艰难的长征岁月。这只木碗后来在张家口被弄丢了，很是可惜和思念。”我知道梭梭木是一种生长在我国西北干旱地区的小乔木，耐旱、耐寒，生命力极强，能制作成木碗的梭梭木，一定是一棵不小的梭梭树了。
为了弥补老人家的这份遗憾，我请时任西藏自治区林业厅厅长的雷桂龙同志想办法寻找一只梭梭木制的碗。桂龙同志查访多处，终于找到了一对给我送来。我又通过时任山东省林业厅厅长的燕翔同志面交苏老。苏老让燕翔发来照片，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这令我们十分欣慰。
2017年，党的十九大召开时，我作为代表住北京饭店。得知苏老仍然是代表，我便找到了山东代表团驻地，想去看望他。但山东的同志告诉我，苏老住院请假了，没有到会。他们还发给我他在病房收看十九大直播时的照片。
当年，在中共十九大的海量新闻中，苏老和宋平、焦若愚、袁宝华等几位百岁革命老人备受人们的关注和热议，我也在心里默默地祝愿苏老健康长寿，永远年轻。
今年是建党一百周年。我们忆昔思今，追怀初心。苏老带着党的初心使命的累累成果走了。我想，他对他为之奋斗终生的中国今天所取得的成就，一定是欣慰的。
斯人已乘黄鹤去，红色初心永照人。苏老精神永存，他为之奋斗的伟大理想和伟大的党、伟大的中国永存！
（责任编辑：吴玫）
6月7日清晨，朋友从济南打来电话，说103岁的苏毅然老书记去世了。
苏老是我最敬重的老红军。20世纪80年代，虽然针对十年动乱的拨乱反正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是，因“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各行各业种种青黄不接的问题仍很严重，包括干部任用上的老中青衔接问题、人才队伍中的中青年断档问题、历史记述上的正本清源问题，等等。根据中央领导同志和共青团中央的指示，各级共青团组织都在抢救性地编写党领导下的青年运动历史。当时，我进入山东团省委班子后，就主管这项工作。
那时，研究青运史工作的主要方法就是访老、查档，也就是访问那些健在的、青年时期参加革命工作和青年运动的老革命，查阅过去的各类档案，包括期刊、报纸等。为此，我和团省委的向禺同志、燕翔同志多次拜访过时任中顾委委员、山东省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苏毅然。
在我的记忆中，每次到苏老那里访谈，他都会从自己15岁参加红军开始讲起。
苏毅然，原名王安邦，出身于四川省苍溪县一个农民家庭。尽管家境并不宽裕，但深知读书才能兴家治国的母亲还是省吃俭用供苏毅然上了4年私塾，这也是后来他多次在履历表中填写的最高学历。当年，苏老参加红军，不是像许多老红军那样是因为生活所迫，而是被红军的歌声和为民行为所打动吸引后毅然作出的选择。初创的红军队伍中以农民工人居多，总体文化程度不高，红军对有文化的人才是极其渴求的。因此，有文化的蘇毅然刚参加红军，就被分配担任“红军税官”，负责为部队筹粮筹款。两年后，红军被迫长征时曾经有过指示，部队中的那些孩子兵可以回家留在当地。但苏毅然决绝地表示，参加红军是他永不动摇的选择，红军到哪里，他就到哪里，要革命到底！
可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长征的艰辛是难以用文字表述的。长征给苏毅然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他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谈到他的救命恩人杜长天。那是在红军过渭河时，他一不留神，脚下一滑，眼看就要落入激流。幸好身边的战友杜长天眼疾手快，一把将他牢牢抓住，他才幸免被冲走。几十年来，他始终对此念念不忘。
长征途中，苏毅然负责筹粮筹款。经过藏区时，他向首长提出过一个大胆的建议：用枪支与藏民换马换粮。那时候，一匹马可以救伤员的命，红小鬼和女战士拉着马尾巴行走就可以省下活命的气力。而每一粒青稞，对于艰难行军的红军指战员来说，都是生命的力量。那些藏民特别喜欢他这个讲信用的“红小鬼”，而每次交换也都得到了首长的肯定。苏老对我们说，他做经济工作就是从长征中开始的，到陕北后还被任命为“税务所长”。
