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我17岁，跟随被打成右派的父亲来到大西北，在甘肃东部一个叫贾庄的村子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一缕阳光
　　在田间劳动铲地时，队长说谁干得快就是无产阶级，干得慢就是资产阶级。可身体单薄的我哪干过农活，刚铲了几下地，手就磨起大疱。理所当然，我总是在最后，也总成为大家嘲笑的对象。
　　一次铲地时，我又被甩在后面，心里很恐慌，拼命往前赶。干了一会儿，我发现前面的地被人铲过了，这一次我没有在最后，也没有被嘲笑。肯定有谁在偷偷地帮助我，一想起来我心里就暖暖的。
　　这以后，每次队长给我分完活，我在后面干，前面总有人帮我干。我决定弄清是谁在帮我。一次劳动时，我没有按顺序干，而是干了一会儿就去前面了。我看到了一个俊俏的身影，熟练地铲着我的地。她是村里最漂亮的姑娘，叫小娟。看到我，她转身跑开了。
　　又一次她正帮我干活时，我悄悄走到她身后，说：“谢谢你。”她羞涩地对我说：“不管别人怎样瞧不起你，在我心里，你一直是伟大的。”原来，她在报纸上看到了我发表的一首诗歌。就这样，我们慢慢地熟悉了。
　　她比我大两岁，总是把我当弟弟照顾。家里做了好吃的，她总是偷偷地带出来让我尝尝。她也多次来到我居住的仓库，把我弄得不像样子的屋子收拾得一尘不染。她的出现，给生活在暗无天日里的我带来了动力，让我的生活充满了阳光。
　　两心相印
　　不久，我们开始在村边的小树林里约会。有一次我对她说：“我要陪你一起变老。”她激动得流下眼泪：“那样就得娶我，你肯吗？”“我肯！”我毫不犹豫地说。但是她父母都反对我们交往，那个年代知识分子是最低贱的，瘦小的我干农活不行，更让她的父母瞧不起。为了让她离开我，她暴躁的父亲还动手打了她。
　　她父亲把她关在屋子里，抓紧给她找婆家。听说父亲要尽快地把她嫁出去，她开始绝食。在她的斗争下，她父母终于默许她和我交往。幸福来之不易，她的心情格外高兴。村里人都说她一朵鲜花偏往牛粪上插，她不管这些，只要能和我在一起就是高兴的。我也是高興的，但成了一些青年敌视的对象，因为我把他们心中倾慕的最美的花摘走了。
　　就在我们对生活充满憧憬时，祸从天降。因为我在报纸上发表的一首诗歌，里面有“让风暴来得猛烈些吧”这句话，一些造反派诬陷我有反革命嫌疑，整天拉着我批斗。我很快就习惯了，以前父亲受批斗时我也在旁陪斗，只不过现在我成了被批斗的主角。
　　我不在乎，小娟却很在乎。看着我被折磨得不成人样，她心里暗暗流泪，想尽一切办法偷偷地关照我，保护我。有一次，造反派连续两天不让我吃饭，批斗完了就把我关在黑暗的牛棚里。晚上我快饿昏了，正在绝望之时，门口忽然传来她轻轻的呼唤声。接着，门缝里塞进来一个热乎乎的煮鸡蛋。一时间，煮鸡蛋的香味充满了整个屋子，我顿时忘却了寒冷，忘却了遭遇的种种不公。我在心中暗暗发誓，将来出去了一定要好好待她。
　　不离不弃
　　随着“斗争”的深入，我被定为反革命，判了无期徒刑。在去往劳改场的当天，她哭着对我说：“我等你回来。”我忍痛对她说：“找个好人嫁了吧，别再傻等我了。”可她回答我的，仍是那句不变的“等我”。
　　三年后，“四人帮”被粉碎，知识分子落实政策。我也被平反，从劳改场提前释放。回到贾庄，一个意外的消息让我痛苦万分。在我被判入狱后不久，小娟的父亲就给她找了一个婆家，要把她嫁到十里外的另一个村子。她死活不从，又哭又闹，后来精神失常，时而哭，时而笑，不认识人，不认识路，生活不能自理。
　　南京老家的亲戚朋友纷纷来信让我回城，并给我联系工作。如果回城，我的面前将是一条充满阳光的大道，而我也将永远生活中愧疚和不安之中。我决定留下来。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来到小娟家。一进门，我就给她父母跪下了。她父母吓了一跳，以为我来找麻烦。可我说：“求二老答应一件事，让小娟嫁给我，我要照顾她一辈子！”小娟妈流着泪对我说：“傻孩子，你咋这么死心眼，委屈了你呀！”
　　此生无悔
　　在人们的唏嘘声中，我和小娟结了婚。
　　小娟神志一直处在不清醒之中，领结婚证时，是她妹妹代替她和我去的。当妹妹把写有她名字的大红结婚证书拿给她时，她拿着看了半天，一下子清醒过来，兴奋地叫道：“良子娶我了！良子娶我了！你们看这是结婚证书！”看到这一幕，所有人都喜极而泣。
　　小娟父母去世后，我带她回到南京。我们有了一个儿子，生活得安稳祥和。我在一家电视台应聘做记者，后来凭出色的才能升任副总编辑，还出版了几本专著，成了省内知名作家。而她，虽然没有完全清醒，但也能认识几个人，基本能够生活自理。
　　我和小娟的故事，令一些人称奇，令一些人感动，也令一些人觉得不可思议。有一位记者来采访我，问我和她生活这么多年后悔不后悔。我说：“我曾答应和她一起变老，在她遭受苦难时就不能弃她不管。在那样的年代，那样的情况下，我想每一个热血男儿都会做出同样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