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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是管仲及其追随者们所著述的一部经邦济世、治国安民的书，是中国古代一部政治思想性极强的学术著作。它叙述了管仲一生从政任相、强国富民的宏伟政治理想和丰富的治理经验，连司马迁都拍案称绝地说：“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
管仲任政几十年，使地处海滨的一个区区齐国，通过治理整顿与通货积财而富甲天下，成为泱泱大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造就了春秋五霸之首的大业。管仲治国，一直注重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因为他知道，只有社会和谐，才能长治久安，民富国强，即他所说的“和则能久”，“人不倡不和，天不始不随。”（见《管子·白心篇》）为此，他提出了许多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思路，于古于今，都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他的基本思路，大体上有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就是发展经济，建立强国富民的物质基础，提出了为历代人所称颂的治国名言：“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见《牧民篇》、《轻重甲篇》）
怎样才能使仓廪实呢？他认为，国家对农业的最大支持，莫过于“无夺农时”。他在《臣乘马篇》中作了详细的分析，指出春耕之事，仅在解冻后的25日之内。这25五日之内如不把耕种之事做好，则一年无收。“春失其地，夏失其苗，秋起徭而无止，此之谓谷地数亡。”“彼王者不夺民时，故五谷兴丰。”
管仲主张发展农业的同时，还大力发展工商业，大兴渔盐之利、盐铁之利，大力调控货币、物价、市场和商品流通。在一部《管子》中，约有半数篇幅是用来讲述轻重、揆度、权衡、九府，即国家调控市场、物价、货币发行等方针策略的。
经过他的一番开发整治，齐国果然变得仓廪足实，物阜财丰，安居乐业，民富国强。管子将此视作为构建政通人和的理想社会的重要基础，因为他深知：“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见《治国篇》）
构建和谐社会的第二步，必须大兴礼义教化，树立良好社会风气，以实现“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理念。
所谓礼节，也称为礼义，是基于一定社会基本道德准则的行为规范，人们如不能自觉地遵守这些社会道德规范，没有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和谐社会的构建也必然是一句空话。
“夫人必知礼，然后恭敬；恭敬然后尊让；尊让然后少长贵贱不相逾越，故乱不生而患不作。”（见《五辅篇》）“义者，谓各处其宜也。礼者，因人之情，缘义之礼，而为之节文者也。故礼者，谓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谕义之意也。故礼出乎义，义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见《心术止篇》）
他主张从小礼小节等细事着手，长期地培育教化，以形成人与人之间的良好社会风气。为此，也提出了流传千古的至理名言：“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
第三，是加强法制建设。因为，只有加强法制建设，才可以“制天下而禁奸邪也”，才可以“为天下致利除害也。草茅弗去，则害禾谷；盗贼弗诛，则伤良民。”（见《明法解篇》）
对于那些邪恶之人与邪恶之事，宽恕和轻罚，都是使社会不得和谐、不得安定的重大障碍与隐患。“夫民贪行躁而诛罚轻，罪不过罚，则是长淫乱而便邪僻也。有爱人之心，而实合于伤民。”（见《正世篇》）
但是，法又是至公的，是“天下之至道也”，对于法制，不但要坚决地执行，有法必依，违法必究；而且，必须是秉公论断，不得有偏，更不能有私。他在《白心篇》中明确地指出，决“不为一人枉其法”。执法如果一旦有所偏私，法制便要受到损害，政令便不得以通行，社会也便为之而混乱。“有法不正，有度不直，则治辟；治辟，则国乱。” （见《版法解篇》）
怎样才能使吏治清明、执法公正呢？管子认为，重要的一条是任人唯贤，不任人唯亲，要依照一定的法定程序选拔人才，而不是只听信其谤诲之谈和别人的逢迎赞誉。他在《明法解》中清楚地指出：“听言而不试，故妄言者得用；任人而不官，故不肖者不困。”应当是“以法案其言而求其实，以官任其身而课其功，专任法不自举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国也，使法择人，不自举也。”