对于苏老来说，经济工作是他经常研究又特别关注的，我也从他那里学到了许多经济思想和工作方法。
1987年，受中共山东省委安排，我到临邑县委挂职任副书记，补“三门干部”之课，分管乡镇企业和经济工作。当时，苏老任山东省顾问委员会主任。他到临邑调研，我与县委主要负责同志一起陪同。汇报中，我经常引用一些GDP、财政收入、社会商品零售额等术语和数字。但说真的，当时我对这些数字之间的关联，特别是和群众收入的关联研究得不够深入，有些不甚了了。苏老认真倾听，还特别叮嘱我们既要重视生产，也要重视消费。特别是要关注农民的收入，农民有钱花、舍得花钱，就是最大的发展动力。
2001年，我在安徽省安庆市委书记的岗位上又一次接待了苏老，那年他已经83岁了。这是他有计划安排的一次长途外出，坐火车先到安庆，再到湖北。这也是苏老第一次故地重游。1949年，他曾从张家口南下到安徽工作，先后任省公安厅厅长、副省长兼计委主任、省委常委、省委候补书记等职，安徽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合肥市长江路的修建、20世纪50年代末以淠史杭灌区为标志的一批重大水利工程的建设，都凝聚着他的心血。直到1960年，他才被调往山东任省委书记处书记兼副省长。虽然离开安徽多年，但他仍十分挂念为革命作出牺牲而长期贫困的大别山区，特意让身边工作人员告诉我，一定要看看深山区的岳西县。
我精心安排他在安庆的行程，还特意请出原安庆地委书记康兆郁同志一路陪同。康兆郁是当年跟随苏毅然从晋察冀南下的老干部。老战友重逢，相见甚欢。
我向苏老汇报了应对1998年、1999年大水之后的长江及其支流治理工作，他听后说：“我们国家现在有能力解决长江水患问题了，过去这里是靠天吃饭。安庆怕涝，民间有‘大旱小丰收，小旱大丰收’的说法。你们要特别注意水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我陪他到长江大堤上察看正在建设中的长江大桥，他特别询问了大桥的净空高度和长江的岸线管理，说：“长江是黄金水道，关键是岸线的管理使用，水运的成本要比陆路运输低得多。山东发展得快一点，胶济铁路和青岛港是发挥了大作用的，有人称作路港经济学。”苏老离开安庆时，给我留下了一幅墨宝“联系群众办实事，艰苦奋斗奔小康”，这句话一直在激励着我奋进！
2012年，我参加党的十八大，苏老是山东选出的十八大代表，又是十八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我去看望他，他听说我已经调到国家林业局工作之后，非常高兴。他回忆道：“长征途中在藏区筹粮时，首长奖励给我一个用梭梭木制作的木碗，伴随我走过了艰难的长征岁月。这只木碗后来在张家口被弄丢了，很是可惜和思念。”我知道梭梭木是一种生长在我国西北干旱地区的小乔木，耐旱、耐寒，生命力极强，能制作成木碗的梭梭木，一定是一棵不小的梭梭树了。
为了弥补老人家的这份遗憾，我请时任西藏自治区林业厅厅长的雷桂龙同志想办法寻找一只梭梭木制的碗。桂龙同志查访多处，终于找到了一对给我送来。我又通过时任山东省林业厅厅长的燕翔同志面交苏老。苏老让燕翔发来照片，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这令我们十分欣慰。
2017年，党的十九大召开时，我作为代表住北京饭店。得知苏老仍然是代表，我便找到了山东代表团驻地，想去看望他。但山东的同志告诉我，苏老住院请假了，没有到会。他们还发给我他在病房收看十九大直播时的照片。
当年，在中共十九大的海量新闻中，苏老和宋平、焦若愚、袁宝华等几位百岁革命老人备受人们的关注和热议，我也在心里默默地祝愿苏老健康长寿，永远年轻。
今年是建党一百周年。我们忆昔思今，追怀初心。苏老带着党的初心使命的累累成果走了。我想，他对他为之奋斗终生的中国今天所取得的成就，一定是欣慰的。
斯人已乘黄鹤去，红色初心永照人。苏老精神永存，他为之奋斗的伟大理想和伟大的党、伟大的中国永存！
（责任编辑：吴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