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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里克·詹明信曾经这样比较现代派文学作品和同时期的流行小说——前者负担着现代个体的精神教化重任，并且致力于追求风格化的审美，却因此而逐渐放弃了对社会问题的抓取能力;后者是某时某地的雷达或晴雨表，对社会问题总能作出灵敏的回应，可这种回应却往往沦为粉饰太平的虚假解决方案。研究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流行小说的尼古拉斯·达利对詹明信的说法作了修正——所谓的高眉、低眉文学其实互相渗透。高雅或先锋大多依赖新奇的写作技巧，而最先开始实验这些技巧的，有时竟是畅销书作者;大家熟知的经典作家，追究起来也没少给时髦杂志写稿;而各类冒险或恋爱故事的写手要是论起学历身份，倒是比很多以生活经验见长的经典作家要“高眉”许多，这些人的读者更不用说，涵盖了各种年龄、性别和阶级。说了这么多，道理很简单：严肃和通俗文学的高下立现或井水不犯河水是套神话，现实总是复杂而暧昧，正如同文学的妙处就在于文本的丰富、歧义和不确定性。
本着上述认识，我一直在做杂食读者。开玩笑地说，我可能是严肃文学读者中读过最多网络小说的，也可能是通俗小说读者中读过最多所谓名著并且绞尽脑汁写过论文的。男频小说读者中，像我这样熟悉女频的不多;女频小说读者中，我又是罕见的曾经潜心钻研过男频类型的那类。正因为刻意地接触过不同性质的文本并观察到天差地别的阅读实践，我变得异常小心谨慎，与其说本着个人志趣轻易下判断，倒不如把文本放在不同语境中仔细衡量左思右想，为解读开辟更多途径，也为读者和作者创造更大的对话空间。接下来，我就来谈谈李蔷薇的《意识制造者》、孔亚雷的《复活》和陈楸帆的《偶像之死》。这三部短篇恰好体现了我所关心的不同文类/文体互相渗透的现象：它们大概能被归类为科幻小说，都试图探讨科技进展所触发的问题;写作手法却重氛围轻故事，更接近以期刊发表为平台的纯文学。它们各自风格化的得失在哪里？它们抓取并错失了什么问题？它们为写作的越界和融合提供了怎样的新经验？这些是我想要在这篇读后感里讨论的问题。
先来看《意识制造者》。小说主人公是位叫做林逸的中年女性，她是科学家方博的妻子，他们的孩子方砺因自闭症自杀，方博因此致力于研究“造人”——用干细胞制造微型人脑再连接仿真机器人。某些“硬核”科幻读者可能会对这个故事不满，因为叙述者对具体的科技细节语焉不详，倒是不厌其烦地揭示林逸内心对方博（及其所代表的工具理性）的怀疑和抵触。小说结尾处有这样一段林逸视角的感慨：
他（他们）从未爱过任何人，所以永远也不能理解她这样的女人、弱者、稳定生活的庸常——可是恰恰是她们，构成了整个人类的母体。她怎么能抛开这一切？就算所有人都有机会变得像机器一样强健、理性，世界也仍然需要一个像她这样的人，留在此地，作为存照。