第四，本着亲仁善邻、与邻为伴的精神，构建一个和谐社会的外部环境。
管子虽处于春秋、战国互相征伐的时代，但他却十分重视与邻国和睦相处，讲求信义，遵循礼让，互相支持，患难与共。他主张：“内行其法度，外行其理义，故邻国亲之，与国信之。有患则邻国忧之，有难则邻国救之。”（见《形势解篇》）他不主张用武力解决边境问题：“先王不以勇猛为边境，则边境安。边境安，则邻国亲。邻国亲，则举当矣。”（见《枢言篇》）
第五，注意生态环境的保护，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良好关系。
管子一向主张“顺天之时，约地之宜，忠人之和”，认为这样才能够“风雨时、五谷实、草木美多、六畜蕃息、国富兵强。”（见《禁藏篇》）他虽在治山治水、相地种植、因山冶铁、围海煮盐、开矿铸币、大兴渔盐之利等方面做出种种开发，但同时又非常注重生态平衡，保护自然环境，为此，他下令：“毋杀麂夭，毋蹇华、绝芋”；（见《四时篇》）“毋杀畜生，毋拊卵，毋伐木，毋夭英，毋拊竽，所以息百长也。”（见《禁藏篇》）意即不要杀害初生小鹿，不要拨开花之草与再生之根块，不要杀怀孕生仔的母畜，不要击毁鸟卵，不要滥砍盗伐森林，不要折摧开花结籽的草木，不要砍伐初生的笋竹，这样才能使得自然界中的百物得以生生不息。
第六，注意及时的调节各地区、各环节、各阶层、各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减少贫富之间的悬殊差异，缓和矛盾，增强内部的亲和力与凝聚力，增强社会的和谐氛围。
为此，管子特别地注意采取一系列措施，通过国家税收、物价、市场和商品流通等经济杠杆和行政赏罚等措施，来及时地调节各方面利益关系。
首先，他着力于调节国与民之间的利益关系。他的总体思想是轻赋税，薄徭役，给民以休生养息、充廪积财的机会。他在《权修篇》中指出：“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因为，“用财啬则费，用力苦则劳矣。奚以知其然也？用力苦则事不工，事不工而数复之，故曰劳矣。用财啬则不当人心，不当人心则怨起，用财而生怨。……故曰：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见《版法解篇》）他主张官不与民争利，国不与民争财，只有积富于民，社会才能和谐安定。 其次，他注意对各地区之间、丰歉之间进行及时地调剂。某年，齐国西部水涝灾荒很重，而东部丰收。西部缺粮，民不足食；而东部则谷贱伤农，民亦不堪其苦。管子下令，齐西之人交粟三斗就可完租税，而齐东的人须交三釜（相当于齐西的6倍）之粟才能完租税，这样，国家就可以用齐东多征之粟救济西之民，还可对他们发放种子与农具等贷款。通过这样一调剂，东西部粮食的价格也相对地拉平了。管子称这种调节政策为“相壤定藉”，行此可以“振贫补不足，下乐上。故以上壤之满，补下壤之众”（见《乘马数》）
再次，注意在城乡之间、贫富之间进行调节。齐桓公问：郊区的乡民贫，而城中的官商富，吾想调节他们之间的贫富，用官商之财补益与乡民，可有什么办法？管仲说：有。国君可以下令引瑾洛河之水。通运河于郊区，使航船自由地通行于其间。因为郊区有花鸟树木的美好风光，士宦商贾必然乘船过来游玩赏乐，这样河的两岸便会因此而开设了许多店铺，乡民可以售卖他们的农副产品，又可以收购游人猎获的禽兽，郊野之民因之也便富裕起来。（见《轻重丁》）
又在士农工商各行业之间，通过相关政策的倾斜，也可以调节分配不公的重大差异。在这些行业之间，利益最容易受到侵害的，莫过于农。因为农业的劳作时间长，而收获与见效益的时间短，农民对国家的负担重而实际收入微，他们的利益最容易受到侵犯。而又由于他们远离城市，远离市场，不清楚交易之道，因此常常是一层租税，四层负担。他举燕、邢、郑、卫之地为例，说那里四季可种，一个农夫在中等年成可收粟二百石，但农家仍然是“仓廪虚而民无积”，农夫只能以粥养子，就是因为“上无术以均之”。他认为，如果国家能够通过适当的政策，注意向农民倾斜，即“所谓兴利者，利农事也；所谓除害者，禁害农事也”，那样做的结果，就可以“使农士工商四民交能易作，终岁之利，无道相过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民作一，则田垦，奸巧不生。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见《治国篇》）
同时，他也很注意对弱势群体的扶持，对于老幼无人照养者，对于鳏寡孤独及残疾人等，均都制定出赡养与优抚的政策。他规定，凡有七十岁以上老人的家庭，不征国税。凡是能收养无父母的孤儿者，也免征租税。“凡国都皆有‘掌养疾’，聋盲、喑哑、跛蹙、偏枯、握递、不耐自生者，上收而养之疾，官而衣食之，殊身而后止。”（见《入国篇》）
