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严宏昌家，客厅桌子上摆放着一张大约16英寸的邓小平照片。“他支持大包干，让农民过上了好日子，是我们农民的恩人。”严宏昌虔诚地说。
58岁的严宏昌，是30年前领头搞“大包干”的发起人之一。
勇敢的决定
“那天，就像今天这个时侯，太阳快要下山了。”严宏昌望着天空，燃起一支香烟，讲起30年前那个改写历史的时刻。
小岗生产队18个农民，由队长严俊昌和副队长严宏昌召集开会，决定分田单干、包产到户。严宏昌记得，他当时在一张毛纸上写下：“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全年的上交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严宏昌说，他们还订了协定：“分田到户，瞒上不瞒下，不许向任何外人讲；每逢午秋两季交粮油时，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当时，国家实行集体经济的人民公社体制，分田单干、包产到户是政策所不允许的。小岗的农民们显然意识到这样做的危险，但18个不愿再挨饿的农民还是在一张“生死状”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并按照中国最传统的方式摁下了鲜红的手印。
不过，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正是他们悲壮的决定，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艰难的探寻
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为大包干正名：“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
大包干后的几年，真是天时地利人和，小岗村粮食连年丰收，收入连年增加。严宏昌也跟村里人一样，搬出茅草房，住进了大瓦房。一时间，小岗成为当时农村改革的样本，全国各地乃至国外来参观的人熙熙攘攘。但随着粮食的日渐增加，卖粮开始难了；生产资料价格日益增高，单纯种地也无法富裕了。小岗怎么走？严宏昌们陷入思考。
80年代中期，严宏昌为探寻一条致富的路子，自费到全国各地考察，发现农民办企业可能是一个出路，并且找好一个加工塑料袋的项目。但回到村里一说，村民们并不认同他的想法。
严宏昌只好自己花1万元，买了两个塑料再生机器自己干，结果22天收回投资，6个月就赚了几万元。“这时有人找我谈话，说我搞资本主义，愣把动力线给撤掉了。这不，那机器现在还扔在家里。”严宏昌指着闲置在墙角灰蒙蒙的机器说。
到90年代,江浙一带很一般的农村都超过了小岗，更不用说华西村、南街村、大邱庄这些不断崛起的亿元村了，严宏昌和小岗村的干部村民每天都切身感到被甩在后面的落寞和致富的紧迫。
“看看别人的发展，心发慌啊。”严宏昌不情愿看到小岗“一年跨出温饱线，二十年没过富裕坎”。他认准了无工不富的道理，于是在1993年成立了小岗村农业实业总公司，希望引进项目办企业，壮大集体经济。在公司运作下，十几个带有小岗村名字的公司先后成立，但最终都夭折了。
光环照耀下的小岗人，在发展道路上艰难地寻找未来的出路，他们清楚，1978年的辉煌不可复制，而严宏昌也显出壮志未酬的无奈。
未来的出路
2006年的一天，严宏昌接到外省一个陌生人的电话，对方毫不留情地质问他：“你们当年搞大包干是好事，给全国农民带来了饭吃。这么多年好日子，现在你们又重走集体道路，是不是吃饱饭撑的？”
原来，安徽省在2004年给小岗派来一个党支部书记，叫沈浩。他为了小岗村再次起步，提出新的发展思路：成立凤阳县小岗村发展合作社，由小岗村、上海大龙畜禽养殖有限公司和滁州市粮食局持股，把以前一家一户的单干转变为发展合作社——统一返租承包。按沈浩的设想，合作社以每亩500元的价格租用农民的土地，租期暂定5年；5年后，农民可以土地入股分红，也可以重订租金；集中起来的土地，用来种植高效饲料玉米、有机蔬菜和树莓。
这事要搁在别的村可能并不稀罕，充其量不过是一次农民求发展的一种探索和尝试，但发生在大包干的起源地小岗，被称为小岗的“第二次土改”，在村里引起争论。
挺“合”派认为，只要能增加效益，把土地再次归拢起来也值。而以严宏昌为首的挺“分”派则反对走集体的路子，认为小岗是土里求财，粮食够吃，钱不富裕；农村没有工业富不起来，没有农业作为半壁江山也不行，担心农民回到大集体时代没有饭吃；在他看来，农业将来要搞规模化农业，生产也不一定要大家集中起来做。这场沸沸扬扬的争论其实也没什么结果，倒是土地出租后至今还荒在那里。
对于小岗这个交通偏僻，游离于市场经济之外的穷村子，面对变幻莫测的市场经济大潮，每一次艰辛的探索都体现着农民对富裕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年轻的吴广德正在自家的葡萄园里观察着葡萄架上的小秧苗的生长情况。“原来我家的地都是种稻子、黑豆和花生，每亩收成也就是1000多元的毛利。改种葡萄后，收益高出农产品的3至4倍。”吴广德不无得意地说，明年他准备再增加种植4亩葡萄，预计收入会达到3万元。
站在一旁的沈浩书记说：“这是我们在进行农业结构调整的一次很好的尝试，也是小岗村新农村建设三步走之一。第二步，我们将以大包干纪念馆红色旅游为依托，发展观光生态农业游和农家乐游。前不久，安徽省给小岗工业园批了2平方公里土地，用于招商引资，这是小岗发展的第三步。”
严宏昌也像当年大包干时一样，追求务实并善于思考。最近，他和凤阳县一家公司洽谈，想在村里成立建筑安装公司，这样村民们既能在公司工作，又不离家不离土，需要劳动生产时还可以下地劳动。“到工厂当工人，这是多少农民期盼的啊。”严宏昌说。这几乎是他和小岗人30年的愿望和追求。
