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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学校教育是实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再生产的最主要渠道，课程是实现学校教育目的的途径，课程是一种再生产，文化资本理论和社会语言代码理论表明：课程再生产着主流意识，再生产着社会阶层。
关键词：课程 再生产 主流意识 文化资本 社会语言代码
学校教育是实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再生产的最主要的渠道。这是一个社会之所以重视学校教育的主要原因，也是一个政府高度重视学校教育的原因。政府一方面对教育进行人力、物力、财力的投资，另一方面通过制定教育方针、教育目的、教育内容等实现政府的意志。课程是实现政府意志的最有力、最有效的工具。正是通过课程，再生产政府意志才得以完成。本文主要利用社会学的文化资本理论和社会语言代码理论对课程的再生产进行论证。
布迪厄和巴斯隆的文化资本、惯习和社会关系再生产等相关理论认为：课程，学校，乃至整个教育系统均是社会统治的工具，它是为社会稳定和现存的阶级阶层再生产服务的。教育（通过学校、课程、教学、考试评价等方式）为社会上权力的再生产和分配服务。学校不但加工个体，而且加工知识，它要对反复在教育中强调和灌输的意义进行筛选，这种筛选意味着学校再生产统治群体或阶级的文化专制，并通过其文化专制进行筛选。对学校而言，它是按照统治阶级的文化风格和标准来运作和筛选的，它在某种程度上只是简单的转化器，它将社会的不平等转化为学生学业成就以及人生前景的不平等。课程就是这种筛选的集中体现。
从知识发展的角度来分析，课程主要是一种知识形态，是科学知识的精华浓缩，是为知识的继承和发展服务的。课程作为一种“学程”，主要为学习者的发展服务。课程是中性的。这是一种应然性的课程。但作为课程内容的知识是一个人为选择的过程，什么知识最有价值？将哪些知识编进课程?这些决定受到社会主流意识的控制和影响，课程是为主流意识的再生产服务的，这是一种实然性课程。如在男性主义盛于女性主义统治社会中，课程的编制内容也反映出一定程度的性别歧视。有学者专门研究过中国的中小学语文和历史教材，发现其中存在着性别歧视现象。在教材中，女性出现的形象要远远低于男性出现的形象，而女性的出现主要表现在家庭类的场景中或是家庭类的延伸，如母亲、姐姐、教师、护士的形象，男性表现出来的就很不一样，领袖、将军、老红军、英雄人物、科学家等都是男的。另外，有研究生在毕业论文中对中国已出版的几套语文教材和历史教材中的插图进行了评价，发现其中在性别差异问题上存在偏差：插图中男性明显多于女性，而且男性所扮演的角色多为正面人物，而女性所扮演的角色多为反面人物。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郑兴荣教授，通过性别视角审视了我们的教育模式。他认为，在我们的学校教育中，有许多影响男女学生性别行为和态度的因素。除了教师的期待和指导以及课程的设置和辅导外，教材因素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1993年出版的中小学教材中，插图中明显是男性多，文章的主人公明显是男人多，文章的作者绝大多数都是男性，可能编辑教材的也绝大多数是男性，女性的比例较少。另外教材中的女性人物的榜样作用，无论是在时间和空间上，还有在生活经验上，距现在的女性都较远，即使有一些科学家、女政治家，如居里夫人、邓颖超等，对她们的描述也更多地集中在传统的性别角色方面。邓颖超应该说是中国少有的女政治家、革命家，她有很多传奇故事以及革命生涯，可是我们的教材中出现两次的革命家邓颖超的角色是什么？一次是为周恩来补衣服，体现了一个妻子的角色；另一次是受周总理的吩咐给小战士送雨伞、雨衣，体现的是一种关爱角色，但是她叱咤风云的一面在我们的课文上没有体现出来。
