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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北京地铁调价无疑是近期被讨论得沸沸扬扬的一个热门话题，地铁涨价毕竟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相关。地铁整体运营成本、收益是多少？怎么涨价、涨多少？公交财政补贴减少后，多余的钱怎么用？这些都应该让人看得明明白白，如此，地铁涨价才不会是一笔“糊涂账”。北京地铁调价方案近期引起了各方争论，笔者这里想运用市场经济学的理论对地铁调价进行经济学分析。
首先，经济学上有一个基本原理叫需求价格弹性，指的是价格变动引起的需求量变动对价格变动的反应程度。如果从需求价格弹性分类来看，其中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主要有两种（另外三种属于特例）：一是指需求价格富有弹性，即价格变动会引起需求量发生变动的幅度大于价格变动的程度，根据经济学分析，这类商品一般都是属于高档耐用商品。另一种就属于需求价格缺乏弹性，即价格变动会引起需求量变动的幅度小于价格变动的程度，一般说来生活必须品的需求价格弹性比较小。从地铁作为一种商品来说，它基本上属于生活必需品，因此其价格变动引起实际需求变动的幅度不会很大，换句话说，地铁作为人们出行消费的生活必需品，其消费价格弹性很低（甚之可能没有弹性），在某种意义无论价格如何变动，例如价格提高很多，实际的市场需求也不会减少多少，出门需要乘地铁就乘，这里价格变动对市场需求的影响不大。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地铁涨价实际上不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客流量的分流，很难到达地铁的“减压”作用。
其次，从公共福利角度来看地铁，笔者以为，作为一种城市公共交通设施，其本身具有公共福利的特点，也就是说，城市公共交通不能够按具有照盈利性市场产品方式进行定价，不能够完全按照市场供求法则自行调节。从公共福利角度来看，公共交通发展包括其线路设计等必须从市民福利考虑，其定时定价的方式首先考虑方便百姓出行，而不是考虑盈利。例如，某条公共线路，如果从福利角度来看，不管今天这条线路客流多少，必须定时定点运行，不能认为今天可能没有人出行，就取消或者暂停；也不能够认为明天这条线路客流突然增加，就通过提价方式试图缓解压力。地铁作为一种重要的公共交通，具有非盈利的快捷便利特点，不能够按照盈利性的市场产品定价方式决定非盈利性质的公共福利产品的价格，二者具有本质区别。
再次，如果从地面交通与轨道交通的替代性消费特点来看，无疑，地面交通和轨道交通具有消费的替代性特点，即当轨道交通价格上升后，人们会选择地面交通替代轨道交通，但是前提是地面交通必须具有和轨道交通等同性质的便利和快捷。但是问题在于上海目前地面交通在高峰期几乎“瘫痪”，其拥挤程度甚之还超过轨道交通，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出现地面交通与轨道交通的替代关系。因此，轨道交通提价同样不会达到分流客源的积极作用。
最后，交通的交易成本和时间成本来看，人们选择地面交通还是轨道交通，除了考虑价格因素外，还应当考虑同样价格下，人们出行花费的时间成本。如果将地铁价格提高到和地面交通同样的水平，人们仍然要考虑时间成本（这里面还应当包括上班迟到的机会成本问题），如果地面交通花费的时间成本较高，他仍然不会选择地面交通，即使地面交通价格比地铁等轨道交通价格便宜。因为对他来说，在今天上海城市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情况下，也许时间就是金钱，机会就是收益。因此上班的路程需要时间成本，上班迟到会发生机会成本。这些必将成为影响消费者选择的重要因素。
北京低廉票价的背后是不断上涨的公共交通补贴，据测算，每一张两元地铁票的背后是平均4—5元的运营成本，北京地铁年亏损达10亿元以上，为了维持廉价票制，需要公共财政大量补贴托底。公共财政数目是有限的，大量补给公共交通，相对就会减少对教育、医疗等的补贴。再者，2元一票制也并不是科学的定价机制，按距离来分段计价是其他城市普遍采取的计价方法。并且，与其他城市相比，最短距离的两元钱也明显偏低。因此，北京地铁涨价已成必然。
然而，北京地铁票价上涨但票价怎么涨，涨多少的问题还大有文章可做，有关部门应该吸取以往一些“关门决策”“拍脑袋决策”的教训，在科学论证和广纳民智的基础上，制定几套供民众选择的备选方案，尽可能让调价方案，更得民心。地铁票价是一项公共决策，也是民生举措。怎么调，调多少，具体怎么实施，高峰和低谷的数额如何确定，背后涉及多方利益，既要考虑政府财政的现实压力，又要考虑费用变化对老百姓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的影响，力争找到一个科学合理的平衡点，实现财政可持续、民众可承受。
有关部门不能只算“经济账”，更应该好好算算“社会账”。按照“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原理，如某一政策能带来公共利益的改进，却降低了一些人群的利益，那么只要能与这些人群的协商成本足够低，能达成对他们的补偿，这种有利于公共利益的政策就能够得到实施。换句话说，如果政府不是一涨了之，而是用于减免税费、补贴其他公共服务，实现社会公平，增加社会福利相信人们也不会对地铁涨价怨声载道。或者将省下来的民生支出更多投向区域均衡发展，比如京津冀的协调互补上，从而疏导一部分远郊人口就近就业，这也是缓解地铁票价焦虑更为治本的办法。