无谓的争论是没用的，未来的出路只能在脚下。
58岁的严宏昌，是30年前领头搞“大包干”的发起人之一。
勇敢的决定
“那天，就像今天这个时侯，太阳快要下山了。”严宏昌望着天空，燃起一支香烟，讲起30年前那个改写历史的时刻。
小岗生产队18个农民，由队长严俊昌和副队长严宏昌召集开会，决定分田单干、包产到户。严宏昌记得，他当时在一张毛纸上写下：“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全年的上交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严宏昌说，他们还订了协定：“分田到户，瞒上不瞒下，不许向任何外人讲；每逢午秋两季交粮油时，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当时，国家实行集体经济的人民公社体制，分田单干、包产到户是政策所不允许的。小岗的农民们显然意识到这样做的危险，但18个不愿再挨饿的农民还是在一张“生死状”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并按照中国最传统的方式摁下了鲜红的手印。
不过，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正是他们悲壮的决定，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艰难的探寻
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为大包干正名：“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
大包干后的几年，真是天时地利人和，小岗村粮食连年丰收，收入连年增加。严宏昌也跟村里人一样，搬出茅草房，住进了大瓦房。一时间，小岗成为当时农村改革的样本，全国各地乃至国外来参观的人熙熙攘攘。但随着粮食的日渐增加，卖粮开始难了；生产资料价格日益增高，单纯种地也无法富裕了。小岗怎么走？严宏昌们陷入思考。
80年代中期，严宏昌为探寻一条致富的路子，自费到全国各地考察，发现农民办企业可能是一个出路，并且找好一个加工塑料袋的项目。但回到村里一说，村民们并不认同他的想法。
严宏昌只好自己花1万元，买了两个塑料再生机器自己干，结果22天收回投资，6个月就赚了几万元。“这时有人找我谈话，说我搞资本主义，愣把动力线给撤掉了。这不，那机器现在还扔在家里。”严宏昌指着闲置在墙角灰蒙蒙的机器说。
到90年代,江浙一带很一般的农村都超过了小岗，更不用说华西村、南街村、大邱庄这些不断崛起的亿元村了，严宏昌和小岗村的干部村民每天都切身感到被甩在后面的落寞和致富的紧迫。
“看看别人的发展，心发慌啊。”严宏昌不情愿看到小岗“一年跨出温饱线，二十年没过富裕坎”。他认准了无工不富的道理，于是在1993年成立了小岗村农业实业总公司，希望引进项目办企业，壮大集体经济。在公司运作下，十几个带有小岗村名字的公司先后成立，但最终都夭折了。
光环照耀下的小岗人，在发展道路上艰难地寻找未来的出路，他们清楚，1978年的辉煌不可复制，而严宏昌也显出壮志未酬的无奈。
未来的出路
2006年的一天，严宏昌接到外省一个陌生人的电话，对方毫不留情地质问他：“你们当年搞大包干是好事，给全国农民带来了饭吃。这么多年好日子，现在你们又重走集体道路，是不是吃饱饭撑的？”
原来，安徽省在2004年给小岗派来一个党支部书记，叫沈浩。他为了小岗村再次起步，提出新的发展思路：成立凤阳县小岗村发展合作社，由小岗村、上海大龙畜禽养殖有限公司和滁州市粮食局持股，把以前一家一户的单干转变为发展合作社——统一返租承包。按沈浩的设想，合作社以每亩500元的价格租用农民的土地，租期暂定5年；5年后，农民可以土地入股分红，也可以重订租金；集中起来的土地，用来种植高效饲料玉米、有机蔬菜和树莓。
这事要搁在别的村可能并不稀罕，充其量不过是一次农民求发展的一种探索和尝试，但发生在大包干的起源地小岗，被称为小岗的“第二次土改”，在村里引起争论。
挺“合”派认为，只要能增加效益，把土地再次归拢起来也值。而以严宏昌为首的挺“分”派则反对走集体的路子，认为小岗是土里求财，粮食够吃，钱不富裕；农村没有工业富不起来，没有农业作为半壁江山也不行，担心农民回到大集体时代没有饭吃；在他看来，农业将来要搞规模化农业，生产也不一定要大家集中起来做。这场沸沸扬扬的争论其实也没什么结果，倒是土地出租后至今还荒在那里。
对于小岗这个交通偏僻，游离于市场经济之外的穷村子，面对变幻莫测的市场经济大潮，每一次艰辛的探索都体现着农民对富裕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年轻的吴广德正在自家的葡萄园里观察着葡萄架上的小秧苗的生长情况。“原来我家的地都是种稻子、黑豆和花生，每亩收成也就是1000多元的毛利。改种葡萄后，收益高出农产品的3至4倍。”吴广德不无得意地说，明年他准备再增加种植4亩葡萄，预计收入会达到3万元。
站在一旁的沈浩书记说：“这是我们在进行农业结构调整的一次很好的尝试，也是小岗村新农村建设三步走之一。第二步，我们将以大包干纪念馆红色旅游为依托，发展观光生态农业游和农家乐游。前不久，安徽省给小岗工业园批了2平方公里土地，用于招商引资，这是小岗发展的第三步。”
严宏昌也像当年大包干时一样，追求务实并善于思考。最近，他和凤阳县一家公司洽谈，想在村里成立建筑安装公司，这样村民们既能在公司工作，又不离家不离土，需要劳动生产时还可以下地劳动。“到工厂当工人，这是多少农民期盼的啊。”严宏昌说。这几乎是他和小岗人30年的愿望和追求。
无谓的争论是没用的，未来的出路只能在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