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陵寝的真正盗墓者是皇室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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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实中的帝王陵寝里,真的有那么多防盗墓的机关设施吗?如果真有的话,在千年之后,这些设施还能发挥作用吗?
  由南派三叔小说改编的电影《盗墓笔记》热映,影片中“蛇母陵”内各种防盗设施令人眼花缭乱,不论是暗藏玄机的大门,还是机关密布的人俑,令观众大呼过瘾。
  不过,现实中的帝王陵寝里,真的有那么多防盗墓的机关设施吗?如果真有的话,在千年之后,这些设施还能发挥作用吗?守卫严格:不准动一草一木
  如果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得从我国第一次对帝王陵寝的科学考古说起。上世纪50年代,文化部文物局、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调查组共同组成考古工作队,对定陵进行了考古发掘,定陵是明朝万历皇帝及其皇后的陵寝。
  考古队进入陵寝后,抽出城砖的那一刻,有黑色浓雾从洞中喷射出来,闻起来是一股霉烂味道,不过这不是毒气,而是地宫里的腐烂物质气体。考古队员进入后,脚底下的地板是实的,不是传说中的翻板。在手电筒照射下,看上去像暗箭的东西,其实是汉白玉石门上的门钉,看上去像飞刀的东西,其实是钟乳石。
  明定陵是万历十二年动工,花了800万两银子用了6年时间才建成,彼时大明王朝尚未衰败,还有余力,所以该陵也是明十三陵中规模最大的三个陵寝之一。修建水平较好的定陵尚且如此,其他陵寝有无影视剧中的复杂机关,就不言而喻了。
  事实上,对于帝王来说,与其在地宫中设置所谓机关来防盗,不如在地面上多建点营房驻扎兵马。因为,在古代,皇家陵寝周边都属于禁地,有官员和兵丁严密把守,一般人无法靠近,胆敢动陵寝地面一草一木者,轻则免职,重则……(你瞳的)。
  唐高宗时,左武卫大将军权善才、右监门中郎将范怀义砍了唐太宗昭陵的柏树,被一个守陵侍卫告发到皇帝那里,唐高宗原本“特命杀之”。后来在小说和影视剧中屡屡以“神探”示人的狄仁杰,当时还是从六品的大理丞,负责刑狱案件审理。狄仁杰上奏为二人辩护,两人才改判为“开除公职”,流放到岭南。
  要知道,大将军权善才勋至“上柱国”,这是唐朝有功将领的最高勋级。如此功勋贵胄砍了树尚且如此,一般人若是敢对皇陵有所造次,结果可想而知。
  机关算尽:化作成阳原上尘
  不过,再多的士兵,往往也阻挡不住盗墓者。因为,当王朝大厦将倾之时,公卿贵胄往往性命不保,守陵兵丁也作鸟兽散,谁会有心力去保护皇陵?