我承认我的兴奋点被精准地击中了，作者有意识地选取了女性视角来反思现代科技对“意识”的操控，这种操控是男性中心的，“永远不能理解……女人、弱者、稳定生活的庸常”。李蔷薇的小说显然不是硬科幻，却有着同女性主义科技研究对话的潜力。小说是这样描写方博的：他遵循规则，痛恨肉体，“不轻易改变会影响生活形态的日常参数”，“喜欢将自己脱身开去，置于某个可以观测一切的高位”，还认定“哲学是胡说八道，艺术是迷幻剂，呆板的摄影更是虚假得不堪一提”。这个狂妄的男性理性人不正是女性主义科技研究所批判的科技话语和机制的最佳象征？然而，如果说硬核科幻读者热衷于在小说里寻求对科研思路的再现和探索，我这样的硬核学术读者更感兴趣的是，李蔷薇的小说的确与女性主义科技研究有所共鸣，在人物塑造上却停留在性别本质主义层面。为什么科学家只能是男性？为什么女性被简化成“人类的母体”，“意识里只有纯粹的混沌，一种零逻辑”，为什么“稳定生活的庸常”要用靠消费品——林逸向丈夫炫耀的衣服和包——来定位？
小说对“造人”——或者说“制造意识”——的探讨让我不能免俗地想起了后人类主义这个热门话题。大家经常把后人类理解成科幻小说中的肌体强化、意识上传、人机共存，要不就是末日故事里人类灭亡后的世界，但后人类还有一条重要的路径是对现代西方人文主义的反思和摒弃。人文主义的“人”，其实以欧美中心的、资产阶级的异性恋男性为基准，这种特定种族、阶级、性别的“人”之崛起以对种种她/它者的排斥和压制为前提，所以后人类主义意味着打破这种“人”的形象，而不是简单地用最新的脑科学、基因工程和机器人技术去将其强化、固化甚至永久化——这其实也有一个词，超人类主义。李蔷薇的小说很明显是对超人类主义的冷嘲热讽，但要是用后人类主义来解读，却只会更有趣。如果我们认同林逸和叙述者（这两者的观念基本重合），那么小说反倒是后人类主义解读的批评靶子;如果我们把林逸当作被作者塑造的小说人物，那么，作者对林逸是否也有那么点冷嘲热讽呢？李蔷薇写作的微妙之处正在于此。
为什么说林逸（和叙述者）对超人类主义的敌意并没有真正转化成后人类主义的批评意识，而作者有可能埋下了通向后人类主义思辨的暗线？答案在细节中。林逸是怎样的人？我们需要一个清晰的形象，作者这样刻画：“她穿一件印第安风格深褐长裙，一头和年纪不相称的红色长发”，“她蓝色的眼仁像膨胀的海水”。但痛苦时“眼睛是深黑色的，像两个幽深的没有边界的黑洞”。读到这些我比较困惑，有着中文名字的女主角为什么同时拥有白人中产女性的外形？哪怕叙述者交待过方博曾经留学国外并且拒绝了境外大学的聘用邀请，也就是说，他们似乎应该是中国人并且生活在中国？那为什么方博感慨时要叫“上帝啊”而林逸更是抱怨上帝残暴冷血只会投掷骰子激起所有人的愤恨？这对夫妻是基督徒吗？如果是，这个设定是否有必要展开？如果不是，可以理解成科幻故事的西方中心倾向仍然难以避免吗？
回到林逸的设定，婚前的她“是个摄影家。在亚马逊河的丛林里转了半辈子，被花斑豹咬断过腿，给迷路的小鹿接过生，为要不要从禿鹰的眼皮子底下救一个饿殍和同行苦苦争论”。婚后的她在有草坪、花园和壁炉的大房子里烤甜点，并且敏锐地注意到住在保姆房里的学生秦耀平日里喝的是从廉价超市里买来的速溶咖啡。她那“印第安风格深褐长裙”想必不是大卖场的打折货，因为她承认自己对价格昂贵的东西趋之若鹜，为了那种“人无我有带来的骄傲感”。林逸在反感丈夫方博的同时，有没有考虑过自身的特权？方博的学生秦耀出现在她的生活中，对导师和师母各种献殷勤，又是帮着拿牛奶又是在秋千旁耐心清除玫瑰上的蚜虫。林逸想要这个有着尼泊尔或印尼街头美少年长相的孩子回家： 然而，如果把注意力从语言和风格转移到安娜对宗教的陈述以及作者对“苏联”的塑造，身为宗教学者和（反）乌托邦小说爱好者的我按捺不住自己吹毛求疵的冲动。《复活》的写作依赖于知识积累，男主人公阅读的侦探小说和俄国名著与故事情节有呼应关系，我便好奇地想，为什么不引入一些宗教方面的著作呢？