在收入大小多寡、负担轻重不同的户籍之间，进行适当的调节。他称这种调节为“持流”，即通过轻重不同的租税，使“有一人耕而五人食者，有一人耕而四人食者，”与“有一人耕而二人食者”，因有国课征收率上的不同，可以加以均衡调节。
管仲任政几十年，使地处海滨的一个区区齐国，通过治理整顿与通货积财而富甲天下，成为泱泱大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造就了春秋五霸之首的大业。管仲治国，一直注重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因为他知道，只有社会和谐，才能长治久安，民富国强，即他所说的“和则能久”，“人不倡不和，天不始不随。”（见《管子·白心篇》）为此，他提出了许多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思路，于古于今，都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他的基本思路，大体上有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就是发展经济，建立强国富民的物质基础，提出了为历代人所称颂的治国名言：“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见《牧民篇》、《轻重甲篇》）
怎样才能使仓廪实呢？他认为，国家对农业的最大支持，莫过于“无夺农时”。他在《臣乘马篇》中作了详细的分析，指出春耕之事，仅在解冻后的25日之内。这25五日之内如不把耕种之事做好，则一年无收。“春失其地，夏失其苗，秋起徭而无止，此之谓谷地数亡。”“彼王者不夺民时，故五谷兴丰。”
管仲主张发展农业的同时，还大力发展工商业，大兴渔盐之利、盐铁之利，大力调控货币、物价、市场和商品流通。在一部《管子》中，约有半数篇幅是用来讲述轻重、揆度、权衡、九府，即国家调控市场、物价、货币发行等方针策略的。
经过他的一番开发整治，齐国果然变得仓廪足实，物阜财丰，安居乐业，民富国强。管子将此视作为构建政通人和的理想社会的重要基础，因为他深知：“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见《治国篇》）
构建和谐社会的第二步，必须大兴礼义教化，树立良好社会风气，以实现“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理念。
所谓礼节，也称为礼义，是基于一定社会基本道德准则的行为规范，人们如不能自觉地遵守这些社会道德规范，没有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和谐社会的构建也必然是一句空话。
“夫人必知礼，然后恭敬；恭敬然后尊让；尊让然后少长贵贱不相逾越，故乱不生而患不作。”（见《五辅篇》）“义者，谓各处其宜也。礼者，因人之情，缘义之礼，而为之节文者也。故礼者，谓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谕义之意也。故礼出乎义，义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见《心术止篇》）
他主张从小礼小节等细事着手，长期地培育教化，以形成人与人之间的良好社会风气。为此，也提出了流传千古的至理名言：“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
第三，是加强法制建设。因为，只有加强法制建设，才可以“制天下而禁奸邪也”，才可以“为天下致利除害也。草茅弗去，则害禾谷；盗贼弗诛，则伤良民。”（见《明法解篇》）
对于那些邪恶之人与邪恶之事，宽恕和轻罚，都是使社会不得和谐、不得安定的重大障碍与隐患。“夫民贪行躁而诛罚轻，罪不过罚，则是长淫乱而便邪僻也。有爱人之心，而实合于伤民。”（见《正世篇》）
但是，法又是至公的，是“天下之至道也”，对于法制，不但要坚决地执行，有法必依，违法必究；而且，必须是秉公论断，不得有偏，更不能有私。他在《白心篇》中明确地指出，决“不为一人枉其法”。执法如果一旦有所偏私，法制便要受到损害，政令便不得以通行，社会也便为之而混乱。“有法不正，有度不直，则治辟；治辟，则国乱。” （见《版法解篇》）
怎样才能使吏治清明、执法公正呢？管子认为，重要的一条是任人唯贤，不任人唯亲，要依照一定的法定程序选拔人才，而不是只听信其谤诲之谈和别人的逢迎赞誉。他在《明法解》中清楚地指出：“听言而不试，故妄言者得用；任人而不官，故不肖者不困。”应当是“以法案其言而求其实，以官任其身而课其功，专任法不自举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国也，使法择人，不自举也。”
第四，本着亲仁善邻、与邻为伴的精神，构建一个和谐社会的外部环境。