在《教育、社会与文化的再生产》一书中，布迪厄指出，学校教育是维持形式上教育平等的意识形态，实质上是再生产不平等社会结构的重要途径，而课程作为教育内容，作为合法化的文化，在文化再生产过程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在造成社会不平等方面充当重要角色。因为课程是作为一种象征符号在从事文化再生产，即通过课程资源的获得，建立起一种权力支配与被支配关系。尤其在现代社会中，教育是人们进入现代社会的通行证，教育的多少，文化符号拥有量的多少，导致将人划分为不同学识和能力的群体和个体。这样，课程变成一种象征符号性资源，文化符号的差异性直接影响着对课程的适应性。人们通过课程的学习，习得一种主流意识形态规定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按照课程提供的行为模式去实践和模仿，并力争内化为一种方法论，使自己成为主流意识期待的人。因此，课程实际上成为适应者学习、模仿主流意识的最重要的途径。适应者正是通过课程学习拥有了实现社会上升流动的文化资本。这样，课程作为文化资本不仅在于再生产表层次的社会文化，本质上，它所再生产的是社会意识形态和阶级关系，文化再生产与社会结构再生产及社会经济再生产是相辅相成的。由此可见，课程作为文化资本，从内容上看是指那些具有强迫性的社会主流文化，但从运作机制上看，却是以一种较为隐蔽的方式实施其根本性旨意与逻辑的，即它常常与个人的前途、命运、社会地位、个人成功与自我实现等联系起来，于是课程成为决定个体的身份、资格、财富的手段或标志。谁占有文化资本多，谁就有可能更多地占有政治资本与经济资本，反之亦然。所以，课程作为文化资本，不仅源于社会政治资本与经济资本，而且还可以转换为社会政治资本与经济资本，这可以部分地解释古代社会中“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以及造成今天学历社会的原因。
谁能成为课程的适应者？伯恩斯坦的社会语言代码理论给予我们一定的启迪。课程编制所使用的语言性质影响着学生对课程的理解和接受程度，使有的学生成为课程的适应者，有的学生成为课程的非适应者。伯恩斯坦的社会语言代码理论认为，人们日常使用的语言实际上是一种文化代码，它明示着言语者的文化特征。文化代码大致可分为两种：一是精制代码（elaborated codes），其主要特征是具有逻辑性与关联性，它主要存在于中上层阶级的语言之中；二是局限代码（restricted codes），其特征是特殊性与孤立性，主要存在于下层阶级的语言之中。伯恩斯坦认为，学校普遍使用的知识属于精制代码，因此学校知识教育与中上阶层子女之间有某种文化的同质性，而与下层子女之间则存在文化的异质性。
社会语言代码理论对于我们分析学生的文化特征与其课程适应的关系不无启示。学生来自于不同的家庭，文化层次不同的家长所使用的语言具有不同的文化代码特征，文化层次越高的家长，其语言愈带有精制代码的特征，而文化层次愈低的家长，其语言愈带有局限代码的特征。于是，文化层次不同的家庭子女便生活在具有不同文化特征的语言环境中，其语言也就逐步形成了相应的文化特征。
学校课程内容其实也是一种文化代码，作为从人类知识宝库中精选并加工而成的基本学习材料，学校课程具有普遍意义的逻辑联系和科学结构。这种学校课程乃是一种精制代碼，它与家庭文化层次较高的学生之间具有一定的文化相容关系，可谓同质文化；而与家庭文化层次较低的学生之间则存在着文化的排斥关系，可谓异质文化。这样，从表面上看，相同教育阶段的所有学生都享受相同的教育机会，学习着作为法定知识的相同课程，但实质上却学习着“亲和感”不同的课程。另外，为了保证教育目的的实现，政府会制定出选择教师的标准，以保证所选教师的合政府性，有时会制定统一的教学大纲，规定使用统一的教学语言，甚至统一的教学方法。因此，教师在讲授课程内容时所使用的语言也是具有精制代码特征的语言，不同阶层的子女在和教师的相互对话时也会产生或同质性或异质性的差别。所有这些情况都使家庭文化层次不同的学生在学习与掌握课程的可能性上存在着差异，并导致家庭文化层次较低的学生容易出现不适应课程的现象。
课程适应者可以比较顺利地实现主流意识的社会化，而课程非适应者则在实现主流意识社会化方面会付出较高的成本。课程就是这样再生产着主流意识，再生产着社会阶层。
（作者单位：玉林师范学院）
参考文献
1、皮埃尔•布迪厄,巴斯隆.再生产——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点[M].商务印书馆,2002.