神棍安娜说出“所有的宗教信仰，都遵循着同样的模式：投入今生，获取来世”这样的话情有可原，作者认同宗教即信仰并且坚信“任何宗教全都如此”也无可厚非，但当今的宗教研究所强调的，却是宗教不能简化为信仰，宗教不是跨文化跨历史的范畴，世间被贴上“宗教”标签的概念、行为和组织有多种模式，无论哪种模式，其存活的关键是群体在做什么，而不是个体信仰是什么。小說对“苏联”的信仰是什么作了详细解释，看得出作者的良苦用心，但这不足以支撑起宗教（或骗局）。如果“苏联”是投资机构，它怎样运转？如果“苏联”是宗教，首先，如果Y城在中国，那“苏联”就不可能合法存在，它肯定不是官方认可的五大宗教，也很难贴上民间信仰的标签。如果“苏联”在纽约也有总部，那它是跨国宗教组织吗，它如何与美国和其他政府协调关系？这些问题在纯文学读者看来也许荒诞不经，但流行小说的很大一部分读者关心故事走向和世界构建的全面深入合理，这方面的讨论反倒他们最热衷的。与李蔷薇类似，孔亚雷在交待情节和背景时大多一笔带过，他们的笔力都倾注于具体人物的感受和思辨。孔亚雷对“人”也不乏反思，当男主人公在去Y城的飞机上醒来时，有这样一句描写：“仿佛他是神或幽灵，也就是说，某种抽象的、超越性的存在，但现在却被硬塞进了一具躯体。”这种典型的笛卡儿灵肉二元论在小说后半部分被部分消解了，因为手术摘取记忆是场骗局，无论安娜还是男主人公都依赖着原先的技能（某种身体记忆）继续活着，人不可能被分割成幽灵和躯体。也许故事还能更推进一步，精神和肉体的二元对立并不成立，单独的人也只是种幻觉，人必然生存于各种关系之中，宗教所处理的，就是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而非“某种抽象的、超越性的存在”以及我们对这种存在的想像和依赖。
再赘言几句，对《复活》中的Y城还有一种解读，既然它原本就是旅游城市，那么“苏醒者联盟”归根结底不就是度假者联盟吗？也许我们不必把问题想得那么复杂，不需要脑手术，不需要宗教信仰，不需要投资骗局，去掉各种噱头，这故事所讲述的不过是作为宗教或骗局的情感消费——旅游。我们暂时脱离现实生活，在陌生之地苏醒，经历探险和休闲，最终回归。这难道不也是阅读经历？男主人公读侦探小说和托尔斯泰，但他有没有想过：作为流行类型的侦探小说的首要意义并非批判资本主义，而是提供商业化的消遣，即便托尔斯泰的小说也可以用来消磨时间，哪怕这类名著致力于深刻的精神追求？孔亚雷的《复活》以死亡结尾自然有其深意，但与旅游或阅读结束后的回归日常相比，自然是死亡更有趣，更能娱乐读者。
说到娱乐，读完陈楸帆的《偶像之死》，我以为小说的主人公不是以文学编辑为职业的女粉丝爱子或曾经激流勇退又二次出道的偶像博嗣，而是那个由AI创造的XR游戏。这是“一场高度个性化的沉浸式游戏”，由“最有前途的AI科技娱乐公司维贝兹”名下的子公司Historiz推出，“利用一个在现实世界里已经功成名就的大众偶像，通过数字化技术和AI引擎，制造出能够为粉丝提供定制化服务的虚拟偶像”，并且让粉丝能够与偶像互动，“有权力去讲述属于自己的故事”。小说接近结尾时，叙述者交待了这款游戏的来源。太洋（Taiyo）是“一名信仰技术的极客，对游戏狂热的他希望打造一款能够改变世界的游戏”，他在校园结识了退出娱乐圈的偶像博嗣，后者在一次宿醉之后“说出了自己隐藏已久的真实身份，并情绪失控地抨击偶像与粉丝之间扭曲的权力关系”。太洋却因此受到启发，他说：