管子虽处于春秋、战国互相征伐的时代，但他却十分重视与邻国和睦相处，讲求信义，遵循礼让，互相支持，患难与共。他主张：“内行其法度，外行其理义，故邻国亲之，与国信之。有患则邻国忧之，有难则邻国救之。”（见《形势解篇》）他不主张用武力解决边境问题：“先王不以勇猛为边境，则边境安。边境安，则邻国亲。邻国亲，则举当矣。”（见《枢言篇》）
第五，注意生态环境的保护，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良好关系。
管子一向主张“顺天之时，约地之宜，忠人之和”，认为这样才能够“风雨时、五谷实、草木美多、六畜蕃息、国富兵强。”（见《禁藏篇》）他虽在治山治水、相地种植、因山冶铁、围海煮盐、开矿铸币、大兴渔盐之利等方面做出种种开发，但同时又非常注重生态平衡，保护自然环境，为此，他下令：“毋杀麂夭，毋蹇华、绝芋”；（见《四时篇》）“毋杀畜生，毋拊卵，毋伐木，毋夭英，毋拊竽，所以息百长也。”（见《禁藏篇》）意即不要杀害初生小鹿，不要拨开花之草与再生之根块，不要杀怀孕生仔的母畜，不要击毁鸟卵，不要滥砍盗伐森林，不要折摧开花结籽的草木，不要砍伐初生的笋竹，这样才能使得自然界中的百物得以生生不息。
第六，注意及时的调节各地区、各环节、各阶层、各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减少贫富之间的悬殊差异，缓和矛盾，增强内部的亲和力与凝聚力，增强社会的和谐氛围。
为此，管子特别地注意采取一系列措施，通过国家税收、物价、市场和商品流通等经济杠杆和行政赏罚等措施，来及时地调节各方面利益关系。
首先，他着力于调节国与民之间的利益关系。他的总体思想是轻赋税，薄徭役，给民以休生养息、充廪积财的机会。他在《权修篇》中指出：“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因为，“用财啬则费，用力苦则劳矣。奚以知其然也？用力苦则事不工，事不工而数复之，故曰劳矣。用财啬则不当人心，不当人心则怨起，用财而生怨。……故曰：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见《版法解篇》）他主张官不与民争利，国不与民争财，只有积富于民，社会才能和谐安定。 其次，他注意对各地区之间、丰歉之间进行及时地调剂。某年，齐国西部水涝灾荒很重，而东部丰收。西部缺粮，民不足食；而东部则谷贱伤农，民亦不堪其苦。管子下令，齐西之人交粟三斗就可完租税，而齐东的人须交三釜（相当于齐西的6倍）之粟才能完租税，这样，国家就可以用齐东多征之粟救济西之民，还可对他们发放种子与农具等贷款。通过这样一调剂，东西部粮食的价格也相对地拉平了。管子称这种调节政策为“相壤定藉”，行此可以“振贫补不足，下乐上。故以上壤之满，补下壤之众”（见《乘马数》）
再次，注意在城乡之间、贫富之间进行调节。齐桓公问：郊区的乡民贫，而城中的官商富，吾想调节他们之间的贫富，用官商之财补益与乡民，可有什么办法？管仲说：有。国君可以下令引瑾洛河之水。通运河于郊区，使航船自由地通行于其间。因为郊区有花鸟树木的美好风光，士宦商贾必然乘船过来游玩赏乐，这样河的两岸便会因此而开设了许多店铺，乡民可以售卖他们的农副产品，又可以收购游人猎获的禽兽，郊野之民因之也便富裕起来。（见《轻重丁》）
又在士农工商各行业之间，通过相关政策的倾斜，也可以调节分配不公的重大差异。在这些行业之间，利益最容易受到侵害的，莫过于农。因为农业的劳作时间长，而收获与见效益的时间短，农民对国家的负担重而实际收入微，他们的利益最容易受到侵犯。而又由于他们远离城市，远离市场，不清楚交易之道，因此常常是一层租税，四层负担。他举燕、邢、郑、卫之地为例，说那里四季可种，一个农夫在中等年成可收粟二百石，但农家仍然是“仓廪虚而民无积”，农夫只能以粥养子，就是因为“上无术以均之”。他认为，如果国家能够通过适当的政策，注意向农民倾斜，即“所谓兴利者，利农事也；所谓除害者，禁害农事也”，那样做的结果，就可以“使农士工商四民交能易作，终岁之利，无道相过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民作一，则田垦，奸巧不生。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见《治国篇》）
同时，他也很注意对弱势群体的扶持，对于老幼无人照养者，对于鳏寡孤独及残疾人等，均都制定出赡养与优抚的政策。他规定，凡有七十岁以上老人的家庭，不征国税。凡是能收养无父母的孤儿者，也免征租税。“凡国都皆有‘掌养疾’，聋盲、喑哑、跛蹙、偏枯、握递、不耐自生者，上收而养之疾，官而衣食之，殊身而后止。”（见《入国篇》）
在收入大小多寡、负担轻重不同的户籍之间，进行适当的调节。他称这种调节为“持流”，即通过轻重不同的租税，使“有一人耕而五人食者，有一人耕而四人食者，”与“有一人耕而二人食者”，因有国课征收率上的不同，可以加以均衡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