2、皮埃尔•布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迪厄访谈录[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3、迈克尔•W.阿普尔.意识形态与课程[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4、李全生.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J].东方论坛,2003(1).
关键词：课程 再生产 主流意识 文化资本 社会语言代码
学校教育是实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再生产的最主要的渠道。这是一个社会之所以重视学校教育的主要原因，也是一个政府高度重视学校教育的原因。政府一方面对教育进行人力、物力、财力的投资，另一方面通过制定教育方针、教育目的、教育内容等实现政府的意志。课程是实现政府意志的最有力、最有效的工具。正是通过课程，再生产政府意志才得以完成。本文主要利用社会学的文化资本理论和社会语言代码理论对课程的再生产进行论证。
布迪厄和巴斯隆的文化资本、惯习和社会关系再生产等相关理论认为：课程，学校，乃至整个教育系统均是社会统治的工具，它是为社会稳定和现存的阶级阶层再生产服务的。教育（通过学校、课程、教学、考试评价等方式）为社会上权力的再生产和分配服务。学校不但加工个体，而且加工知识，它要对反复在教育中强调和灌输的意义进行筛选，这种筛选意味着学校再生产统治群体或阶级的文化专制，并通过其文化专制进行筛选。对学校而言，它是按照统治阶级的文化风格和标准来运作和筛选的，它在某种程度上只是简单的转化器，它将社会的不平等转化为学生学业成就以及人生前景的不平等。课程就是这种筛选的集中体现。
从知识发展的角度来分析，课程主要是一种知识形态，是科学知识的精华浓缩，是为知识的继承和发展服务的。课程作为一种“学程”，主要为学习者的发展服务。课程是中性的。这是一种应然性的课程。但作为课程内容的知识是一个人为选择的过程，什么知识最有价值？将哪些知识编进课程?这些决定受到社会主流意识的控制和影响，课程是为主流意识的再生产服务的，这是一种实然性课程。如在男性主义盛于女性主义统治社会中，课程的编制内容也反映出一定程度的性别歧视。有学者专门研究过中国的中小学语文和历史教材，发现其中存在着性别歧视现象。在教材中，女性出现的形象要远远低于男性出现的形象，而女性的出现主要表现在家庭类的场景中或是家庭类的延伸，如母亲、姐姐、教师、护士的形象，男性表现出来的就很不一样，领袖、将军、老红军、英雄人物、科学家等都是男的。另外，有研究生在毕业论文中对中国已出版的几套语文教材和历史教材中的插图进行了评价，发现其中在性别差异问题上存在偏差：插图中男性明显多于女性，而且男性所扮演的角色多为正面人物，而女性所扮演的角色多为反面人物。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郑兴荣教授，通过性别视角审视了我们的教育模式。他认为，在我们的学校教育中，有许多影响男女学生性别行为和态度的因素。除了教师的期待和指导以及课程的设置和辅导外，教材因素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1993年出版的中小学教材中，插图中明显是男性多，文章的主人公明显是男人多，文章的作者绝大多数都是男性，可能编辑教材的也绝大多数是男性，女性的比例较少。另外教材中的女性人物的榜样作用，无论是在时间和空间上，还有在生活经验上，距现在的女性都较远，即使有一些科学家、女政治家，如居里夫人、邓颖超等，对她们的描述也更多地集中在传统的性别角色方面。邓颖超应该说是中国少有的女政治家、革命家，她有很多传奇故事以及革命生涯，可是我们的教材中出现两次的革命家邓颖超的角色是什么？一次是为周恩来补衣服，体现了一个妻子的角色；另一次是受周总理的吩咐给小战士送雨伞、雨衣，体现的是一种关爱角色，但是她叱咤风云的一面在我们的课文上没有体现出来。