“你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吗？并不是像你所说的，粉丝们掌握了操控偶像的权力。恰恰相反，是因为他们没有权力去讲述属于自己的故事，所以才会如此非理性地去捍卫一个虚假的人设。毕竟，除这个人设，他们一无所有。这个形象寄托着他们所有的情感与信仰，而现在告诉他们这不是真的，只是表演，这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欺骗和背叛！”
在太洋看来，“这世上不应该只有一种粉丝与偶像之间的关系，而最好的关系就是把定义的权力交给每一位粉丝，让他们去创造属于自己的偶像，谱写属于自己的故事”。为此，他创建了科技娱乐公司维贝兹并开始打造服务于粉丝的沉浸式游戏，而博嗣是送上门来的主角：
高清扫描建模数字化身并不困难，通过动作捕捉建立姿态数据库也很成熟，表情模拟只是一个精度问题。真正花时间的是自然语言处理，和用海量数据训练AI模型，以达到流畅自然的交互效果。一旦用户感觉到对话不对劲，对产品而言，这就是死亡之吻。最后，维贝兹必须找到一条实现用户个性化造梦的道路。依靠最简便的数据调查和建模工具，生成目标用户的性格特征图谱，并将这些结果映射到产品上。要想利用这些技术锻造和整合一个成熟的产品，需要耗费无尽的日夜。
……
维贝兹没有错过这次天赐良机，版权、技术、产品一应俱全的维贝兹，让虚拟版的博嗣 X攻占各种尺寸的屏幕，也包括VR、AR、MR等各种XR视野，周边产品更是赚得盆满钵满。
当诸多大牌经纪公司纷纷找到维贝兹，要求制作类似于博嗣 X的数字化偶像时，维贝兹的团队知道时机成熟了，于是，以Historiz为名的沉浸式互动娱乐子公司应运而生。
与李蔷薇和孔亚雷不同，陈楸帆关注了具体的技术细节，对流行文化的描写似乎也更能与年轻读者共鸣。有趣的是，三个故事都有一定程度的国际化倾向：李蔷薇的人物像是套着中文名字的西方人，孔亚雷的故事游走在中俄之间，陈楸帆索性用中文写了个以日本为背景的短篇。为什么是日本？因为它是偶像和粉丝文化的大本营之一？因为作者想要营造故事的陌生感？或者是为了迎合浸淫于日本流行文化的年轻一代？坦白地说，我竟然对这个最去中国化的小说最感亲切，降神会、粉圈、虚拟游戏，每个都是萌点，陈楸帆的写作有令人羡慕的时髦值。
本着上述认识，我一直在做杂食读者。开玩笑地说，我可能是严肃文学读者中读过最多网络小说的，也可能是通俗小说读者中读过最多所谓名著并且绞尽脑汁写过论文的。男频小说读者中，像我这样熟悉女频的不多;女频小说读者中，我又是罕见的曾经潜心钻研过男频类型的那类。正因为刻意地接触过不同性质的文本并观察到天差地别的阅读实践，我变得异常小心谨慎，与其说本着个人志趣轻易下判断，倒不如把文本放在不同语境中仔细衡量左思右想，为解读开辟更多途径，也为读者和作者创造更大的对话空间。接下来，我就来谈谈李蔷薇的《意识制造者》、孔亚雷的《复活》和陈楸帆的《偶像之死》。这三部短篇恰好体现了我所关心的不同文类/文体互相渗透的现象：它们大概能被归类为科幻小说，都试图探讨科技进展所触发的问题;写作手法却重氛围轻故事，更接近以期刊发表为平台的纯文学。它们各自风格化的得失在哪里？它们抓取并错失了什么问题？它们为写作的越界和融合提供了怎样的新经验？这些是我想要在这篇读后感里讨论的问题。
