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巴金最早曾以异域题材小说创作闻名，这些作品凝聚着作家的个人理想与抱负。靳以早期小说虽然也被冠以“异域情调”，但究其实，不过是把异域人物放在国内背景中，旨在书写个体的情感隐痛。巴金、靳以的这些小说，对他们个人的总体创作，都有极为重要的奠基意义，即巴金具有深广的创作视野与博大的人道主义情怀，靳以则因器局颇为狭小而难有更多建树。
　　关键词：巴金 靳以 小说 “异域情调”
　　在20世纪30年代，巴金与靳以的小说，都曾以“异域情调”而闻名于文坛。不过，二者的差别是十分明显的。在巴金的几部短篇小说集《复仇》《电椅》《沉默》中，多将故事背景设置在异域，人物也多取自异国，可谓真正的异域小说。而靳以的小说，不过是围绕落魄白俄人物展开叙述，其背景并非是真正的异域，而是常常取自北国哈尔滨。靳以的作品之所以被认为具有“异域情调”，一方面，是由于描写了来自异域的人物；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当时充满俄国风情的哈尔滨，为其作品带来了别样的色彩。二者的小说，虽都被冠以“异域情调”，实际上却各有幽怀。这些小说，对他们各自其后的创作，都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源头意义。
　　一
　　巴金的域外小说作品，具有较为宏阔的视野，举凡博爱情怀、家园寻找、世界主义、阶级意识等现代文学主题，基本都被纳入笔端。希望全人类都过上美满幸福的生活，与巴金长期信仰的无政府主义不无关联，深具悲悯性的人道主义情怀，贯穿于他的域外小说创作中。无政府主义最终的目的，就是通过消灭一切限制人自由发展的僵化组织与团体，使人类整体成为相亲相爱的大家庭。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都是无政府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在《亡命》中，老科学家的一段话，就是这些诉求的极好诠释：
　　我没有家，世界就是我的家，我无论走到什么地方，我都觉得是在我自己的家里。各处的人都一样地欢迎我，好像我是他们的一个亲人，一个同胞。国家的界限在我眼前消失了。……一想到将来四海一家的那一天，一想到我们子孙的无限幸福，我觉得一个人几十年的工作算不得什么，但是我已经得到很大的报酬。
　　这种具有明显乌托邦印记的世界博爱主义，在巴金的笔下比比皆是。然而，越是具有博爱的情怀，就越是对残酷的现实产生强烈不满，巴金的域外小说，一直充斥着浓郁的忧郁氛围以及无处安身立命的主调，诸如：“老实说这二十几年来我连一次也没有笑过。有时候觉得生活的担子太重了，我真愿意死。然而死也拒绝了我。”“一个人无可奈何地听凭命运的颠簸，忍受一生的痛苦，找不到一条反抗的路，现在还带着满身的创伤，到处漂泊，连一个安息的地方也找不到。”（《不幸的人》）“我知道他的话是真实的，但是我却好像在做梦。这样的事怎么会是可能的？在这样大的世界中竟然会有人找不到一个立足的地方！”（《亡命》）
　　因此，巴金的反抗精神也就越发明显。无政府主义具有较为驳杂的面目，其中一个典型特点，就是为达到目的不惜采取暗杀等暴力手段，这在巴金最早的小说《灭亡》中就有充分表现。不过，巴金对此一直具有强烈的反思意识，这也体现在其域外小说中。比如在《复仇》中，关于人类是应该冤冤相报，还是消弭仇恨，就进行了复杂而深入的探讨。{1}在《房东太太》中，通过人物之口，体现出鲜明的反战情绪和珍爱一切生命的底色：“如果生了儿子，单为着送出去受人虐待，让人残杀，还不如不生的好。至少我不能够生出儿子来让人残杀。”在《丁香花下》中，则站在客观的立场控诉战争的残酷：“战争已经在没有丝毫忧郁性的法国民族的精神上刻下一个不可磨灭的痕迹了。”希望全人类幸福美满和对现实人间的种种不幸的感概，就这样无时无刻不在巴金的域外小说中扭结着，这也构成了其总体创作的基调。
