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白宫，负责总统安全的特勤人员告诉我要时刻防备总统遭袭受伤。听后我还感到很生气，为什么会有人伤害我的“病人”?但遭遇多次险情之后，我就不像以前那么天真了。
　　克林顿总统在任的8年里经历了各种威胁。医生随时准备着：一旦总统遭到袭击，要立刻进行抢救。因此，我也处于各种危险之中。特勤处称总统附近的区域为“死伤区”，和总统在一起就是面临死伤，这使你感到一种莫名的压抑，体会到和刺客最有价值的猎物在一起的刺激感。8年来，在“死伤区”工作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还好，我没有受到伤害。但并不是每一个在“死伤区”的人都这么幸运，例如1981年时任里根总统新闻秘书的詹姆斯布雷迪就成为刺客约翰-辛克里的牺牲品，子弹击中他的头部，造成下半身瘫痪，只能终生在轮椅上度过。提到詹姆斯布雷迪，我想起了向他借车的事情。
　　那是1997年3月，当时克林顿总统因摔伤在贝塞斯达海军医院就医。出院前一天，值班的特勤官员对我说：“夫人，有个麻烦事，我们的车子无法搭载坐在轮椅里的总统。”“难道特勤处的车库里就没有罗斯福时代留下来的车?”我挖苦道。特勤听到这句话惊讶得不知如何是好，因为我一向是个礼貌温雅的人，说话谦和并带点幽默感。但自总统住院后，我连续看护了三天三夜，连洗浴都顾不上，真是精疲力竭、近乎崩溃。这时特勤又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也顾不上礼貌，更不用提平时表现出来的幽默了，便随口说出这样一句揶揄的话。我意识到自己失态了，于是又用平静的语气说：“真对不起，我不应该这样说，你刚才的意思是我们没有能放得下轮椅的轿车吗?”“是的，夫人。”特勤用一副公事公办的语气答道，“我们能把他背到轿车里吗?”“恐怕不行，”我否定了他的建议，如果美国总统靠特勤人员背着上下车真是有伤国体和尊严了。“他应该坐在轮椅上离开贝塞斯达，到达白宫南廊后再停下来坐在轮椅里接受记者采访。”
　　听到这里，站在旁边的海军副官说：“我们能不能从用过轮椅的人那儿借个小货车?这儿不是有一个在越战中失去双腿用轮椅的议员吗?”特勤—下子打起精神：“好主意!”他想了一会儿又说，“最好去找詹姆斯布雷迪，他肯定有能搭载轮椅的特备车。”
　　在克林顿总统出院的前天下午，特勤部门联系到了詹姆斯布雷迪，他慷慨地把车借给了我们。我坐在从布雷迪处借来的宽敞的车子里，旁边是在轮椅里的克林顿总统，这时我想起了“死伤区”。克林顿总统是许多刺客的目标，布雷迪的车又没有任何装甲，所以这次旅程最易遭受袭击，这也是我头一回如此接近潜在的暗杀恶魔，幸运的是我们安全到达了目的地。
　　医生所受的训练大多是与伤病做斗争，而不是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但作为军医，我们的义务就是在危险的环境中履行义务。白宫医生知道所服务对象的生命和安全高于自己的一切。医疗小组流传着一个黑色幽默：如果“空军一号”坠落，新闻的头版就会报道某某总统和“其他人员”遇难。我们这些医生就是不知名的“其他人员”，将很快被人遗忘。想到此总会让我们和家人感到一丝不快，但这样也好，会让我们认清自己的使命，不至于产生自大的心理。
　　另外一次危险的经历是随克林顿总统出访。我们先从土耳其起飞，途经希腊的雅典过夜。在雅典的那一晚，我们待在酒店没敢出去，因为街道上到处是抗议者和燃烧的汽车、垃圾桶。