先来看《意识制造者》。小说主人公是位叫做林逸的中年女性，她是科学家方博的妻子，他们的孩子方砺因自闭症自杀，方博因此致力于研究“造人”——用干细胞制造微型人脑再连接仿真机器人。某些“硬核”科幻读者可能会对这个故事不满，因为叙述者对具体的科技细节语焉不详，倒是不厌其烦地揭示林逸内心对方博（及其所代表的工具理性）的怀疑和抵触。小说结尾处有这样一段林逸视角的感慨：
他（他们）从未爱过任何人，所以永远也不能理解她这样的女人、弱者、稳定生活的庸常——可是恰恰是她们，构成了整个人类的母体。她怎么能抛开这一切？就算所有人都有机会变得像机器一样强健、理性，世界也仍然需要一个像她这样的人，留在此地，作为存照。
我承认我的兴奋点被精准地击中了，作者有意识地选取了女性视角来反思现代科技对“意识”的操控，这种操控是男性中心的，“永远不能理解……女人、弱者、稳定生活的庸常”。李蔷薇的小说显然不是硬科幻，却有着同女性主义科技研究对话的潜力。小说是这样描写方博的：他遵循规则，痛恨肉体，“不轻易改变会影响生活形态的日常参数”，“喜欢将自己脱身开去，置于某个可以观测一切的高位”，还认定“哲学是胡说八道，艺术是迷幻剂，呆板的摄影更是虚假得不堪一提”。这个狂妄的男性理性人不正是女性主义科技研究所批判的科技话语和机制的最佳象征？然而，如果说硬核科幻读者热衷于在小说里寻求对科研思路的再现和探索，我这样的硬核学术读者更感兴趣的是，李蔷薇的小说的确与女性主义科技研究有所共鸣，在人物塑造上却停留在性别本质主义层面。为什么科学家只能是男性？为什么女性被简化成“人类的母体”，“意识里只有纯粹的混沌，一种零逻辑”，为什么“稳定生活的庸常”要用靠消费品——林逸向丈夫炫耀的衣服和包——来定位？
小说对“造人”——或者说“制造意识”——的探讨让我不能免俗地想起了后人类主义这个热门话题。大家经常把后人类理解成科幻小说中的肌体强化、意识上传、人机共存，要不就是末日故事里人类灭亡后的世界，但后人类还有一条重要的路径是对现代西方人文主义的反思和摒弃。人文主义的“人”，其实以欧美中心的、资产阶级的异性恋男性为基准，这种特定种族、阶级、性别的“人”之崛起以对种种她/它者的排斥和压制为前提，所以后人类主义意味着打破这种“人”的形象，而不是简单地用最新的脑科学、基因工程和机器人技术去将其强化、固化甚至永久化——这其实也有一个词，超人类主义。李蔷薇的小说很明显是对超人类主义的冷嘲热讽，但要是用后人类主义来解读，却只会更有趣。如果我们认同林逸和叙述者（这两者的观念基本重合），那么小说反倒是后人类主义解读的批评靶子;如果我们把林逸当作被作者塑造的小说人物，那么，作者对林逸是否也有那么点冷嘲热讽呢？李蔷薇写作的微妙之处正在于此。
为什么说林逸（和叙述者）对超人类主义的敌意并没有真正转化成后人类主义的批评意识，而作者有可能埋下了通向后人类主义思辨的暗线？答案在细节中。林逸是怎样的人？我们需要一个清晰的形象，作者这样刻画：“她穿一件印第安风格深褐长裙，一头和年纪不相称的红色长发”，“她蓝色的眼仁像膨胀的海水”。但痛苦时“眼睛是深黑色的，像两个幽深的没有边界的黑洞”。读到这些我比较困惑，有着中文名字的女主角为什么同时拥有白人中产女性的外形？哪怕叙述者交待过方博曾经留学国外并且拒绝了境外大学的聘用邀请，也就是说，他们似乎应该是中国人并且生活在中国？那为什么方博感慨时要叫“上帝啊”而林逸更是抱怨上帝残暴冷血只会投掷骰子激起所有人的愤恨？这对夫妻是基督徒吗？如果是，这个设定是否有必要展开？如果不是，可以理解成科幻故事的西方中心倾向仍然难以避免吗？