总之地铁涨价毕竟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相关，取消多年来取得较好社会效益的低价票制，无疑是一个充满风险的举动。政府部门在改革，决策时必定要透明化，公开化，向百姓群众阐明涨价缘由，公开多余财政去向，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
首先，经济学上有一个基本原理叫需求价格弹性，指的是价格变动引起的需求量变动对价格变动的反应程度。如果从需求价格弹性分类来看，其中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主要有两种（另外三种属于特例）：一是指需求价格富有弹性，即价格变动会引起需求量发生变动的幅度大于价格变动的程度，根据经济学分析，这类商品一般都是属于高档耐用商品。另一种就属于需求价格缺乏弹性，即价格变动会引起需求量变动的幅度小于价格变动的程度，一般说来生活必须品的需求价格弹性比较小。从地铁作为一种商品来说，它基本上属于生活必需品，因此其价格变动引起实际需求变动的幅度不会很大，换句话说，地铁作为人们出行消费的生活必需品，其消费价格弹性很低（甚之可能没有弹性），在某种意义无论价格如何变动，例如价格提高很多，实际的市场需求也不会减少多少，出门需要乘地铁就乘，这里价格变动对市场需求的影响不大。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地铁涨价实际上不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客流量的分流，很难到达地铁的“减压”作用。
其次，从公共福利角度来看地铁，笔者以为，作为一种城市公共交通设施，其本身具有公共福利的特点，也就是说，城市公共交通不能够按具有照盈利性市场产品方式进行定价，不能够完全按照市场供求法则自行调节。从公共福利角度来看，公共交通发展包括其线路设计等必须从市民福利考虑，其定时定价的方式首先考虑方便百姓出行，而不是考虑盈利。例如，某条公共线路，如果从福利角度来看，不管今天这条线路客流多少，必须定时定点运行，不能认为今天可能没有人出行，就取消或者暂停；也不能够认为明天这条线路客流突然增加，就通过提价方式试图缓解压力。地铁作为一种重要的公共交通，具有非盈利的快捷便利特点，不能够按照盈利性的市场产品定价方式决定非盈利性质的公共福利产品的价格，二者具有本质区别。
再次，如果从地面交通与轨道交通的替代性消费特点来看，无疑，地面交通和轨道交通具有消费的替代性特点，即当轨道交通价格上升后，人们会选择地面交通替代轨道交通，但是前提是地面交通必须具有和轨道交通等同性质的便利和快捷。但是问题在于上海目前地面交通在高峰期几乎“瘫痪”，其拥挤程度甚之还超过轨道交通，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出现地面交通与轨道交通的替代关系。因此，轨道交通提价同样不会达到分流客源的积极作用。
最后，交通的交易成本和时间成本来看，人们选择地面交通还是轨道交通，除了考虑价格因素外，还应当考虑同样价格下，人们出行花费的时间成本。如果将地铁价格提高到和地面交通同样的水平，人们仍然要考虑时间成本（这里面还应当包括上班迟到的机会成本问题），如果地面交通花费的时间成本较高，他仍然不会选择地面交通，即使地面交通价格比地铁等轨道交通价格便宜。因为对他来说，在今天上海城市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情况下，也许时间就是金钱，机会就是收益。因此上班的路程需要时间成本，上班迟到会发生机会成本。这些必将成为影响消费者选择的重要因素。
北京低廉票价的背后是不断上涨的公共交通补贴，据测算，每一张两元地铁票的背后是平均4—5元的运营成本，北京地铁年亏损达10亿元以上，为了维持廉价票制，需要公共财政大量补贴托底。公共财政数目是有限的，大量补给公共交通，相对就会减少对教育、医疗等的补贴。再者，2元一票制也并不是科学的定价机制，按距离来分段计价是其他城市普遍采取的计价方法。并且，与其他城市相比，最短距离的两元钱也明显偏低。因此，北京地铁涨价已成必然。
然而，北京地铁票价上涨但票价怎么涨，涨多少的问题还大有文章可做，有关部门应该吸取以往一些“关门决策”“拍脑袋决策”的教训，在科学论证和广纳民智的基础上，制定几套供民众选择的备选方案，尽可能让调价方案，更得民心。地铁票价是一项公共决策，也是民生举措。怎么调，调多少，具体怎么实施，高峰和低谷的数额如何确定，背后涉及多方利益，既要考虑政府财政的现实压力，又要考虑费用变化对老百姓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的影响，力争找到一个科学合理的平衡点，实现财政可持续、民众可承受。
有关部门不能只算“经济账”，更应该好好算算“社会账”。按照“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原理，如某一政策能带来公共利益的改进，却降低了一些人群的利益，那么只要能与这些人群的协商成本足够低，能达成对他们的补偿，这种有利于公共利益的政策就能够得到实施。换句话说，如果政府不是一涨了之，而是用于减免税费、补贴其他公共服务，实现社会公平，增加社会福利相信人们也不会对地铁涨价怨声载道。或者将省下来的民生支出更多投向区域均衡发展，比如京津冀的协调互补上，从而疏导一部分远郊人口就近就业，这也是缓解地铁票价焦虑更为治本的办法。
总之地铁涨价毕竟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相关，取消多年来取得较好社会效益的低价票制，无疑是一个充满风险的举动。政府部门在改革，决策时必定要透明化，公开化，向百姓群众阐明涨价缘由，公开多余财政去向，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