  所以,自古至今那么多帝王陵寝中,从未被盗的并不多。这些皇陵要么在朝代更迭时毁于后朝之手,要么则在乱世之中被乱兵或盗贼打开。
  “千秋万古功名骨,化作成阳原上尘”,曾官至礼部尚书的金代文学家赵秉文,路过西汉皇陵时曾有如此感慨。西汉的11座皇陵中,除文帝和宣帝分别葬于长安城东南的白鹿原和杜东原上外,其它9座就在汉长安城北的咸阳原上。
  根据东汉学者卫宏所作的《汉旧仪》,西汉帝陵一般占地7顷,冢修筑于陵园中心,高12丈,地下墓室深13丈,颇为宏伟。墓室为方形,通向地面有四门,四门设置联剑、伏弩等暗器,以防盗掘。当然,即便有传说中的暗器,西汉皇陵在卫士们的严防死守下,依然没有挡住盗墓者。汉昭帝时,有人在市面上居然买到了汉武帝的陪葬品,从何而来不得而知。
  机关暗器挡不住盗墓者,乱世就不用说了。西汉末年,长安被攻陷,除了汉文帝的霸陵,以及汉宣帝的杜陵,因为据说随葬品不够丰厚而未被破坏外,其余都遭到了盗墓。《汉书》中记载当时的情况是,“民饥饿相食,死者数十万,长安为虚,城中无人行。宗庙园陵皆发掘,唯霸陵、杜陵完”。
  而东汉的12座皇陵,除献帝禅陵外全部都位于洛阳。结果,东汉末年董卓挟持献帝去长安,位于洛阳的各皇帝以及文武公卿的陵寝都被盗掘。到了西晋末年,关中饥荒,长安市上米价涨到一斛万钱,饥民连并无多少财宝的霸陵也没有放过,“盗发汉霸、杜二陵及薄太后陵”。
  乱军之所以热衷于盗墓,是因为储藏着大量财宝的帝王陵寝,是再好不过的军费来源。在袁绍军中效力的“建安七子”陈琳,曾写《为袁绍檄豫州》,称曹操专门设置了负责盗墓的官职,“又特置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过隳突,无骸不露”。由此看来,汉墓经历了三国时期的战乱,“十室九空”的说法,也不无道理。
  皇陵尚且如此,当年为了保持陵区繁荣而从关东前往长安守陵的豪强之家,大多也在朝代更迭中消散凋零。
  无可奈何:立碑凿山防被盗
  再多的兵士,再多的暗器,也无法阻挡王朝更替,这一点皇帝们都心知肚明。毕竟,若无前朝灭亡,自己又如何能坐在金銮殿享受万人之上的荣耀?
  因此,许多皇帝在修筑陵寝之时,就意识到天数有道,总有一天,会有人惦记上自己的陪葬品。把陵墓修建得尽可能坚固,是他们有生之年仅能做的事情。
  唐太宗最初在修昭陵时,曾想仿照汉高祖刘邦的长陵,但是,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的虞世南,就提出了一个不同的观点。虞世南认为,汉陵之所以屡屡被盗,就是因为在地面上建造陵寝,而且储藏了太多财宝,想要不被盗墓,就要以山为陵,在其中凿洞修建,并且陵墓中不藏财宝,并在陵外立碑说明这一情况。
  虞世南的观点之所以最终被李世民所采纳,更重要的是他提出了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情况,就是盗墓者往往在盗墓之后,将皇帝的尸骨丢弃荒野。丢点东西都是小事,作为天子,死后没多少年就没了葬身之地,这放在谁心里都过意不去。
  武则天的乾陵,则将“因山为陵”的形式发挥到了极致,即便是墓门的石头缝,也要“铸铁以固其中”。后来,黄巢曾动用40万人,将乾陵所在的梁山挖去了半座山,最终只留下一条深40米的“黄巢沟”,连墓道的影子都没找到。
  朝代兴盛之时,帝王陵寝可以修得高端大气上档次,炮轰不开弹打不进,但是等到王朝衰落之时,人心惶惶物力不及,皇陵往往就偷工减料难敌洛阳铲了。西安唐朝18座陵中修筑最晚的是唐僖宗的靖陵,历史上曾多次被盗,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墓室的石棺床居然是用乾陵陪葬墓中的两座墓碑,即文昌右相豆卢钦望和郑国公杨再思的墓碑改做成的,两位宰相若知道自己的墓碑多年之后成了皇帝的棺床,不知作何感想。
  如果从严格意义上说,把老祖宗陪葬墓的墓碑拿过来给自己用,这比当年权善才等人砍了几棵树的罪过大多了,何尝不也算一种盗墓?
  可见,帝王陵寝的最大盗墓者其实不是盗墓贼,也不是乱世之中的兵士饥民,而是皇室自身。当昏聩之君“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时,“戍卒叫、函谷举”就已经是迟早之事。
  责任编辑/李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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