回到林逸的设定，婚前的她“是个摄影家。在亚马逊河的丛林里转了半辈子，被花斑豹咬断过腿，给迷路的小鹿接过生，为要不要从禿鹰的眼皮子底下救一个饿殍和同行苦苦争论”。婚后的她在有草坪、花园和壁炉的大房子里烤甜点，并且敏锐地注意到住在保姆房里的学生秦耀平日里喝的是从廉价超市里买来的速溶咖啡。她那“印第安风格深褐长裙”想必不是大卖场的打折货，因为她承认自己对价格昂贵的东西趋之若鹜，为了那种“人无我有带来的骄傲感”。林逸在反感丈夫方博的同时，有没有考虑过自身的特权？方博的学生秦耀出现在她的生活中，对导师和师母各种献殷勤，又是帮着拿牛奶又是在秋千旁耐心清除玫瑰上的蚜虫。林逸想要这个有着尼泊尔或印尼街头美少年长相的孩子回家： 然而，如果把注意力从语言和风格转移到安娜对宗教的陈述以及作者对“苏联”的塑造，身为宗教学者和（反）乌托邦小说爱好者的我按捺不住自己吹毛求疵的冲动。《复活》的写作依赖于知识积累，男主人公阅读的侦探小说和俄国名著与故事情节有呼应关系，我便好奇地想，为什么不引入一些宗教方面的著作呢？神棍安娜说出“所有的宗教信仰，都遵循着同样的模式：投入今生，获取来世”这样的话情有可原，作者认同宗教即信仰并且坚信“任何宗教全都如此”也无可厚非，但当今的宗教研究所强调的，却是宗教不能简化为信仰，宗教不是跨文化跨历史的范畴，世间被贴上“宗教”标签的概念、行为和组织有多种模式，无论哪种模式，其存活的关键是群体在做什么，而不是个体信仰是什么。小說对“苏联”的信仰是什么作了详细解释，看得出作者的良苦用心，但这不足以支撑起宗教（或骗局）。如果“苏联”是投资机构，它怎样运转？如果“苏联”是宗教，首先，如果Y城在中国，那“苏联”就不可能合法存在，它肯定不是官方认可的五大宗教，也很难贴上民间信仰的标签。如果“苏联”在纽约也有总部，那它是跨国宗教组织吗，它如何与美国和其他政府协调关系？这些问题在纯文学读者看来也许荒诞不经，但流行小说的很大一部分读者关心故事走向和世界构建的全面深入合理，这方面的讨论反倒他们最热衷的。与李蔷薇类似，孔亚雷在交待情节和背景时大多一笔带过，他们的笔力都倾注于具体人物的感受和思辨。孔亚雷对“人”也不乏反思，当男主人公在去Y城的飞机上醒来时，有这样一句描写：“仿佛他是神或幽灵，也就是说，某种抽象的、超越性的存在，但现在却被硬塞进了一具躯体。”这种典型的笛卡儿灵肉二元论在小说后半部分被部分消解了，因为手术摘取记忆是场骗局，无论安娜还是男主人公都依赖着原先的技能（某种身体记忆）继续活着，人不可能被分割成幽灵和躯体。也许故事还能更推进一步，精神和肉体的二元对立并不成立，单独的人也只是种幻觉，人必然生存于各种关系之中，宗教所处理的，就是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而非“某种抽象的、超越性的存在”以及我们对这种存在的想像和依赖。
再赘言几句，对《复活》中的Y城还有一种解读，既然它原本就是旅游城市，那么“苏醒者联盟”归根结底不就是度假者联盟吗？也许我们不必把问题想得那么复杂，不需要脑手术，不需要宗教信仰，不需要投资骗局，去掉各种噱头，这故事所讲述的不过是作为宗教或骗局的情感消费——旅游。我们暂时脱离现实生活，在陌生之地苏醒，经历探险和休闲，最终回归。这难道不也是阅读经历？男主人公读侦探小说和托尔斯泰，但他有没有想过：作为流行类型的侦探小说的首要意义并非批判资本主义，而是提供商业化的消遣，即便托尔斯泰的小说也可以用来消磨时间，哪怕这类名著致力于深刻的精神追求？孔亚雷的《复活》以死亡结尾自然有其深意，但与旅游或阅读结束后的回归日常相比，自然是死亡更有趣，更能娱乐读者。