　　娴熟自如地采用“世界公民”的叙事视角，并生动形象地表现五湖四海人物的传奇人生，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巴金可谓具有开创性贡献。诚然，“凭借强烈的道德激情，巴金毫不费力地飞越了种族/文化的鸿沟，却不可避免地限于艺术的空虚”{2}。在广袤的世界情怀中，难免会走向宏大叙事的误区。不过更应该重视的是，正是在这样的“世界书写”中，体现出一个作家民胞物与、悲悯众生的博大胸怀。可以认为，延续了巴金整个创作旅途的人道主义情怀，早期域外小说实为滥觞。
　　二
　　1933年11月1日《现代》第4卷第1期，曾为靳以首部小说集《圣型》的出版，推出了这样的广告语：“作者在文章的气质上，是以个人的浓重的情感来打动读者的……罗曼的气氛，异域的题材，可说是作者文章的特质。”靳以《圣型》等描写异域人物的作品，之所以引起文学界的关注，可能有这方面的原因。近来对靳以的研究也有类似的说法，如认为“他的创作很有特点，即充满着异域情调和浪漫色彩”{3}。
　　实际上，靳以的代表作《圣型》，无非是写一个白俄女子对于中国男性的欺骗，其中流溢着本人刻骨的情感伤痛。《圣型》甚至在一开篇，就已经对主题做了较为明显的暗示：“我穿过了没有行人被灯光照得更寂寞的大街，就到了我那条湫隘的街上。那条街是沉在无尽的黑暗之中，像是没有一个生物。”显而易见，“我”由于“吃了女人的苦”，而正处于无尽的哀伤之中，故事全部围绕主人公这一心境而展开。为更好地解读《圣型》，不妨看一下另外两篇发表日期相近、同样发生在北国大地并出现白俄女子的作品。《沉》中的主人公在失恋后极度颓废，到舞场去消磨人生，并与白俄舞女逢场作戏，显示了刚刚失恋不久的作家既痛苦绝望又茫然无措的心理状态。《林莎》与《圣型》类似，写爱情受挫的男子与俄国女性的交往经历。不同于其他同类作品，“我”对这位曾欺骗过男子情感、后沦落风尘的女子寄予了一定的同情。三篇小说按发表顺序，由《沉》到《圣型》再到《林莎》，其间的情感浓度是呈渐弱趋势的。但是更应注意到，这种态势，实质上却是深入骨髓的女性观最终定型的折射。在《林莎》中，就不难勘破作家的真实心声：“若是肯稍稍减去些心里对女人的憎恨，也许同情就能更多一点。”“人到了经过一点事，除开那些有狭小的心的女人们，对于喜和怨，都成为淡淡的了。”
　　可见，靳以在创作以异域人物为主人公的爱情题材小说时，是别有幽怀的。亨利·詹姆斯曾将福楼拜小说中的异国情调视为“逃跑的策略”，并认为因此而忽视了对人性的描写。{4}靳以将爱情故事的背景设置在北国，而且经常以异国女子为主人公，也暗含一定的写作策略：既是追求新颖的表达方式，又是一种推远空间距离稀释爱情隐痛的诉求。不过，因为还是着眼于个人情感的维度，所以同样难以深入开掘人物的内心世界，并塑造生动饱满的形象。
　　如果说，《圣型》《林莎》等以白俄女性主人公为主的作品，还是不能摆脱情感困扰的产物，在描写俄国落魄男性的小说中，靳以则真正体现了一种博大的悲悯情怀。在《陨》中，描写一位流落中国北方的俄国贵族潘葛洛夫的悲惨经历。《陨》没有对他进行丑化的处理，而是通过他在中国所受到的欺凌，折射出人性极其势利的阴暗面，如来自俄国的奴仆对衣衫褴褛的主人公的恶劣态度。而主人公固有的贵族气质，又充分显示了其不愿失去尊严的独立人格。《纠缠》则生动地塑造了一个来自俄国的阿Q式人物。郭洛夫斯基过惯了养尊处优的生活，即使在流亡中也不可食无肉，因此常借钱度日，终因负债累累进行诈骗而被拘留。然而就在被允许外出的短暂时间里，他还逼迫妻子想法为他准备美食，在法警的监视下大快朵颐，而且不以为耻，一派悠然。小说以略带谐趣的笔墨，寄沉痛于悠闲，既谴责了主人公的自私与贪婪，也对其潦倒的人生境遇给予了一定的同情。文中的“我”，对主人公没有流露更多的厌恶，而是试图从不同文化的角度去理解他，“我们不能完全明了外国人，正如同外国人不能完全明了我们一样”。在结尾，“我”还“不能决定他是一个该受惩罚或是尚可以给一点同情的人”。
　　很可惜的是，在未来的创作旅程中，靳以并没有很好地继承《陨》与《纠缠》这种深厚的人文主义情怀，而是延续了爱情小说中对世事人生极端情绪化的偏激看法，从而大大影响了创作艺术质量。
　　在这方面，巴金庶几可以成为靳以鲜明的对照。正是把早期域外小说创作的人道主义精神充分扩展，奠定了巴金在现代文坛的大师级地位.