在《教育、社会与文化的再生产》一书中，布迪厄指出，学校教育是维持形式上教育平等的意识形态，实质上是再生产不平等社会结构的重要途径，而课程作为教育内容，作为合法化的文化，在文化再生产过程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在造成社会不平等方面充当重要角色。因为课程是作为一种象征符号在从事文化再生产，即通过课程资源的获得，建立起一种权力支配与被支配关系。尤其在现代社会中，教育是人们进入现代社会的通行证，教育的多少，文化符号拥有量的多少，导致将人划分为不同学识和能力的群体和个体。这样，课程变成一种象征符号性资源，文化符号的差异性直接影响着对课程的适应性。人们通过课程的学习，习得一种主流意识形态规定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按照课程提供的行为模式去实践和模仿，并力争内化为一种方法论，使自己成为主流意识期待的人。因此，课程实际上成为适应者学习、模仿主流意识的最重要的途径。适应者正是通过课程学习拥有了实现社会上升流动的文化资本。这样，课程作为文化资本不仅在于再生产表层次的社会文化，本质上，它所再生产的是社会意识形态和阶级关系，文化再生产与社会结构再生产及社会经济再生产是相辅相成的。由此可见，课程作为文化资本，从内容上看是指那些具有强迫性的社会主流文化，但从运作机制上看，却是以一种较为隐蔽的方式实施其根本性旨意与逻辑的，即它常常与个人的前途、命运、社会地位、个人成功与自我实现等联系起来，于是课程成为决定个体的身份、资格、财富的手段或标志。谁占有文化资本多，谁就有可能更多地占有政治资本与经济资本，反之亦然。所以，课程作为文化资本，不仅源于社会政治资本与经济资本，而且还可以转换为社会政治资本与经济资本，这可以部分地解释古代社会中“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以及造成今天学历社会的原因。
谁能成为课程的适应者？伯恩斯坦的社会语言代码理论给予我们一定的启迪。课程编制所使用的语言性质影响着学生对课程的理解和接受程度，使有的学生成为课程的适应者，有的学生成为课程的非适应者。伯恩斯坦的社会语言代码理论认为，人们日常使用的语言实际上是一种文化代码，它明示着言语者的文化特征。文化代码大致可分为两种：一是精制代码（elaborated codes），其主要特征是具有逻辑性与关联性，它主要存在于中上层阶级的语言之中；二是局限代码（restricted codes），其特征是特殊性与孤立性，主要存在于下层阶级的语言之中。伯恩斯坦认为，学校普遍使用的知识属于精制代码，因此学校知识教育与中上阶层子女之间有某种文化的同质性，而与下层子女之间则存在文化的异质性。
社会语言代码理论对于我们分析学生的文化特征与其课程适应的关系不无启示。学生来自于不同的家庭，文化层次不同的家长所使用的语言具有不同的文化代码特征，文化层次越高的家长，其语言愈带有精制代码的特征，而文化层次愈低的家长，其语言愈带有局限代码的特征。于是，文化层次不同的家庭子女便生活在具有不同文化特征的语言环境中，其语言也就逐步形成了相应的文化特征。
学校课程内容其实也是一种文化代码，作为从人类知识宝库中精选并加工而成的基本学习材料，学校课程具有普遍意义的逻辑联系和科学结构。这种学校课程乃是一种精制代碼，它与家庭文化层次较高的学生之间具有一定的文化相容关系，可谓同质文化；而与家庭文化层次较低的学生之间则存在着文化的排斥关系，可谓异质文化。这样，从表面上看，相同教育阶段的所有学生都享受相同的教育机会，学习着作为法定知识的相同课程，但实质上却学习着“亲和感”不同的课程。另外，为了保证教育目的的实现，政府会制定出选择教师的标准，以保证所选教师的合政府性，有时会制定统一的教学大纲，规定使用统一的教学语言，甚至统一的教学方法。因此，教师在讲授课程内容时所使用的语言也是具有精制代码特征的语言，不同阶层的子女在和教师的相互对话时也会产生或同质性或异质性的差别。所有这些情况都使家庭文化层次不同的学生在学习与掌握课程的可能性上存在着差异，并导致家庭文化层次较低的学生容易出现不适应课程的现象。
课程适应者可以比较顺利地实现主流意识的社会化，而课程非适应者则在实现主流意识社会化方面会付出较高的成本。课程就是这样再生产着主流意识，再生产着社会阶层。
（作者单位：玉林师范学院）
参考文献
1、皮埃尔•布迪厄,巴斯隆.再生产——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点[M].商务印书馆,2002.
2、皮埃尔•布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迪厄访谈录[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3、迈克尔•W.阿普尔.意识形态与课程[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4、李全生.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J].东方论坛,20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