　　第二天“空军一号”从雅典起飞到意大利。途中，空乘主管走进医务间，坐在我旁边的护士问他：“您需要什么?”护士认为主管可能需要阿司匹林或要问一些医疗方面的问题。看起来有点心烦意乱的主管盯着地板上的医疗箱说：“什么也不需要，我想检查—下这些箱子。”我问：“为什么?”主管没有回答。在检查完我们的医务间后他用略带轻松的语调说：“我是为了找出不应该在这儿的东西。”“你是说发出‘滴答’响声的东西?”护士问。“呃，类似于那样的东西。”主管含糊不清地说着，快步走出了医务间。
　　后来我从特勤处得知，当“空军一号”正在跑道上滑行时，无线电通知说飞机上有炸弹，15分钟后爆炸。飞行员采取了两个明智的举动：一是召集特勤到驾驶员座舱来听关于炸弹威胁的录音，二是把定时器定在15分钟。15分钟后没有炸弹爆炸，于是飞机继续滑行起飞。
　　接着我们到了马其顿，在飞机降落的军事基地周围有很多标志提醒人们注意在此区域有地雷。我的高级助手克雷格·阿什比已在飞机降落的军事基地等着我们，然后我们和总统一起换乘直升机“夜鹰1号”到科索沃，在那儿克林顿总统将进行一个双边会谈。由于去科索沃的安全级别很高，我的副手理查德塔伯乘坐后备直升机“夜鹰2号”随行。尽管任务艰巨，我还是非常自信，因为我把白宫医疗组最高级和最有经验的成员都带来了。
　　造访科索沃的时间很短，我们很快返回到马其顿的停机坪。这次任务使用了很多交通工具——直升机、装甲车、航母、“空军一号”等。我觉得自己像一个受人摆布的机器人，机械地背着医疗箱按照指令随“主人”上下车，时刻看护好“主人”，以备万一他受到伤害时我能做出快速反应。
　　感谢上帝，科索沃之行没有什么意外情况。能够和我的医疗小组安全回到在马其顿等候的“空军一号”就是对我最大的奖赏，当巨兽似的飞机爬上高空，大家算是松了一口气。我的医疗小组成员此刻已放松下来在座椅上休息了，高级助手克雷格-阿什比总是一副不苟言笑的样子，但现在我察觉到他的嘴角露出一丝笑意。高级护士史塔克斯乐于接受危险的任务，并把执行这些任务看作是探险之旅，但这一次长时间高度紧张的“探险”使他精疲力竭，他已闭上眼睛熟睡起来。另一个是我的副手塔伯中校，他的金发凌乱地从头后部直竖起来，真有点孩子气。看着这三位成员，我突然意识到我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我把最富经验的人员都带来了，一旦飞机失事，总统和我们这些“其他人员”遇难，那谁来管理白宫医疗小组，谁来照顾新总统呢?
　　我让联络官拿来保密电话，拨通了在白宫医疗办公室值班的官员芭芭拉艾迪。接电话的艾迪声音清脆，显得很高兴。我用缓慢清晰的声音说：“芭芭拉艾迪指挥官，请记录如下白宫医疗小组接任人员名单……”我告诉她一旦飞机失事，谁有能力管理白宫医疗小组，谁可以继任高級助手，谁能承担高级护士的工作等。艾迪从我的语气中听出了事情的严肃性，她认真记下我说的每一个名字，我能想象出她坐在办公室的椅子上，在黄色的便笺簿记录我说话的样子。
　　“记下来了吗?”我问。
　　“记下了，夫人。”她用颤抖的声音回答，“还有其它事情吗?”
　　“如果我说的成为事实，记得在阿林顿国家公墓给我留个地方。”实在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我继续说，“我请求葬礼在办公室举行，要有完整的仪式、护柩的人和音乐。”
　　“是的，夫人。”艾迪回答。
　　“如果我的遗体还能够套上衣服的话，记住要用我的蓝色制服。”
　　“是的，夫人。”她哽咽道。
　　打完电话，我嘴角露出一丝自嘲的笑。我知道担任“第一病人”的医护工作，在执行任务时不得不考虑这样的事情。当上白宫“御医”在别人看来很风光——办公室和总统的办公室在一起、时常乘坐“空军一号”跟随总统出访世界各地等等。但是作为白宫医生，我还是一名军人，在白宫行医如同在战场作战。这份工作让我整日在外奔波，体会不到家的温馨，我也渴望过上正常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