说到娱乐，读完陈楸帆的《偶像之死》，我以为小说的主人公不是以文学编辑为职业的女粉丝爱子或曾经激流勇退又二次出道的偶像博嗣，而是那个由AI创造的XR游戏。这是“一场高度个性化的沉浸式游戏”，由“最有前途的AI科技娱乐公司维贝兹”名下的子公司Historiz推出，“利用一个在现实世界里已经功成名就的大众偶像，通过数字化技术和AI引擎，制造出能够为粉丝提供定制化服务的虚拟偶像”，并且让粉丝能够与偶像互动，“有权力去讲述属于自己的故事”。小说接近结尾时，叙述者交待了这款游戏的来源。太洋（Taiyo）是“一名信仰技术的极客，对游戏狂热的他希望打造一款能够改变世界的游戏”，他在校园结识了退出娱乐圈的偶像博嗣，后者在一次宿醉之后“说出了自己隐藏已久的真实身份，并情绪失控地抨击偶像与粉丝之间扭曲的权力关系”。太洋却因此受到启发，他说：
“你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吗？并不是像你所说的，粉丝们掌握了操控偶像的权力。恰恰相反，是因为他们没有权力去讲述属于自己的故事，所以才会如此非理性地去捍卫一个虚假的人设。毕竟，除这个人设，他们一无所有。这个形象寄托着他们所有的情感与信仰，而现在告诉他们这不是真的，只是表演，这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欺骗和背叛！”
在太洋看来，“这世上不应该只有一种粉丝与偶像之间的关系，而最好的关系就是把定义的权力交给每一位粉丝，让他们去创造属于自己的偶像，谱写属于自己的故事”。为此，他创建了科技娱乐公司维贝兹并开始打造服务于粉丝的沉浸式游戏，而博嗣是送上门来的主角：
高清扫描建模数字化身并不困难，通过动作捕捉建立姿态数据库也很成熟，表情模拟只是一个精度问题。真正花时间的是自然语言处理，和用海量数据训练AI模型，以达到流畅自然的交互效果。一旦用户感觉到对话不对劲，对产品而言，这就是死亡之吻。最后，维贝兹必须找到一条实现用户个性化造梦的道路。依靠最简便的数据调查和建模工具，生成目标用户的性格特征图谱，并将这些结果映射到产品上。要想利用这些技术锻造和整合一个成熟的产品，需要耗费无尽的日夜。
……
维贝兹没有错过这次天赐良机，版权、技术、产品一应俱全的维贝兹，让虚拟版的博嗣 X攻占各种尺寸的屏幕，也包括VR、AR、MR等各种XR视野，周边产品更是赚得盆满钵满。
当诸多大牌经纪公司纷纷找到维贝兹，要求制作类似于博嗣 X的数字化偶像时，维贝兹的团队知道时机成熟了，于是，以Historiz为名的沉浸式互动娱乐子公司应运而生。
与李蔷薇和孔亚雷不同，陈楸帆关注了具体的技术细节，对流行文化的描写似乎也更能与年轻读者共鸣。有趣的是，三个故事都有一定程度的国际化倾向：李蔷薇的人物像是套着中文名字的西方人，孔亚雷的故事游走在中俄之间，陈楸帆索性用中文写了个以日本为背景的短篇。为什么是日本？因为它是偶像和粉丝文化的大本营之一？因为作者想要营造故事的陌生感？或者是为了迎合浸淫于日本流行文化的年轻一代？坦白地说，我竟然对这个最去中国化的小说最感亲切，降神会、粉圈、虚拟游戏，每个都是萌点，陈楸帆的写作有令人羡慕的时髦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